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陈独秀入狱后，身为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一名工人的潘兰珍，出于对陈独秀的爱慕，曾只身前往南京，无论是夏迎灼灼骄阳，还是冬顶漫天风雪，三天两头一趟一趟地去老虎桥，为身陷囹圄的丈夫送牢饭。那时，潘兰珍并不知道陈独秀是否还有生还希望，尽管国民党当局迫于国际国内的舆论，将陈独秀的徒刑由15年改判成了8年。

　　出狱后，夫妇俩一路颠沛流离，寄人篱下，但妻子毫无怨言，只顾悉心照料丈夫，真可谓体贴入微。尤其是在初到江津的日子里，与陈独秀的上下四代人同住一室之际，由于兰珍的孝顺、勤恳，赢得了陈独秀一家老小的尊重和喜爱。松年一辈尊之为母，松年下辈呼她为二奶奶，陈独秀的母亲谢氏则叫她为二娘子。

　　此时，陈独秀哽咽着道出了肺腑之言：“兰珍，……我死，死后，你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记住，自主，自立……”一阵激动噎住了他满腹的千言万语。

　　“先生……”兰珍抚着丈夫的额头，一声悲怆的呼唤，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陈独秀喘息着，蓦地，他那双目直对着房顶喟然长叹一声：“我的‘小学’、‘小学’，我只注到‘抛’字呵，可我，就要抛、抛它而去了……”一颗浑浊的老泪，从陈独秀的眼角慢慢滴下来。

　　从此以后，他便是不断的昏迷、呓语，呓语、昏迷……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这位以创办《新青年》杂志首创“科学与民主”，领导五四运动以及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而闻名于世的“思想界明星”，就在那满目的凄凉中，无比惆怅地离开了他始终关注着、热爱着的人生，享年63岁。当时守在他病榻前的，只有妻子兰珍，儿子松年夫妇，孙女长玮、长玙，侄孙长文和北大学生会的何之瑜，以及前往探视的包惠僧等8人。

　　1942年6月1日，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邓燮康家的茔地——康庄，隆起了一座背靠青山、面临长江的坟冢。一代英豪，就在这凄风冷雨中走完了他颇具争议的一生。1947年，根据陈独秀的遗愿，陈松年将其灵柩运回故乡安庆，与他的原配夫人合葬于市郊十里乡的叶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