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来才知道，延安地区缺水，卫生条件比较差，很多人身上长了虱子。他们习惯边晒太阳边抓虱子，那个老乡就是在捉身上的虱子。当地老乡还认为，虱子吃了我的血，我就应该把虱子也吃了，所以刚才那个老乡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没有爸爸妈妈的生活，让我从小养成了自立、好强的性格。带过我的大人都喜欢我，像蔡(畅)妈妈、康(克清)妈妈、任弼时的夫人。但他们对我再好，也不是自己的父母，我还是要规矩一些，这一点，我始终是很清楚的。

　　中组部对我们特别照顾，陈云、李富春常接我们去他们家吃饭，蔡畅妈妈待我们更像亲生儿女一样。当时在延安，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谁家都有饭吃。

　　我到延安时，才知道我还有个弟弟在这里。我的弟弟项学成是在监狱里出生的，是周月林为母亲接的生。弟弟和我的关系很好，平时和弟弟去的最多的就是李富春和蔡畅家。

　　蔡妈妈很喜欢我，教我洗衣服、织衣补洞。蔡妈妈很爱干净，摆在桌上的东西别人是不能随便挪动的。她也嘱咐我：“小朋友来玩可以，但我的东西你们不能动。”有一次来了个同学，只是好奇地翻了一下，我都没有感觉有什么变化，蔡妈妈回来问我是否有人动了她的东西。

　　有时吃完饭，李叔叔、蔡妈妈带着我在窑洞后面的山坡上散步，我还牵着李叔叔的小狗“路路”。路上遇见认识的叔叔阿姨看到我们，会过来逗我：“你家几口人呢？”我认真地看了一眼小狗，然后回答：“4口！”李叔叔与蔡妈妈的女儿李特特很嫉妒我，说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她长得多。

　　1943年，延安搞了个“整风运动”，后来康生又搞了一个“抢救运动”，弄得人人自危。我们保育小学也开始搞起了“抓特务运动”，老师不允许我们回家，留在学校搞“运动”。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要受审查，每人要交代清楚自己的经历，如果说不清楚，就会被怀疑是特务；同学之间也互相揭发。学校还专门组织我们学生到礼堂，听一些表现好的人现身说法，我们小学生坐在下面，跟着大人喊口号。

　　弟弟告诉我一件事情：他们的老师把一个小同学叫去交待问题，老师问他是不是特务，他否认。老师说不老实交待的话，就罚他站凳子上。小同学被罚饿得受不了，实在坚持不住，就向老师检举了一个人。他说，夏天大伯派一位姓李的年轻人来接他回去度暑假，途中遇到大雨，河水涨得很高，骑在马前的小李叫我抱紧他的腰，他在马背上猛抽几鞭子，硬是从河里冲了过去。小同学怀疑小李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为大家险些连人带马被洪水冲走，肯定是不存好心。

　　老师很仔细地拿本子记下了小同学的揭发，然后很满意地告诉他，过关了，可以回宿舍睡觉了。小同学后来听说靖边县真的把小李打成了“特务”，被整得很苦。长大后，他很后悔自己9岁时的无知，伤害了一位不熟悉的大哥哥。

　　整风期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不准回家，过了几个月后，紧张的气氛才慢慢缓和下来。

　　夏天，我和弟弟去李富春和蔡畅家。李叔叔问：“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回家来啊？”我说：“校长说大家都在整风，整风不能回家。”李叔叔很奇怪地问：“一群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