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仍然是三个代表团出国前的6月1。
    1948年的5、6、7月，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亦即从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到达西柏坡以后，大决战的激烈炮声，便开始震撼中国的大地了。
    这3个月内,在河北、河南、山东、热河等地，进行的七个战役，虽不及后来三大战役的规模，但也够激烈的了。比如，宛东战役(河南)歼敌11万，晋中战役歼敌10万，兖州战役歼敌6万……3个月歼敌近40万，也够可以的了。也正是这些战役，铺平了最后决胜的道路。
    这些战役的部署从安排到打响，命令都是由西柏坡这里发出的。这几位总指挥按说已经够忙的了，尤其是周恩来，发往这些战场的命令、电报，除了毛泽东亲自起草一部分，其余全由他写，包括不少作战方案的起草。但从外表看起来，这个人却是安然自得，一切都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有许多小事，他都安排得周周到到，决不让有一件该办的事丢掉了，那个仔细劲儿，可真是滴水不漏!
    周恩来来送马
    4月下旬，周恩来来到西柏坡的时候，村南那一块展平的3000亩麦田，麦苗儿黑油苗壮，已经打苞儿。河谷的山风吹来，麦浪起伏，真像一片绿海!
    才刚刚过了一个半月，麦苞变成了麦穗儿，绿海变成了黄海。本来才刚显了绿黄色，因为“麦熟两晌”，突然把这块广阔的田野，完全涂成了一片黄色。
    周恩来不仅会指挥打仗，他还懂得北方农民的“抢秋夺夏”。这好比老百姓每年要打的一场“大战役”。秋收时间还长些，唯独这夏收，必须要“抢收抢打”，要不然，到嘴的粮食，会让老天爷给夺走的。他给中央机关的干部提出个要求，每人至少要抽出三天时间，帮助老乡割麦。
    西柏坡的乡亲们都习惯了这种帮助，从抗战那年开始，村里不管住了部队还是机关，在农忙的时候总要腾出时间来帮忙。“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那首歌，他们要唱起来，都是带着真情实感，是真打心里唱出来的。
    不过，今年他们还是感到有点儿意外。因为中央机关根本不同于打完仗住在村里休整的部队，也根本不同于地方上的机关。乡亲们知道他们正在“打仗”，当然是指挥打仗，而且打得紧张激烈，哪里有工夫帮老百姓种地收庄稼！是毛泽东有这个时间，还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这个时间？哪个不忙得团团转！
    可是，他们却来了。老百姓开镰割麦要起五更，他们起得更早。东方还没发亮，每人手里握把镰刀，头上戴顶草帽儿，便集合在村中走向大田的路口。好像早先路口的“人市”似的。因为滹沱河两岸的小麦种得多，长得强，熟得又集中，靠当地人收打不及，便产生了这个“人市”——是深山无麦或少麦地区的人，到了麦收季节赶来帮忙，当地人当然要给较高的报酬，于是便形成了这个麦收时节的“劳务市场”。
现在这个“市场”,仅是有一点儿相似——也是聚集了这么多人，也是每人手中握把镰刀。在这黎明的黑暗中，只见人影晃动，却听不见要价还价声，听到的却是：
    “老乡们，谁家人手不够，需要帮忙的只管说话，我们这里有的是人。”
    老乡们已经走过去了不少，却没有一个说需要帮忙的。人群显得有些着急，因为没人“雇”，就要“失业”，他们虽然不需往回挣钱，却需要往回拿劳动任务，这是不能含糊的。于是又有人嚷：
    “我们在家也是老百姓，谁都割过麦子，不会给你们糟蹋了庄稼，让我们去跟你们比试比试吧!”
    “可你们不是在家里，是在工作，很多的工作！俺们帮不上你们的忙，你们也别帮俺们的忙了。咱们各忙各的吧！”有的老乡说出了不请他们帮忙的真情话。
    他们这才明白过来，并非怕他们干不好。于是采取了个“硬帮”的法子，每家都跟上两个去了。反正是干尽义务，不给老乡添任何麻烦。他们自己带了干粮和行军壶，有吃有喝，不用“东家”管。干活比早先那些雇工还要卖劲儿。
    西柏坡这一带的习惯，大早与上午用锋利的镰刀把小麦放倒，下午运回到家门口的麦场上。不用小车拉，也不用大车运，几千亩小麦,全用肩膀挑。多半人高的麦子，捆成四五十斤一个的大捆儿，一条弯弯的扁担，两头儿尖，这头插一捆，那头插一捆，一次插准，不偏不倚，放在肩上便走。如果插偏了，扁担的弯子不是向下压，而是向一边转，弯子要转得朝了下，麦捆儿便掉在地下。如果一次插不准，放下重插，麦粒儿就要掉在地上。这虽然是传统下来的一种落后方式，还真需要一点儿熟练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