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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山环抱的京都 |
2007-07-04 14:52:16 |
来源:《日出东方》 |
作者:阎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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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村,倒看不出跟往日有何不同。早先住上了部队也是这个样子,不过是多了一些穿灰军装的人。
这个“工校”的人,一律是浅灰粗布军装,乍一看便认为,又住下了部队。只不过除了村西头住了一警卫连,衣帽戴有领章帽徽,别的“学员”和“校长”都是光的。连警卫员也一样,他们的手枪都掖在衣襟下面,看不出是带枪的军人。
这些警卫员,要是跟着胡校长(刘少奇化名胡服)或朱校长(朱德)出来散步,还真像是校长和学生的关系,边走边谈,似在讨论问题。
我们这个村子住得稀稀拉拉的。村中有条路,东西长2华里。有的人家住在路边,又有多半人家虽靠近路边,却又不在路边,门前有块打麦场,或者一块园子地。还有两面三刀段儿,路的两边全是粮菜兼作的好水地。可这条路又起着贯穿整个村子的作用,别又无个大街胡同什么的,便也称为大街。三奶奶买回点针头线脑,四婶问“哪买的?”三奶奶说“在大街上。货郎子在大街上哩。”她说的大街就是这条路。
我回到家,放下那个沉甸甸的手提箱。刚擦把脸,爷爷就给我讲起一个故事。讲的是刘少奇和朱老总走到这山庄僻壤的西柏坡来,进村就干下了惹人注目的一件事:
这条村中街路的东头路南,有二爷家一块麦田。那时小麦秸杆儿高,长好了能漫过胸脯。此刻已是5月中旬,立夏早过,小满将至,小麦早已秀齐了穗儿。大大的穗头摇曳晃动,似乎在点头致意,长得十分喜人。
只是这条大街太窄,仅仅只有五六尺宽,要是驮货的牲口与推车挑担的擦肩而过时,免不了偶尔把脚踩进麦田。因而靠路边的一垅麦有时便被踩的倒下几棵。
少奇与朱总,由平山县城方向,沿滹沱河岸骑马而来。一位骑马的警卫员走在头里,约隔30火远是朱、刘二位,再后面不到10火远,又是两位警卫员的坐骑。
西柏坡这条穿村小路,往东不过一里之遥,便可接上一条通京下卫的大道。只是遭到多年战争的破坏,坑坑洼洼的,一时,还未来得及修复,所以他们骑马来了。
村子的东头儿,是二爷、三叔他们几家,合着在门前圈起的一堵土板墙――两边挡木板,中间填土砸实,再撤掉木板,便是一堵坚实的土墙,比土坯垒砌的要坚实的多。土围墙朝南开门,门前是大街,即这条村中小路。路南便是二爷家这块麦田。
进村时,少奇的马走在头里,他发现路边的一垅小麦有两三处被人踩倒下几棵,于是便跳下马来,蹲在地边,一手扶麦,一手在地里挖些湿土培在根部。
也许是这块小麦太惹人注意了,另一处也被随后起走来的朱老总发现倒下几棵。两人几乎是同时下马,同时走向麦田,同时扶麦培土。朱总边扶边说:
“多好的小麦,真可惜!”
“不知是不是我们的马给踩的?”少奇接着说。
“倒是看不到马蹄印儿。不过要给我们的人讲一讲,村子里一下增添了这许多人马,人稠地窄,要大家注意,不许损坏老乡的庄稼。”朱老总对着少奇讲,又用眼睛看了看身边帮忙的警卫员。警卫员点了点头。
这一年,朱老总已经61岁。少奇50整,不过他早生华发,两鬓已经斑白了。他们二位的到来,没开欢迎会,也没人介绍,村里人却猜得出来。乡亲们口头也嚷“两位校长”到了,心里却说“我们的两位领袖到了”!
要在过去那八九十来年,就是贺龙带着那个师走进村来,或者是聂荣臻带着军区的几个团住下来,帮着乡亲们干上几个月活儿,谁也不会惊奇。可这两位人物,一个中央书记,一个是总司令。不能不有点儿惊奇。他们想全村的男女老少,应该齐聚街头,使用最隆重的仪式,最热烈的场面来迎接才对,可是没有。百姓心里想,这了不起的人物,走进村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跳下马来走进麦田,给老乡扶几棵倒伏的小麦。事虽不大,却让全村人人吃惊!
你不要以为,连中央领导人的到来,村子里都无人理睬。受过8年抗战训练的百姓,一切听从组织领导安排。要是由着他们,定会敲锣打鼓,全村老少齐聚村口迎接。你也不要以为,此刻村头无人,便看不见少奇和朱总下马扶麦。实际上,在他们到来之前,各家各户都做了准备。让鬼子烧掉房的户,已经全部盖起来了,没烧房的户,全都腾出了→两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嘴里不说,心里全都明白”的伟大人物的到来。
此刻,不管是留在家里准备迎客的,还是下到田里干活的,人人心里都注视着村头。远处于活的,仅仅望到几位骑马的进村,近处的,也不知是谁看到了扶麦的细节,一下子便传开来,比在广播喇叭里喊出去也不慢,传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不,我刚一到家,爷爷便讲开了。
爷爷还告诉我,少奇和朱总都住在东岸上的大爷家。我还真有点儿孩子气,总想琢磨个法儿,找个什么借口到大爷家去一趟,见识见识这两位大人物,哪怕是只看上一眼,长得是什么模样儿,跟咱们这一般人物一样吗?
少奇拆掉一堵墙
村南,那3000亩一大块的好地,夏收麦,秋收稻。村里人却统称为稻地。春天到这儿干活,本来是青一色的小麦,也说:我们在地里干活。
今天,我就在稻地里见到了大爷。因为他家在东岸上住,那里又住上了中央的领导人,很想去串个门儿,还没敢贸然去。于是便想从大爷嘴里打听出一点新闻。后来在毛泽东来了之后,村里人便把“东岸上”改成了“中央局”。有几次我听到街上玩耍的小孩子嚷:“咱们到中决局里去玩啦!”还有个圆秃脑袋的胖小子,两腿夹根柳枝,嘴里嚷着:“嘀嘀开着我们的小汽车,上中央局喽!”另一个那么大的小女孩指责他:“小汽车是让你骑的吗?”
孩子们的话,很让我吃惊。他们最大的也不过五六岁,却知道中央局住在我们村的东岸上。还有,在那个时候,不用说这山沟,大平原上也很少看到一辆汽车,我们外出读书或工作,不管多远的路,全都是步行,对于乘坐汽车想都没想过。这么小不点的孩子,倒“嘀嘀”的乘坐开“汽车”了。
我们这个村子,本来是坐落在一块平地上的,怎的又有了东岸上呢?这便是咸丰年间,洪水卷走西柏坡时留下的痕迹。洪水退走之后,北面靠柏树坡的地方,仍然留下了一块地势较高的平地,高低之间,有个两丈高的岸儿,岸下变成了稻田,岸上便是现在的村庄。
村北有道恶石沟,沟里的洪水又把这块高岸上的平地分了两半儿,东头一块较小,叫东岸岛,西头一块还很大,只把岸边的几家叫西岸上。这东西两岸实际上一般高,只是中间凹下一道小河沟,小河上还架了座小石桥。
小孩子们可以开着“小汽车”,“嘀嘀”地开进中央局。我却觉着不能随便进出,因为我把自己划进了大人的行列。
本想找个借口,到大爷家去一趟,不就什么都见到了。大爷却说,在他家当院打于一堵墙。这当然是在“工校”来之前垒的,是掌管备房人的指派,说是为了“校长”办公方便,互不干扰。现在,少奇和大爷各住一边,朱老总又住在他家的后院,我即使到了大爷家,一时半晌也看不到什么。暂时只能听着大爷对我的“报道”了。
少奇的个头儿不小,但显得瘦了一些,好像身体不大好。刚来时还不到50,头发已经花白了。他少言寡语,神情严肃,但待人却和善可亲,并没有领袖的架子,跟一般干部差不多。
朱老总是位有名的将军,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刻画了一位“威风凛凛”的将军形象。我们村除了几岁以下的孩子,谁没唱歌过这首“威风”的歌。所以,人们早盼着能看到这位将军的威风形象。总认为这样的大人物,会不同凡人。还真没想到,在歌子里唱了8年的伟人,竟然到我们这个山庄小村来了,而且竟然跟我们这凡人一模一样。竟然是这样一位憨厚、慈祥、和善的老人!
少奇早晨起来,先在院里散步,大约10分钟以后,回到屋。卫士李长有已经打好洗脸水,然后就在桌子上,读或写。当然还断不了有进进出出的人,给他送文件、电报、或是请示什么工作的。朱总也常走过来,或者是他到朱总住的后院,两人研究些什么事。余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那张桌子旁,能整天的不出屋。
晚饭之后,他又到院里散步,有时也到外院来走走。大爷家这前后院的外面,还垒有土坯围墙,朝街上开个能走的大门。少奇散步的外院,主是这安有两个门扇,并有一个大门洞的大门里面。偶尔也到房后的柏坡上,或房前岸下的苇塘边上走走。
大爷家的房,在我们村是首屈一指,全村唯独他家是前后两个院子。房子的四角全挂砖腿儿,拔檐砖的下边还卧了五六行砖,石头跟脚也分外高一截,中间垒的土坯,外表又抹层雪白的石灰。
前院大,有前后两个门。朝南的叫大门,后面的朝东,叫喊角门。院子里一隔墙,大爷家的人到房后去喂猪或上厕所,要出了南大门儿再往后边转着走。院里不打墙时,打从角门出去就是茅房猪圈。少奇在外院散步时,几次碰上大奶奶吃力地提个泔水桶,从那大门的高台阶上下来,再向北转弯。
少奇来的第三天,吃过晚饭,他又在里院散步,突然停在这堵新墙的前面,细细观察起来。不难看出,这堵墙是刚刚垒砌的,里面砌的坯块,外表抹上的一层掺了麦秸的红圭泥,背荫里都还没有干透呢。这有什么好看的,少奇站着琢磨了好大一会。然后从角门走出来,到前边又从大门儿走进去。
“大爷,我到你家来看看。”少奇可能听到别人喊大爷,他也这么称呼了一声。论年纪他是不该这么叫了。
大爷给一家人说过,绝对不可打搅朱总司令和刘少奇书记的工作,“这样的大人物住在咱这平民百姓家里,是咱全家的福气。出去了不要瞎说,别人要问,就说隔墙了,我们见不到胡校长和朱校长。”全家人在外院碰上了,装着不认识就走过了,除了大爷点头打过招呼,互相都还没说过话呢。
少奇的突然来访,使全家人大吃一惊。他们谁也没料到,这样的大人物会到百姓家来串门儿。于是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大爷忙递烟,大奶奶忙沏茶,孩子们抢着提一把壶……
少奇坐在当院的一个草墩儿上,忙说明他是到这儿串门儿,什么事都没有,请他们照常干自己的事。然后跟大爷随便说起了闲话,问他一家的情况。最后才谈到当院这个墙头。
“这堵墙是刚垒上的吗?”
“是。”大爷回答。
“是别人让垒?还是自家想垒?”
“工校要来时,掌管安排房的人,跟我商量了才垒的。”
“垒起墙好不好呢?”
“当然好,首长工作方便一些。”
“可你们喂猪,上厕所却不方便了!”少奇来的头天早晨起得早,走出角门,正碰上大奶奶端个尿盆儿过来,双方都觉得有尴尬。
“我们这都是小事,没什么要紧。”
“可工校不只是住个十天半月……我想跟你商量,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是不是把它拆掉?”
商量了好大一会,大爷也没说同意拆掉。可少奇早已听得出来,大爷一家上很愿拆掉的,只怕影响了首长的工作。
次日上午,李长有和另一个警卫员,走进大爷家这边,借了两把铁锨、一把镢头,然后说:“大爷,首长让我们告诉你,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们就把当院这堵墙拆掉了。“
大爷一年这个架势儿,知道少奇决意要拆掉,不好再拦阻。忙说:“不反对,不反对。不过,你们都有工作,不时留给我来拆吧。”
卫士李长有说:“我们工作完了,都有时间。大爷,有啥活你就尽管吩咐吧!”他说着,两人又返回到墙头那边去了。
垒墙人知道是临时隔开一阵子,迟早要拆掉的,坯中间没放多少泥,几乎跟干插坯差不多。所以,李长有他们一伙子警卫人员,从墙那面打开缺口以后,那一块块土坯只需往下搬就是。只听少奇在墙那边说:
“这土坯还能用,不要摔坏喽!”原来他跟警卫战士们一起拆墙。
大爷一听此话,一见此情,立即动员全家投入墙南,墙北一致行动,没多大工夫,便把这堵墙搬到了外院。由一堵墙变成了一垛坯。院子里宽宽敞敞,明明亮亮,比横挡一堵墙好看多了。
“大爷,我们的是两家变一家了!”少奇说。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大爷分外高兴。
“有人把我们隔开了,我们再给它打开!”少奇对大爷讲话本来是很和气的,但说这句话时,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好像是在当众讲话。
从此,“两家”的来往便多起来了,少奇找大爷了解村里的许多事情,李长有他们也常到南屋来借什么东西用用。房东一家到后边去喂个猪什么的,又走开了角门,方便多了。
拆掉隔墙,真如一家人了。
(后来少奇搞土改试点时,大爷一家搬到了西岸那边住。)
听说大爷家院里的隔墙打开了,我又想找借口到他家去一趟。东岸上住的十几户,全是我们的近当家。他们哪天不出来养种地,天黑了谁不回家,进进出出的,我早看到了。咱自己觉着住了中央机关,不敢接近,其实,跟早先住的一二O师,或是第五专员公署时一样。干部越大了,对百姓倒越好。
我家到东岸上不远,就住在这道二里长街——一条村中小路的中段路南。住东不远,下个小坡儿,走过小石桥,再朝个斜坡儿上走几步,便到了。
“轰隆!”一声震耳的爆炸声。接着冒起一股黑烟,正是在大爷家房后的柏树脚。我心里“扑通、扑通”跳起来。难道有特务要谋害……
出于我当儿童团时那种要抓汉奸的警觉,早忘掉了是找借口要到大爷家去,脑子里那根“战斗”的弦即刻崩紧,毫不犹豫,毫没耽搁,便朝刚刚发生爆炸的地点奔来了。
在我还没有弄清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便被一个带枪的战士“抓位”了。他有点不大客气地向我质问:
“你是干什么的?”
“我什么也没干。”
“你到这儿来做什么?”
“我是来看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你是哪儿的?”
“就是这个村的。”
“这个村?根本没见过你这个人!不用冒充,快讲实话吧!”
难道他把我当成要谋害领袖的特务了?真倒霉,来抓“坏人”的人,倒成特务了!他为何不相信我是这个村里的人呢?可不嘛,我不在家他怎会见过我。我的穿戴虽然不特别,可跟村里整天下地干活的人相比,还是能看出有些不同,怨不得人家怀疑。于是我便告诉他:
“我刚放假回来,所以你没见过我。”
“你家在哪住?”
“你家里人叫什么?”
“我爷爷阎中正、二爷阎中直、三爷阎中三。”
还没有解除他的怀疑,不过话说得和气多了:“走吧,到你家去问问。”
他把我“押解”回家,爷爷认了我是孙子,才算解除他的怀疑。说了声“对不起”走了。
想到大爷家去看我们在抗战歌里唱了8年的伟大人物,结果连大爷家的门坎都没进,就被糊里糊涂地 “押”回来了,还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把这个遭到挨“押”的过程,全部给爷爷讲了一遍。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哪来的什么特务和炸弹,那是打防空洞呢!”他不等我问,又说,“你这个儿童团长,带着你的“一个团”,抓了8年汉奸特务也没见抓住几个,你自己倒被人家放哨的抓住了!“我知道他后头这几句是跟我开玩笑。我只不解地问:
“咱们打了8年的防空洞,哪次也没用着放炸药啊?”
“咱打的是土窑洞,这打的是大山洞。”
“为什么要打大山洞呢?”我问。
“听说,要在咱们这儿召开全国的什么会议,到时,全国各地的领导人怕是都要来参加哩。再说,毛主席迟早也要来哩,不防着点儿行啊!你不是孩子了,出去可不能乱说。”
我清楚,石家庄(尚未解放)到我们这儿才130华里(修水库后绕远了50里),要是敌方知道这儿住有中央机关,使用飞机来轰炸的话,这么一个小村,几分钟就可以炸平的。确实需要打个山洞,以防万一。
“既然是放炮打山洞,为什么要把我当特务‘抓’起来呢?”
“不能不防啊,你要万一是从石家庄那几来的特务呢,要不抓你,让你回去一报告,那还了得!”
“可我是西柏坡的人,连本村的人都信不过?”
“你刚回来,人家不认识。有这点儿警惕性还是对的。”
我信了爷爷的话,不再生那个战士的气。一时也打消了再找借口到大爷家去的念头。
果然,没过了几天,就看到布置大会的会场了。这全国大会的会场,要布置个什么样子呢?我想一定会庄严隆重有气派。抗战那工夫,开个庆祝胜利的大会,无非是当地一些村庄的军民参加,那都要布置得十分排场呢。
我把那次在南河滩树林的大会情景,想象着搬到了这个会场:进口是临时搭起的一座高大的排楼,主席台是用木板架起的,台上支起西北战地服务团,或者是抗敌剧社用蓝布缝制的大舞台,会场周围的树杆上,拴上了小喇叭。会议开始时,先布置防空安排……晚上演出《雷雨》,或者是《借东风》……
现在这个全国会议的会场,设在东西两岸凹下的地方,恶石沟沟口的小河边上。我到沟里面干活,打从这儿路过。我在等着观看那个气派的会场的出现。
小河边上有块打麦场,场上堆了些柴草和两个麦秸垛。有人把这些都清理到另外的地方了。场北头有个稍稍高出场面的土台子,上面搁了两张条桌和两条长凳子,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当做会场的这块打麦场上,打扫的干干净净,场面上光光的,什么也没有搁。靠东侧的那条小河,当中流着细细的一股清泉,其它河面不是石头便是沙子。
卫士李长有参加了布置会场。他心里想的,也要隆重得多,可是只整理成这个样子,就说可以了。正好少奇和朱总一起走来了,他们俩可能是来检查这个会场的布置安排。李长有上前请示:
“胡服同志,这场上是不是再放些桌凳,要不到会的人在哪坐,在哪记呢?”
“可以以石为凳,以膝当桌嘛!”
“小鬼,你要能弄来那么多桌凳当然好。可是我们没有,用一张也要向老乡借。能开会就行了,不必再麻烦老乡了。”总司令接上说。
“这就很好,什么也不用再放。参加会的同志要不愿坐石头,还可以跟老乡借个小板凳。”少奇的话对着长有,也是对着朱总说。
“将来,我们要在一座漂亮的大会堂里召开这样的会议。用不着你们这些小鬼为条凳子发愁。”
“我们的代表已到的差不多,只等东北和华北的几位。他们一到,我们就开会吧?”少奇与朱总商量。
这些对话,是布置会场的人,后来给我讲的。并有与会者给我讲了这次会议的详细过程。
1947年的7月17日上午,刘少奇站在土台上面的条桌后面,宣布会议开幕。旁边的一个桌后面,坐的是两位记录员。
有具卫士给朱老总借来把木板靠椅,他接过来倒放在面前,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把靠板椅当桌子使用,伏在上面往本子上记起来。
台下坐了一百多人,他们坐的是大小石块、大小板凳、高低不齐的木墩儿和草墩儿。他们是董必武、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廖承志、邓颖超、刘澜涛、罗瑞卿、吴玉章、徐特立、安子文、冯文彬、钱俊瑞、康克清、田家英、康生、陈伯达、谢觉哉、毛岸英、李雪峰……
会场周围,长有不少槐树与大叶杨,场边上也有树,可说是在树林里召开的会议。但是,因为是打麦场,会场中间无树,这七、八、九月,又是最热的季节,场上的人让暴毒的阳光直射几个小时,怎么受得了!于是又找来一些白土布,搭在场子的上面,使会场大部分变成了荫凉,也使这个上会议突然显得排场了许多!
与会者来自全国各个解放区。他们有的住在我们村子里,也有的住在临近的北庄等村。从北庄来开会的代表,打从我家门口路过,每天我都可见到他们,胳肘窝里夹个本子,手里提个小板凳或是马扎儿。
我手里握把镰刀,打从会场边上路过。这条通向恶石沟里的小路,在西岸儿上面,靠岸边的地方,约有一丈高的土岸下面,就是这个会场。走到这儿,是自上而下俯视会场的全景。
他们一手握钢笔或铅笔,一手把本子放在膝盖上。有时专注地听着台上的人讲,有时俯直来唰唰地写。他们屁股下面坐的那些七高八低的小凳和稻草墩儿什么的,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当中的许多大名,我也早听到过了,只是他们的面孔我还没见过。就连少奇和朱总的讲话,也只言片语的听到几句。一直没有忘记的,有这么几句话:“我们要废除几千年来的、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地主富农出身 的干部党员,要回避在本县本区工作。党员要公开……”
我上初级小学的时候,我们这儿已经解放了,因为那时国共合作,我读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记得在那本书上讲到了耕者有其田,这句话留给我印象很深。所以,我虽然是在会场边上路过,这句话却听得清清楚楚。
最后那一天,讲话人换上了头一天“以椅当桌,以石做椅”者。因为会场小,坐不下,小河边里也坐了几个。开会第一天的讲话人,今天却以石做凳、以膝当桌,坐在小河边上。也不知是谁把这些镜头拍摄下来了,惹得几十年后的高鼻梁朋友,看见这些照片吃惊地喊出:“伟大!了不起!”
会议一工了近两个月,到9月13日结束。最后通过了一个文件:《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的名称为:全国土地会议。
会后,爷爷对我说:“了不起的大事啊,要废除几千年的老封建!你们读书人叫翻天覆地,把天翻下来,把地覆上去,百姓说这是塌了天的大事,人民要当家作主啦!”
婶子家的一个小孩问:
“爷爷,爷爷,天塌了能砸死我们吗?”
“天要塌下来,我们村有顶天立地的人给你顶着哩。你这小不点的个子,砸不着你!”爷爷对他说。
“我们村南有梨山,西有杏山,北有坛坛垴,东有尖尖寨,天塌了连村子都砸不着,怎会砸着你!”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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