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问题的最初提出到最终解决，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漫长过程。1936年10月21800人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甘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过去的党史认为，这是按张国焘的擅自命令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西逃跑。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大军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战斗前进。

　　世纪80年代初，与我一直工作相处近三十年的老战友朱玉同志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但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

　　对这一问题如何定性和解说，关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红军两万多将士的荣辱声誉，理应作出正确回答才对，决不应再继续将错就错下去。

　　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就了短文《“西路军”疑》，报送到了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极为重视，将《疑》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之，朱玉于1981年3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寄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希望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

　　党史研究室主持日常工作的廖盖隆副主任将此文交给本室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和提出意见。

　　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

　　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作为对回答者的回答。

　　双方文章观点互相对立，但由于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属绝密级，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无影响。

　　与此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并开始了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并得到了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林浩和院党史教研室领导段浩然的支持。

　　由于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一时间，某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此事决非偶然，有强烈针对性。朱玉和我商量，由我出面在几份有影响的史学杂志上，向传统观点的坚持者和公开附和者请教、磋商以至争论。人们很快被吸引过来，议论纷纷。

　　由于这些争论来得突然，全国党史研究会的领导也一时不晓得如何应对才好。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几乎年年召开，每次开会，主持人都要一次再次地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但是越宣称不讨论，人们的兴趣和议论越多。

　　李先念接到小平同志批转的朱玉《疑》文和批示后，派人用不少精力和时间(约一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总指挥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于1983年2月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他在文中归纳说：“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同志阅看。陈云是1936年秋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