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周月林的晚年还算安定。新昌县对她很好，还有人专门采访她、给她写了传记。当中周月林也回忆说，张亮出狱后告诉她，自己要去江西找项英。写传记的人把书寄给了我，可惜等我看到这些材料时，还没来得及找周月林，一年后她就去世了。

　　妈妈的名字，也是我到延安之后才知道的。7岁那年爸爸来延安看我时，我曾问过他：“妈妈在哪里？”他只是回答了一句：“妈妈不在了。”然后什么都不再说。周围的大人也很少提我妈妈的事，像都在保持着一个默契。我的婆婆涂俊明也是一个老革命，当年在上海开家具店掩护工人运动，偶尔她会对我说：“你妈妈年轻时很漂亮，比你漂亮。”

　　很多年，我也根本不知道母亲长什么样子。“文革”时期，我去上海参观，住在我丈夫的朋友家里。有一天，朋友的一位友人来拜访，看见了我，忽然说有一张母亲的照片，是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要来的。他给我翻印了一张，我一直把它保存在身边，这是母亲给我留下的唯一纪念。从照片上看，妈妈的确漂亮，我也只有下巴这里像妈妈。但是看到照片，我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对于母爱，我没有得到过，所以也没有失去的痛苦。

　　关于母亲的下落，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最新说法。去年底，一个记者去访问公安部的一个老同志，他以前在延安待过，在康生手下参加过一些专案组的审查工作。据他回忆，他们抓住了一男两女，怀疑是托派，找人审查，这位老人家审查的男的被枪毙了，两个女的被康生下令勒死。他听说其中一个是项英的夫人，她出卖了瞿秋白。这件事情之后，他也险些被康生以某种借口除掉，但这些老干部是罗瑞卿的部下，是他托人找到罗瑞卿才保住性命的。等这个消息传到我这里、我再让他们带我去见这个老人时，老人家已经糊涂得说不出话来。不过以我在延安的经历，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我是70多岁时才听说这件事的，我能有什么感慨呢？

　　对于母亲，我只知道她是四川人，但究竟是四川哪里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也无从去追寻她的家族、她的身世。我只知道她与父亲是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时相爱的，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在一起。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他们的情感，但我想，在父母这一代人的心目中，他们的理想是高于一切的，在需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感情、家人乃至生命。

　　延安岁月

　　1938年到了延安后，我被送进了徐特立创办的鲁迅小学学习，1939年学校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也称延安保育小学。延安保育小学的学生是革命烈士子女和中共高级干部的后代。郭青老师则被送到延安抗大学习，他后来当上了保育小学的校长，成为很多孩子的大家长。

　　刚到延安时，我只有7岁，独立生活比较困难，有一个保姆专门照顾我。那时还没有窑洞，我们在平原地区住的平房，房间里用大木板桌搭的床，一张床能睡十二三个孩子，像一个大通铺。我们这些孩子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过着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

　　在延安，我们随时都能看到毛主席，他对我们每个小孩都叫得出名字。有一次我们采了一大捧山花，我们跟老师说：“这些花真漂亮啊，我们把它献给毛主席好吗？”老师答应了。于是我们一群娃娃，排着队、唱着歌，向毛主席的住地走去。毛泽东在窑洞前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江青也在，她还从窑洞里拿出一桶饼干让我们吃。有时候想起来，还挺怀念那时候的延安气氛。

　　我因为记忆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