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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今天大部分人来说，“地道战”只是一部熟悉的经典电影，可对78岁的正定县高平村民禇兵辰来说，它却是敌人来时让自己得以幸存的保护伞，而在92岁的高阳县八果庄村民邢玉田眼里，它则是自己所在的游击小组在战斗中成长的真实写照。

　　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广袤的冀中大地上出现了一道总长度超过1.25万公里的地下长城，它是敌强我弱形势下，燕赵儿女勇敢与智慧的结晶，是改造平原地形、改变有利于敌不利于我局面的独特创举，是使麻雀战、地雷战、冷兵战、伏击战等有机结合，在平原地区巧妙开展普遍游击战的重要形式。

　　随着战火远去，敌后抗战中大显身手的地道大多已消逝无踪，如今，只能通过寻访亲历者和重要知情人，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地道战。

　　敌人扫荡逼出“蛤蟆蹲”

　　1941年12月的一天，保定市高阳县八果庄村，一队200多人的日伪部队正在快速接近。

　　冬日的肃杀，让这个本就无险可守的平原村落早已失去了青纱帐这唯一的天然屏障，一场浩劫似乎不可避免。

　　“鬼子和伪军进村之后，立刻展开疯狂的搜索。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打破了平静，几名敌人当即被地雷炸死、炸伤。紧接着，村里的高房上枪声响起，被打蒙了的日伪军只能四处寻找地方隐蔽。等他们回过神来反击，却根本找不到我们的人。”如今，92岁的八果庄村民邢玉田身体仍然结实、头脑也很清醒。70多年前，还是年轻小伙儿的他，作为八果庄村抗日游击小组组长，参加了那场利用地道打鬼子的战斗。

　　最终，占领了村子的敌人，不堪忍受冷枪冷炮的袭扰，扔下了30多具尸体，狼狈撤退。这，对当时人数有限、武器奇缺的八果庄民兵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战绩。70多年过去，邢玉田仍清楚记得本报的前身之一《冀中导报》当时报道这一战斗所用的标题——《八果庄青年英勇 爆炸敌人血肉纷飞》。

　　邢玉田并不知道，这场放在整个抗战全局中似乎并不起眼的战斗，却因其特殊性，成为后来研究者们眼中一个重要战例：它标志着地道的作用从早期单纯用于藏身，向着能藏能打的方向发展。

　　“地道可以说是冀中平原智慧的结晶，它是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早期的地道比较简单，不能打仗，其作用仅限于藏身，而最早的冀中地道大约开挖于193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研究员王聚英告诉记者。

　　王聚英介绍，与其他抗日根据地不同，冀中根据地基本是平原地形，相较于山区，这里开展游击战争难度更大。“为了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改变冀中平原地势平坦、城池坚固，有利于敌、不利于我的状况，1938年，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组织人民掀起了破路、拆城和改造平原地形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却无法完全避免敌人的搜捕和烧杀抢掠。据不完全统计，抗战爆发到1939年，侵华日军在冀中平原就制造了杀害10人以上的惨案140多起，杀害群众、干部约1.2万人。

　　“为了避免大量伤亡，部分干部群众就偷偷在野外挖地洞躲藏起来。后来，人们又转入村中，在村里秘密挖洞，敌人来了就藏进洞里。这种洞穴起初被称为‘蛤蟆蹲’，在蠡县一带比较普遍。”王聚英说。

　　而时任中共蠡县县委书记的王夫，对地道在蠡县的率先推广，起了重要作用。

　　“受百姓利用‘蛤蟆蹲’藏身的启发，父亲指示地方工作团的干部选基础好的村落，在偏僻院落挖秘密地道，让院院相通、家家连接。当时，蠡县的中孟尝村和刘铭庄距敌人的据点最近，经常被敌人骚扰。于是，县委就把这两个村作为挖地道的试点村，进行地道挖掘。”2015年7月9日，在石家庄的家中，王夫的大女儿王刚向记者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王夫在蠡县进行的这一尝试便是冀中地道的起点。

　　王刚告诉记者，中孟尝村和刘铭庄地道刚挖成的时候，敌人去扫荡，工作团的干部和武工队利用地道做掩护和藏身，打了几个胜仗。但不久后的一次战斗，证明这种地道仍有很多不可取之处。1940年深秋，时任蠡县县长的董志坚在刘铭庄因敌特告密而被包围。当时董志坚所在的院落没有地道，他一边和敌人交火一边向有地道的院落跑，但还未跑进地道就壮烈牺牲。

　　血的代价表明：即使有了地道，但洞口少、洞浅，且地道长度短、不能连成片的话，也不能有效保护自己。

　　为了生存且有效地打击敌人，王夫他们不断改变策略，在蠡县的各抗日村镇逐渐发展起了网络地道，即各家相通、各街相通、各洞相通。有的村还发明了连环洞，即洞下有洞、洞中有洞，有真洞、有假洞，令人眼花缭乱。地道能有效保存我平原军民有生力量的优势，终于显现出来。

　　蠡县“地道战”的经验引起了冀中党委的重视，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政委程子华听说后，肯定了地道战为冀中平原的典型战术，还派人到蠡县的各村考察，将这一经验向整个根据地推广。

　　作为和蠡县接壤的临县，高阳县自然成为较早学习推广地道的地区，这便有了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场“八果庄战斗”。

　　“‘八果庄战斗’在当时还属于个例，地道真正从保存自己的防御性设施变成同敌人作战的战斗堡垒，始于‘五一大扫荡’后。”王聚英说。

　　从被动躲藏到藏打结合

　　“那天听说鬼子来了，我们全家就都跑进了地道，没想到他们竟然在洞口点火，还向地道里施放毒气。人被呛得根本呼吸不了，鼻涕和眼泪都止不住。”回首往事，81岁高龄的定州市北疃村村民李钦友至今十分激动，谈到中毒气的感受时，他竟然不自觉地咳嗽起来。

　　那一天，李钦友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因忍受不了呛人的毒气而逃出地道，结果被日本兵用枪打伤，后来不治身亡。就在那一天，李钦友的两个姑姑被活活烧死，而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其他亲人则被毒气熏死在地道里。

　　最终，李钦友一家8口只有6岁的他和姐姐活了下来。

　　李钦友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是1942年5月27日。当天，作为1942年5月对敌后根据地发起的“五一大扫荡”的一环，日军第110师团第163联队第1大队于清晨从定县（今定州）县城出发向南扫荡，在距县城22公里处遭遇八路军并发生战斗。

　　当时，八路军在被包围之后分散突围，少量受伤八路军士兵与大量村民进入包围圈内的北疃村地道隐蔽。不幸的是，日军在进入村庄后发现了地道入口，并向找到的地道入口内投掷催泪瓦斯和毒气瓦斯。地道内的村民和受伤八路军士兵中，很多人因窒息而死。无法忍受毒气的人们在冲出地道口后则被刺刀刺死或被开枪打死。

　　日军的暴行共导致800余人遇难，村中120余户中，24户被灭门。这就是著名的“北疃惨案”。

　　“到1942年，冀中地区的地道斗争已经全面展开。在当时来说，北疃村的地道构筑算比较好的，却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这当中固然有日军残暴毒辣、施放毒气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地道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地道长度不够，敌人一来扫荡，附近十几个村的百姓都挤到北疃地道里；地道没有防毒设备；地道斗争缺乏组织性，地道口没有武装警戒；地道战没有和地雷战相结合。”曾长期调查北疃惨案的河北大学原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陈俊英教授分析。

　　血的教训引起了各地抗日军民的注意。1943年2月，冀中区党委提出大力开展地道战，建设天、地、阴三通（即高房工事相通、院与院相通、地道之间相通）战斗村。1943年4月13日，冀中军区指示，要求全区普遍开展地道斗争。

　　1943年3月，后来成为共和国开国中将的旷伏兆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第十军分区任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

　　“我父亲刚到达十分区的第二天，在二联县杨庄村（今属雄县）和同事谈工作时，突然遭到数百名日军的包围。父亲当机立断，让十几个同志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分散突围。他在群众的掩护下，匆匆钻进了一个仅能容纳一人的，设在鸡窝下的小地洞里，在里面一待就是三个小时。”虽然已过去70多年，记者仍能从旷伏兆之子旷雄伟的讲述中，感受到那次遇险时的惊心动魄。

　　就是这短短几个小时的地洞经历，让旷伏兆萌生了改造地道的构想。“从洞中出来后，父亲对这次遭遇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分析，觉得只靠简单的地道被动躲避是不行的，必须另想能藏、能打的有效办法。”

　　经过研究，十分区决定派作战参谋任子木和熟悉本地状况的高荣到二联县米南庄，进行挖掘地道的试点工作。他们到达后，根据村庄的地形，把全村主要道路的地下用“中”字型通道连接起来，在地道内还修筑了防烟、防火、防毒和防水的四防设施。

　　“父亲自始至终都关注着地道的挖掘工作，还亲自设计地道挖掘图：将地道挖下一段后，再往下挖1米多深，又向前挖1米多长，再往上拉，形成‘凹’字形；往下挖的洞口是用坚实的‘预制构件’木匣子制成的，预制的木匣子里装满和地道一样颜色的土作为伪装，游击队员只要从下面一推，既可以爬出来，也可以让外面的人进入地道；若敌人发现洞口，进入地道，地道内的人可以利用内部设置的观测系统，通过枪眼观察敌人的动向，找机会消灭敌人，让进入地道内的敌人无路可逃。”旷雄伟说。

　　随着地道战实战经验的积累，根据地军民又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进行了不断的试验、改进，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战斗地道趋于完善，形成了一个个“村村是阵地，天（房顶上）、地（地面）、阴（地下）三通”的杀敌堡垒。

　　一时间，冀中地道纵横交错，据统计，规模最大时总长度曾达1.25万公里，组成了复杂的地下长城。

　　以小代价换取大胜利

　　“3·23战斗结束，我跟着大人从地道里钻上来，一眼就看见我们家院子里有具鬼子的尸首，身子都炸烂了，就剩一条胳膊一条腿。”小名大炮的正定县高平村村民禇兵辰出生在1937年正定城沦陷的炮火声中，回忆起动荡的童年，如今禇兵辰最难忘怀的就是1945年发生在本村的3·23战斗。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高平3·23战斗就是电影《地道战》中那场最后决战的原型之一。

　　“电影《地道战》里的各种地道样式、作战方法，是我们集合了好几个不同地方的素材，经过艺术加工而展现出来的，但这绝不是凭空臆想，而是以当时的实际情况为基础的。电影拍摄之初，我们曾到河北20多个村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搜集到了很多材料，才逐渐使剧本丰富起来。”电影《地道战》导演任旭东已经91岁高龄，谈起地道战，仍然滔滔不绝。“其中，正定高平村的地道斗争为电影《地道战》的拍摄提供了大量素材，《地道战》中的村名‘高家庄’就源于高平村。”

　　高平村位于正定县西北部，距正定县城16公里。抗战时期，高平位于平原至太行山区的一条交通线——正（定）灵（寿）大道北侧，人口2000有余，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有效防止日伪军扫荡，自1942年冬，高平村便开挖地道，先后共挖掘30余里，挖成了三条干线、若干支线，地道串联各地道口、井口、村中心、房顶工事、雷区，形成能防能打、能吃能住、能躲能藏能转移的地下连环工程。

　　1945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大势已去的日军纠集正定、灵寿、新乐、行唐四县日伪军以及汉奸、特务共一千余人，携带轻重机枪、钢炮、毒瓦斯和燃烧弹等武器，向八年抗战期间从未被彻底征服的高平村合围。

　　“巧的是，当时咱们正搞‘村村联防’，上级筹集的一大批手榴弹存在高平，还没来得及发放到其他村子。敌人来了，这些手榴弹正好派上了用场！”担任过高平村抗敌斗争纪念馆馆长的褚兵辰告诉记者，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电影地道战中高全宝的原型村民兵队长刘傻子带领民兵，站在房顶制高点用手榴弹痛击敌人。敌人发现目标后，集中强大火力向他们扫射，他们当即撤出屋顶工事，把敌人引到一个地道口前。

　　“敌人以为发现了地道入口，兴奋不已，马上责令伪军下挖，不料一声巨响，几名伪军当即被炸倒。随后，民兵先后拉响四五个地雷，炸死炸伤敌人数十名。地道战结合地雷战，把敌人打得走投无路，仓皇逃跑。”禇兵辰说，到当天下午三四点钟，战斗就基本结束，取得了毙伤日伪军59人的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