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第二天放学，爸爸来学校接我，带我到他住的窑洞，又带着我一起到保育院见弟弟，弟弟是早我几个月到的延安。就这样，爸爸和我，还有在延安保育院生活比我小4岁的弟弟，总算在延安团聚了。可惜弟弟到了晚上拼命哭，要找保育院阿姨，吵得爸爸没法休息，又给他送回了保育院。

　　记忆中爸爸对我很好，白天他去开会、工作，晚上接我回来，早上送我上学，有空时还给我洗脸、洗脚、洗衣服。有一天，爸爸请郭青老师吃饭，我记得爸爸亲自给郭青老师斟上了酒，但我却把郭老师的酒杯抢了下来说：“郭老师不喝酒，不喝酒！”两个大人相视而笑。

　　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马海德医生为我与父亲、弟弟拍摄的照片，就成了这次团聚的纪念，也是我们姐弟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里我戴的帽子，就是父亲去延安时送给我的。爸爸在里面笑得特别开心，后来有人说，这是项英一生中笑得最灿烂的一张照片。爸爸特别高兴，把照片洗了很多张，送了好多朋友。我是上世纪50年代去邓妈妈那里看到了这张照片，邓妈妈赠给了我。

　　有一天晚上，郭老师来告诉我，说我爸爸有任务，马上要离开延安，所以他白天来学校，想再来看看我。但是，我们学校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已经躲进山里上课，于是我和父亲还来不及告别，就这样分开了。

　　虽然爸爸不在身边，但我还能感觉他的牵挂和怜爱。半个月后，西安有人捎来父亲给我的东西：一封信、一筒饼干、一副手套。很多新四军的人到延安来，都会到学校来看我。薛暮桥的夫人罗琼到延安看到我时说：“有这样一对儿女，项军长可满意了！”很多年后我去拜访陈丕显伯伯，他还特地把夫人喊过来见我，原来爸爸告诉陈伯伯说，我长得很像陈伯母。陈伯母当然长得比我漂亮。

　　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便是与父亲只相处了12天。直至今日，我对父亲的性格没什么直接印象，但一个“慈父”的形象永远深植于我记忆深处。

　　父亲与“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现在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我是学工程的，之前对党史并无多少研究，只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了解这段历史。

　　“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所谓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部队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军事科学院有位专门研究项英的专家叫王辅一，他是用白纸黑字的电文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央发了什么电报、项英是怎么回的，当时都有记录在案。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40年10月底，国民党大军包围，中央对项英交待一直是要交涉。1940年11月30日，中央给新四军发了这样一条电文：“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在事变前13天，中央仍给他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所以，说项英赖着不走是不对的，是中央一直让他拖着的。可惜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去世了，中央重要的电报都经自他手。

　　1941年1月，父亲带着一拨人马突围后，藏身在一个石洞里。据父亲身边的人回忆，父亲在山上时还很痛心，觉得新四军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他有很大责任，决定出来后先好好检讨，东山再起。打死他的人叫刘厚总，3月23日晚上，父亲、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在石洞中，刘厚总在凌晨开枪打死了父亲与周子昆，抢走了父亲与周子昆随身携带的作为军费的黄金、银元，又抢走了手表和枪支，身中两枪的黄诚死里逃生。

　　刘厚总并不是电视剧《新四军》里描述的那样，是项英的贴身副官。据父亲的秘书顾雪卿回忆，刘厚总是军部副官处负责管理马匹的副官，平时与项英没有联系，是在“皖南事变”突围时在山沟里跑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