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地下医院巨大的工程量仍令旁听采访的军王庄村年轻人们惊叹不已：“前几年我们挖了个直径三四米、深四五米的地窨子，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挖了两三天，挖出来的土用马车拉足足拉了三十多趟。当时人们能把全村地下都挖通，简直不可想象。”杨国丰解释说，那时候天一擦黑，男女老少便自动来到工地，一直干到天亮。男的在地下挖，女的在上面运土。“为了方便晚上活动，村里家家户户都不再养狗。”

　　“地下医院正式建成了，周围县的伤病员都往这边抬。”但伴随着伤员不断送到医院来，军王庄有医院的消息，终于还是传到了鬼子的耳朵里。“那时候鬼子一来就问‘哪里有洞口’，有次差点儿把我们村长杨庆丰活埋了。”杨国丰回忆说，那天鬼子包围村子后，便将全村的人集合起来开会。挨个审问无果后，鬼子恼羞成怒，转身抓住杨庆丰的前胸，瞪着眼睛威胁道：“青(县)沧(县)交(河)八路的伤兵，统统的抬到你们村子，我的知道，你不说实话，埋了，埋了!”

　　鬼子把杨庆丰绑了起来，推到一个猪圈里，逼群众去活埋杨庆丰。村民们便故意把粪土倒在杨庆丰面前，看起来土已埋到了胸口，其实连衣服还没有弄脏。“太阳快下山了，鬼子也没抓到把柄，只得走了。”

　　“堡垒户的存在，并非完全靠一两个人的民族感情支撑。”陈文礼通过对大量堡垒户的走访调查发现，“相比个人行为，更确切地说，成熟期的堡垒户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严密的组织行为。比方说，‘五一大扫荡’后，束鹿县（今辛集市）曾接到上级的指示，要求区区建立堡垒村，村村要有堡垒户，每个干部有堡垒户。堡垒户的建立是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工作，堡垒户的思想教育工作也堪称是常抓不懈的系统工程。”

　　杨国丰自豪地告诉记者，虽然当时站在军王庄房顶上转圈看，东南六里的西辛店、正东七里的两合铺、东北五里的倪官屯、正北五里的梁家店、正西五里的范村、正南二里的武屯都筑起了岗楼，“但鬼子一次都没发现过我们这儿的洞口。”

　　“地下医院将一个个堡垒户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坚固的堡垒村，可以说，是堡垒户发展的一个极致。”据宋学民介绍，堡垒户普遍存在于冀中和冀东地区。无论是“五一大扫荡”后的冀中，还是日本大面积制造无人区的冀东，“往往越是抗日艰苦的地区，越有众多堡垒户的存在，堡垒户对抗日斗争的坚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