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创造性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游击战争，运用游击战、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战法，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零敲碎打地消灭敌人，极大地牵制、消耗了敌人实力，让日本侵略者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正如毛泽东所说：“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这一正确战略方针的制定，也经过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洛川会议上的不同意见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徐向前等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对于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的表述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主张，与会的同志基本是赞成的，但很多人又有许多不同看法。

　　分歧就在于怎么看待运动战。

　　聂荣臻回忆道：“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指毛泽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

　　有研究者认为，在会议上完全赞成毛泽东主张的，只有关向应、贺龙和聂荣臻几个人。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都或多或少表达了对于打运动战的强调。

　　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就提出了“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的不同说法。一些同志更多地强调红军要配合国民党多打大仗。

　　作为直接指挥作战的八路军指挥员，彭德怀的想法为毛泽东特别注意。据彭德怀回忆，在洛川会议上，他就作战等问题同毛泽东进行了个别交谈。彭德怀认为，红军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他建议在“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后面加上“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彭德怀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由于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是记得这一句。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念主次不分地混淆起来。”

　　运动游击战、游击运动战，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然而，是更多地强调运动战，还是更多地强调游击战，其实是有重要不同的。毛泽东后来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里最重要的区别是：集中兵力打仗，还是分散兵力做群众工作。“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独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

　　由于红军出兵在即，会议对游击战战略方针没有来得及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洛川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实际上是一种折衷的产物。

　　为了在组织上确保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分会（后通称华北军分会），负责华北八路军的作战指挥，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任弼时为秘书长。

　　一边打仗一边讨论

　　尽管洛川会议确定了八路军的军事战略方针，但思想上并未真正统一，很多同志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因此，在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毛泽东对前线指挥员能否贯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并不放心。为了提醒前方指挥作战的领导人，毛泽东在9月下旬连续5次致电华北军分会。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率八路军总部抵达太原的朱德于9月25日同彭德怀等人发布训令，要求各部队“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使敌陷入我群众和游击战争的围困中，断绝其后方运输，增加敌人之恐慌和疲惫，分散敌人兵力。”

　　毛泽东看了这个训令，深感欣慰，立即于次日电告八路军各师领导人：9月25日八路军总部部署方针的训令“是完全正确的，各级领导同志应提起百倍的毅力，坚决为这一训令的一切方针而斗争”。

　　然而，就是在9月25日发生的一件大事，让前方的同志们意见再次出现了分歧。

　　9月25日晨，林彪、聂荣臻率八路军115师主力向正在开进的日军板垣师团一部及辎重部队发起突袭，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军械物资。这是一场典型的运动战。平型关之战，八路军虽付出了不小的牺牲，但给全国带来了华北战场上第一个振奋人心的胜利。

　　作为战场的直接指挥员，林彪对于平型关大捷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他后来撰文指出：“我军（指八路军）在目前兵力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的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但同时，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使得华北军分会的领导同志受到极大鼓舞，他们在交流意见时认为：“‘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二十万，有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

　　这个时候，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对山西战局的看法也存在分歧。据杨尚昆回忆：“少奇同志认为，在强敌面前华北早晚要沦陷，我们还是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为好。恩来同志认为应当照顾统一战线，任弼时同志则说少奇同志是‘民族失败主义’。”

　　杨尚昆回忆说：“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发出一本小册子《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是由任弼时起草的，就把这种分歧写了进去，说：‘必须反对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与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毛主席看到这些话很不高兴，因为他的想法同少奇同志比较接近，10月17日，他同张闻天致电前方，说：‘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

　　对华北军分会这个指示，任弼时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承认，他们当时“对国民党进步估计过高”，对“自己力量估计太大”，本质是“轻敌”。

　　后来的战事发展证明，华北军分会对于形势的估计的确是错误的。11月8日太原失陷，华北国民党正面战场迅速崩溃。毛泽东在给朱德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

　　王明回来了

　　正当八路军各部队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全面转入敌后游击战争的时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从苏联回到国内。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了批评。

　　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明提出的最著名主张就是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此外，他还轻视游击战的作用，主张八路军要打运动战，成为全国打胜仗的模范。

　　由于王明说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有些与会者受其影响，对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批评，认为八路军机械地进行山地游击战而不采用运动战是不对的。毛泽东在会议上，一时处于少数派的地位。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三月会议”，王明继续坚持他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观点，附和国民党“统一军令”的主张，竟然提出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各抗日军队都要确定和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慷慨陈词，据理力争。

　　事实上，就此时华北战场全局情况而言，八路军各部队已深入敌后发动游击战争，游击战已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王明的主张在实践中并没有造成多少直接影响。至1938年春，八路军已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

　　游击战略最终确立

　　4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等发出《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

　　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思想的提出，使我军独立自主游击战战略方针的内涵更为丰富，也更为完善。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对于如何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1938年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二是传达了“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