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决议)；讨论研究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部队缩编、中央苏区和红2、红6军团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

　　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不仅使中央红军按照新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灵活机动作战，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为留在中央苏区及其它苏区的党组织和红军制定了战略转变的方针，指导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实现了战略转变，保存了革命的力量，为坚持南方3年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

　　一、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面临严峻的斗争形势，迫切需要实行战略转变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2个纵队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中央红军主力撤出苏区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不久又宣布成立由项英兼任司令员的中央军区，“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5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四师和十军”，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

　　项英、陈毅临危受命，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地方武装及游击队接替红军主力防务，掩护红军主力集结，配合红军主力突围，保障红军主力行动，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得以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实行战略转移。

　　中共中央离开中央苏区时，赋予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任务是：在中央苏区领导红军和地方武装以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抗击进犯之敌，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的反攻；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进犯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除薛岳纵队、周浑元纵队追击中央红军外，其余国民党军队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迅速占领了宁都、汀州、石城、兴国、于都、瑞金、会昌等地。陈诚等指挥的国民党至队20多个师共20余万人，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组织地主武装，建立保甲制度，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中央区。在严重的形势面前，以项英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保卫中央苏区，抗击进犯之敌的指示，领导中央苏区军民英勇顽强地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当国民党军队占领宁都、汀州、石城、兴国等地后，中央军区命令红24师在汀州以南阻击河田之敌前进，江西军区独立团阻滞广昌之敌前进，独立第3团监视兴国之敌，独立第7团阻滞石城之敌前进。

　　11月下旬，国民党军东路第3师孤军冒进，由瑞金向会昌推进。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命令红24师在谢坊西侧的湾塘岗伏击敌人，以会昌地方武装作正面扼制，另命令福建军区独立团于瑞金河东岸阻击牵制增援之敌。这次战斗歼灭国民党军半个旅，击溃半个旅，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军区部队取得的第一次大的胜利。但是国民党军发现中央苏区仍有正规红军后，遂改急进为缓进，调集兵力，企图寻找红军决战。当时江西军区和省委由于敌人的迅速推进，没有来得及布置地方工作，同时仍集结独立团阻止和破坏敌人构筑堡垒，在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最后被国民党军围困在狭小地区而遭失败。

　　江西军区失败的教训，引起项英等中央分局领导的重视，他们开始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和在群众中进行游击战争的教育。同时开始认识到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红军主力的回师上，提出了“独立作战”和“坚持斗争”的口号，在战略指导上亦开始了初步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

　　1．派得力干部到各地领导游击战争。中央分局派张鼎丞回闽西；调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到瑞金西部地区组建中共瑞西特委并任

　　书记；调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到闽赣省委任书记；调中央审计委员会原主任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派中央政府土地部原部长胡海回吉安东固地区；派李乐天到赣粤边地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2．在“三角地区”党组织內和群众中进行游击战争的动员教育。为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中央分局首先在中革军委划定的瑞金、会昌、于都、宁都“三角地区”军民中进行动员教育。12月29日，项英在瑞西、瑞金两县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报告，号召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人“清剿”，提出“一切工作为着开展游击战争”，要求“每个党员要领导游击战争，要学习游击战术”，每个区应有一个基干队伍，要扩大独立营和区游击队，以便“来团结与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在于都宽田龙泉迳举办游击训练班，组织各县区游击司令部负责人学习游击战术。

　　中央分局在组织上、政治上实行的初步战略转变，对于一些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和以后游击战争的坚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在总体上仍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坚守“三角地区”指示的束缚，红24师和几个独立团依然采取正规战的作战方式阻滞和破坏国民党军对于“三角地区”的筑垒前进。1935年1月28日，红24师和独立第3团、第11团共5个团的兵力，进攻驻守赣县牛岭的国民党粤军第2师一部，由于部署失当，部队在激战中遭到严重损失，这是中央苏区进行正规战的“最后一仗”。项英和中央分局认识到牛岭战斗不但是“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

　　牛岭战斗后，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三角地区”进行“清剿”，于都、会昌一线贡水两岸的国民党军南北夹击，企图将中央分局等机关及红军部队封锁在狭小地区内一举歼灭，中央苏区形势日益严重。这时项英和中央分局“放弃期待野战军的观念，已正式提出独立自主的口号，对于当时整个斗争的严重性也有进一步认识”。中央分局在这存亡继绝的紧要关头，感到已无法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坚守“三角地区”的指示，开始酝酿突围和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问题。项英和中央分局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认识到必须改变斗争形式，实行战略转变。

　　二、中央分局数次致电中共中央请求指示，遵义会议的党中央讨论了中央苏区的问题，指示中央分局实行战略转变

　　中共中央分局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认识到必须改变斗争方式，但同时感到“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所以，项英和中央分局于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连续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中央苏区的严重形势，要求给予具体指示。项英在1月30日电文中提出：“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适应情况执行”。

　　2月1日又致电中央：“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同时提出：“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处”，但“目前四周无此条件”；“分散目标，便于游击，但各自为战，领导困难”。“我们行动必须根据全国形势与中央总方针决定，否则易于错误，影响工作前途”。2月4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与军委：“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在此期间，中央分局召开会议，研究分兵突围问题。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央苏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丰河；另一种意见是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向湘赣、闽赣等地活动，中央分局领导随部队行动，继续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2月5日，项英将两种意见报告中央，请中央立刻答复。“迟则情况愈紧张，则愈难。”（3）中央苏区的形势真是到了万万火急的地步。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1934年l0月率中央红军长征后，很少与中央苏区联系，中央分局多次请示，也未予答复。遵义会议前，虽说战争紧迫，但正如项英致中央电报中所说：“虽因行军作战忙，绝不是无复电的时间与机会。”这种无指示、无回电、无布置的情况，在客观上影响了中央苏区和各苏区的战略转变。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但常委尚未重新分工，博古仍然在中央负总责。所以，中央仍是对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无指示、无回电、无布置。

　　2月5日，中共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毛泽东被委任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进入党的军事领导核心。

　　当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讨论了中央苏区的问题，并给“项转中央分局”发出了“万万火急”电，要求中央分局坚持游击战争，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实行战略转变。电报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电报最后指出：“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由于敌情紧急，中央分局接到电报后，为了不被敌人封锁在于会河(贡水)北岸，当机立断，不等中央有关“决议详情”下达，立即向于都南部转移。在于都南部禾丰地区，中央分局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13日给中央分局的详细指示电。这个指示电指出：“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地方领导机关亦然。”中央在电报的最后强调指出：“目前正是困难与胜利的[分]水界，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坚持到底，争取党的路线的胜利。”

　　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扎西开会讨论中央苏区的问题，并先后两次发电给中央分局，为中央分局领导中央苏区红军和党政机关转变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实行战略转变指明了方向。

　　一是指明了中央苏区战略转变的方式。为了与游击战争环境相适应，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工作方式；彻底改变斗争方式，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许多庞大的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并具体提出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派得力干部到地方指导游击战争。

　　二是提出了战略转变后进行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中央要求中央分局要把“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作为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并指出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

　　三是为了领导和保证军事战略转变的实行，中央指示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经军分会讨论，中央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这些，都为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实现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战略转变确定了正确的原则，指明了方向。

　　三、中央分局按照遵义会议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原则，组织部队分路突围，领导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实现了战略转变

　　中央分局接到2月13日指示电后，根据中央“望你们讨论这一指示”的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决定“全部接受中央的指示”，彻底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并部署部队突围。2月19日，项英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2月21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各路部队突围方向及中央分局的行动。2月23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中央分局，指出在突围中应注意的问题：“所有出发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每一部队不要拥挤很多干部，即分局的一个团，也不应把分局的人都集中在一起，除项英、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团。分局带的工作人员全部不应超过10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项英和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中央分局领导人组织指挥被围困在于都南部地区的红军部队(红24师和一些独立团)和工作人员分9路陆续突围。这些部队分别由李才莲、陈潭秋、汪金祥、李天柱、龚楚、徐洪、蔡会文等率领突围，分别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项英、陈毅、贺昌等率红24师第70团在赣南、闽西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

　　在各部队分路突围后，项英、陈毅、贺昌于3月9日率第70团在于都南部地区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贺昌率部突围在会昌县天门嶂遭国民党军第89师包围，部队被打散，贺昌壮烈牺牲。项英、陈毅率部在安远县天心圩也遭国民党军截击，部队被冲散后转回于都上坪。随后，再度突围，途中遇代英县原县委书记曾纪财，由曾带路，项英、陈毅向赣粤边游击区转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分局实现了由苏区斗争方式向游击区斗争方式的转变、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这一战略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体现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中革军委对中央苏区和南方各地红军斗争的正确战略指导。改变了过去“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对中央苏区的错误战略指导，改变了过去要求中央分局领导军民保卫中央苏区、坚守“三角地区”、等待反攻的错误战略方针，而代之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正确战略指导方针，为坚持南方3年游击战争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