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左起）项英、周恩来、叶挺在皖南

项苏云，摄于2008年(黄宇_摄)

　　苏云，是陶行知为她取的名字，寓意为飘来飘去的一朵云，细品之下，总有那么一丝难言的苦涩与悲凉。作为项英的女儿，项苏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仅12天，而关于母亲的记忆更近乎一片空白。“偶尔想起来也会有些感伤，但是那个年代又不是我一个是这样的遭遇。”爽朗的项苏云轻轻一挥手，似乎不愿让自己陷入到那种情绪中。

　　父亲项英牺牲60多年了，项苏云愿意到新四军纪念馆去参观，却很少参加关于新四军的各种研讨会。“我对父亲的资料了解不多，我不愿以项英女儿的身份参加辩论。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吧，历史证明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会接受历史的评价。”今年77岁的项苏云已经看淡了很多。

　　漂泊的云

　　很多知道我身世的人，多少觉得我的经历有点不一般。我时常想，从某种角度，我与父亲项英，我们两代人的经历，其实也正是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那些不平常岁月的一个缩影。

　　我人生的记忆是从上海劳工幼儿园开始的，那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一个孤儿院。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岁，我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甚至不知道自己以前叫什么名字。因为在孤儿院里长大，所以我从小就认为自己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像我身边的那些孩子，所以我也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凄惨。

　　那时我当然不知道我的爸爸是新四军军长项英。关于我的身世，我也是长大后了解的些许零碎片断：我1931年出生，妈妈生下我不久就把我托付给别人，自己离开上海去苏区找爸爸。有一年，我碰到徐明清阿姨(注：前农业部部长王观澜的夫人)，她说她在上海时帮妈妈带过我，妈妈离开后，她把我带到了浙江，把我交给在浙江的地下党林迪生(注：前兰州大学校长)。可是大家也没办法养活我，最后只好把我送到陶先生的孤儿院里。那些阿姨们说，我的小名可能叫阿苗，我的弟弟项学成小名叫阿毛，还有一个在苏区失去下落的弟弟叫阿狗。

　　“苏云”的名字还是陶行知先生给取的。陶先生的孤儿院开在上海英租界，可能觉察到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密切，英国人不让他再办下去。孤儿院要解散了，我记得女老师把我送到陶行知先生的家里，坐了没多长时间就离开了。她刚出门就被自行车撞倒了，陶先生很着急，赶紧叫人把女老师送到医院去。我听到后就在那里号啕大哭。

　　没人管我了。陶行知是名人，他不能一天到晚带着我。陶先生曾在江苏淮安创办了一个新安小学，新安小学一位叫郭青的老师到上海来办事，陶先生便让郭老师把我带到新安小学。郭老师问：“孩子叫什么？”陶先生想了下说：“叫苏云吧，在江苏飘来飘去的一片云。”从此我便有了一个正式名字：张苏云。我也不知道陶先生为什么让我姓张，可能觉得张姓比较普遍吧，“项”还是太引人注目一些。

　　现在回想，陶先生应该知道我身份的。父亲1930年去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代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名气很大。我记得陶先生很郑重地嘱咐郭老师：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带好。郭老师对我这个无名无姓的孩子心里没底，很紧张地问：“出了差错怎么办？”陶先生说：“你只要尽力而为，出了事你不用管。”

　　新安小学是陶行知先生为穷人办的一所学校，他的理念是穷人孩子也要受良好的教育。很多穷人交不起学费，拿袋子装点米交给老师就可以了。学校似乎是村里一个破庙，因为我还有在泥菩萨后面捉迷藏的记忆。晚上我住在一个农民家里，和他家大女儿睡在一起。

　　好景不长，不久抗战爆发，日本人很快占领了徐州。新安小学的校长叫汪达之，他把大一点的孩子组成新安旅行团，到各地演出宣传抗日。汪达之校长写信告诉郭青老师：形势很紧张，你带着张苏云去西安吧——除了我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