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总下山时被国民党捉住，国民党也并未给他什么优待，在长期关押后释放了他。全国解放后，他隐姓埋名，到处躲藏，但听说在1952年8月初在江西南昌被抓获处决。

　　现在一直有人写文章说叶挺与项英不和，将“皖南事变”的原因归结为项英与叶挺的矛盾，说党内机密会议，叶挺都被排除在外，叶挺儿子在回忆录里提到叶挺有时无所事事，背个相机到处走，显得很孤单。总的感觉是叶挺在新四军很受孤立。

　　我很奇怪有人拿这一点做文章。因为从当时的历史看，叶挺早期脱过党，虽然在“皖南事变”后的表现证明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但在当时，项英对他有戒备是不奇怪的。直到现在党内和党外还是有区别的，何况在那个非常时期？如果说父亲有什么问题，在我看，只能说他太忠实于党的路线了。

　　由于叶挺当时已经脱党，没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让他看，作为政委的父亲还主动要求中央来文来电时添加叶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挥新四军。父亲对叶挺生活上也很照顾，那时候他们真是同甘共苦，叶挺曾几次萌生离开新四军的念头，不可能全是因为与父亲个人的矛盾。项英突围出来后还担心叶挺，又回头找他，结果叶挺下山去谈判被蒋介石扣押。

　　叶挺的儿子叫叶正大，是我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我们俩关系不错，他不止一次拍着我的肩膀说：“父辈的事情随他们去吧，我们俩永远是好朋友。”我们相视一笑。

　　而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系、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上级起草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后来还是陈毅在会上讲了“皖南事变”经过，那份决定才没被“七大”通过。这也说明，有人所说的项英与陈毅的“重重矛盾”是毫无根据的。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住在李富春家的窑洞里，对我和弟弟特别好，正逢过年，蔡畅妈妈拉着我和弟弟给陈毅拜年，说我俩都是新四军的子弟，要给压岁钱。陈伯伯一边说“要得要得”，一边掏钱，每人给了1万元边区币。1956年我从苏联回国时，听说陈毅伯伯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舞会，我特地去见他。陈毅伯伯看到我，立即抛开舞伴拉着我在舞场上转圈，然后特别兴奋地逢人就说，“这是老项的女儿，这是老项的女儿”，对我的疼爱溢于言表。旁边的一个女的不解地问他：“谁是老项？”陈伯伯用很重的四川话回答：“老项，就是项英嘛！”我想陈毅伯伯如果活着，一定不会同意挑拨他和父亲的那些言论。

　　尽管当时起草的决定没获“七大”通过，只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解放后，对项英的评价跌入了低谷，而且很奇怪的是父亲参与的革命活动却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12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11位；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谦，却不提施洋还是项英介绍入党的。陈丕显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有一次去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特地纠正他们不提项英的错误。“文革”中，全上海都贴了“项英是大叛徒”的大字报。几年前有位作家写了《皖南事变》的小说，把项英写得糟糕透顶，我没有资料反驳无力，是新四军的100多位老干部写信提出反对意见，这部小说才最终被禁止再版。我相信对父亲的评价，自有历史公论。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悲痛，跟父亲一起也就12天，坦率地说，感情会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