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独秀的心目中，邓仲纯那副眼镜后的双目，永远流溢着真诚。他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作为安徽同乡，曾与陈独秀一道留学日本，尔后，又一道回国参加过革命。

　　陈独秀夫妇边走边问，好不容易才找到江津城关的黄荆街83号，这儿是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

　　进到会客厅，一名护士打扮的中年女人，先是忙不迭地打洗脸水、让座、沏茶，然后急匆匆地跑去禀告邓太太。从护士口中，陈独秀方知邓仲纯“失约”系临时有急诊外出了，心中的一股火气一下子消了。想到总算寻得了一个可靠的归宿，即将与阔别多年的老友相聚，一丝笑意浮现在陈独秀的嘴角。

　　又过了好一阵，那位护士面带尴尬磨蹭着踱进屋，讷讷地告诉客人说：“哎呀！陈先生，邓太太说她身体不舒服，不便会客……”

　　“不会客？！”陈独秀一时愕然，睁大双眼，好半晌开不得腔。

　　“大姐，你没说，我们是邓先生邀、邀来的吗？”潘兰珍窘了，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连声音也小得听不清楚。

　　“唉，邓太太说，她这儿房子紧，请你们另外想想法子……唉，陈先生、陈太太，你们看啷个办喔？我们邓太太的脾气，你们恐怕是不知道的……”

　　听了护士的几句话，陈独秀真好像置身冰窟再被一瓢冷水从头淋下。潘兰珍紧紧地咬着下嘴唇，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邓太太一直是将陈独秀当作“危险分子”避而远之的。早在1919年6月，那天，当陈独秀在北京一家屋顶花园向下抛撒传单被埋伏的一群密探抓捕时，楼下的邓仲纯仍在台球场内旁若无人地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挨次放到茶桌上。要不是被押下楼的陈独秀有意大呼大嚷，以暗号通知，那天的邓仲纯当然也成了军警捕获的又一个“猎物”。得知此事，受惊不小的邓太太常在丈夫面前喋喋不休，煞是抱怨。

　　两年后的一天，陈独秀领着一个陌生人，极其神秘地住进邓仲纯家中。此事因邓仲纯一再打招呼，除保证招待好两位客人的住宿外，还得千方百计确保他俩的安全，弄得邓太太整天提心吊胆，好生不快。后来她才知道，那个陌生人叫瞿秋白，他和陈独秀是一道去苏联的……

　　邓太太对这些旧事总是耿耿于怀，心有余悸。今日正巧她家先生外出，邓太太心一横，便赏了来客一个闭门羹。

　　“好，好！我们走。我宁可暴尸街头，也不愿寄邓太太篱下！”陈独秀临走时忿忿然地嘟哝了一句，他的脸色也由绯红转到铁青。

　　陈独秀不再顾及小客栈的简陋和肮脏，在那儿租下了一间单房。4天后，经过另一位同乡方孝远的介绍，陈独秀夫妇住进了东门郭家公馆的一间屋子。

　　稍事安歇后，陈独秀即给避乱赴渝的三子陈松年发去一信。陈独秀在给儿子的信中，不无感慨地略述了江津的这一段遭遇：“……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方太太到渝，谅已告诉了你们，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到重庆矣。倘非孝远先生招待（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幸房东见余进退两难，前日始挪出楼房一间聊以安身，总比住小客栈好些，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未同来也……”

　　不幸丧母

　　如果说，投宿遭拒是陈独秀到江津后生活上的一次小小挫折，那么接踵而来的丧母，则是给了他精神上的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年秋，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与其安徽同乡，决定把他们筹办的国立九中设在江津。所以，松年很快就带着妻子、长女，陪同祖母谢氏来到了江津，与陈独秀同住郭家公馆。时至初冬，经邓仲纯的再三恳求，并为其太太做了一番“自谴”，陈独秀遂举家移居延年医院。

　　陈独秀自1913年从家乡安庆逃亡后，便一直在外，漂泊不定、四海为家。分处天南地北几十年的一家人，这次却在异乡团聚，四世同堂，从而使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