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1943年12月太行根据地坚持与巩固时期斗争形势要图。　　▲

民事调解处旧址。　　▲

看守所旧址。　　▲

    抗日战争时期，位于太行山中段东麓的赞皇县，曾是冀西抗日的重要战场。中马峪村地处赞皇县西部太行山区，距县城20多公里。在烽火燃烧的抗日岁月，这个仅80户人家、200多口人的偏僻小山村，却是太行一专署（冀西专署）、赞皇抗日县委、县政府及独立营长期驻地。

    英雄的抗日军民为谋求共同的革命目标——“抗日救国”，从山南海北赶来汇聚于此。“党政军民一家亲，团结战斗打敌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巍巍太行山，他们的事迹和佳话在赞皇广为传颂。他们以共同的信念，深厚的情感，鲜红的血肉之躯，把中马峪村筑成太行山上的“红色堡垒”，与黄北坪、王家坪等村形成了“冀西革命中心”。黄北坪村、秦林村分别是太行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所在地。槐疙瘩村、王家坪村分别是太行一地委、太行一专署所在地。中马峪村是抗战时期法治建设最好、法律部门较全、党政军部门最多、群众基础最好的抗日堡垒村。以“冀西革命中心”为代表，赞皇县赢得了“冀西十三县，赞皇是模范”的光荣称号。

    ◎老一辈革命家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

    中马峪地处县城西南方向山谷内，东北面通城西重镇野草湾，东南面通城南重镇院头，与县城直线方向是重重丘陵和高山，相对比较隐蔽；侧翼又交通便利，易守难攻。中马峪是连接丘陵和大山的关节点，是通往里川沟革命根据地（有太行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党校、医院和兵工厂）的军事要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中马峪村就成为赞皇和冀西的抗日指挥中枢。老一辈革命家陈锡联、秦基伟和杨秀峰，曾在中马峪工作战斗。他们与百姓同甘苦、共患难，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动人故事。

    1938年12月，陈锡联旅长率领三八五旅进驻赞皇，其司令部驻在中马峪村的西关房（庙）。空余时间，陈锡联和战士及村民一块联欢，跳扇鼓舞。有天，正在欢跳之时，突然接到上级急电，他没来及放下手中的扇鼓，就站在庙台上，挥舞着扇鼓指挥部队出发。粮食奇缺，战士们用枣子充饥，陈锡联曾感慨地说：“不会忘记抗战时期，是马峪的大红枣养育了我们！”

    杨秀峰同志于1937年10月奉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冀西民训指导特派员”和“河北省政府委员”的身份，前来冀西根据地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冀西民训指导特派员办事处”，简称“冀西民训处”。杨秀峰同志是创建冀西、冀南、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的主持下，边区政府制定了《边区施政纲领》《婚姻法》《土地使用法》等多项法律法规。1937年12月，冀西游击队总队长杨秀峰深入太行山开展抗日活动，司令部设在中马峪村。连年灾害，生活极度困难，他担任开荒队长，带领百名警卫连在中马峪的大、小酸枣树洼开垦荒地。种植的高粱、谷子喜获丰收，缓解了生活上的压力。河北大地流行的冀南小调中，就有抗日英雄“文有杨秀峰，武有刘伯承”的赞誉。歌谣《杨秀峰走遍十三县》广为流传：“杨秀峰意志坚，组织民众来抗战；自卫队，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全民总动员；杨司令真能干，武装民众千百万，到处开展游击战；炸碉堡，崩汉奸，扒铁路，过平汉，打得敌伪心胆寒。”

    八路军129师太行一分区司令员秦基伟，长期住黄北坪村。1944年3月，为了防御敌人对根据地的突袭，秦基伟在附近的中马峪独立营连续住了五六天，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消除了我军一些战士的麻痹思想。曾流传这样一段佳话：秦基伟房东张香妮在军演中为躲避鬼子扫荡，脚上扎满刺，无法行走，秦基伟在大清早亲自拿缝衣针给张香妮挑刺，在村民中传为美谈。

    还有开国将领张蕴钰、林渤民（林朋）、郭峰、王振海等，也在这里留下了战斗的足迹。张蕴钰（曾多次组织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司令员）抗日时期担任赞皇独立营营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县委、县政府常驻中马峪，独立营有力地保卫着赞皇县抗日根据地。1944年10月，去太行区党委参加整风学习，离开独立营长职务。” （《赞皇八年抗战史料》）。

    武委会副主任王振海（后任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书记），在马峪一带基本上吃百家饭，踏遍山间地头。1943年腊月的一天早晨，听说下马峪村发生了一件“老鼠吃人”的怪事，他想弄个水落石出，带了几个民兵到下马峪。他打开了刚下葬三天的王二保的坟墓，发现里面没有棺材，王二保身穿一身黑色破棉衣；又发现王二保喉咙处有一条一寸长的小血纹，有人用手把死者的头一推，那个小血纹立刻裂开，明显是用锋利的刀子割开的。查看详情后，王振海揭穿了“老鼠吃人”的谎言。原来王二保无儿无女，王赖小过继给了老人。王赖小为得到财产，借着老人有病，就用剃头刀割断老人的喉咙。经查，王赖小虐待老人、图财害命、故意杀人证据确凿，被捕后送往承审处进行法办。1944年2月，王赖小在玉皇庙被执行死刑。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林渤民（林朋）2014年9月在病榻上赋诗，表达了对马峪人民的深情厚谊：“乍暖还寒时，倭贼夜偷袭。酣睡梦未醒，村头枪声急。身边少精兵，退敌无良策。千钧一发际，全靠老百姓。数日方脱险，落叶满征衣。”（《赞皇怀旧·马峪脱险》）。冀西游击队政委郭峰（新中国成立后任辽宁省委书记），将儿子（赵发璐）拜托给中马峪村的李炳更养育8年，1951年8月才离开了中马峪。

    ◎“中马峪事件”——掀开我军武装反摩擦第一页

    1939年8月1日,“中马峪事件”掀开了我党我军武装反摩擦新篇章。

    “中马峪事件”

    1939年7月底，国民党张荫梧河北民军约四千余人，以“抢太行山必先抢赞皇”为己任，自邢台内丘县全部开进赞皇县境内，同日寇及伪军秘密签订向我军进攻的协定，与“四纵队”相配合，迅速将其势力遍布全县，并阻断交通，在中马峪村周围的山上设置哨棚，对赞皇党政军民进行攻击，妄图摧垮冀西抗日根据地。7月29日，民军扣押南区区长，旋即遣散南区政府。8月1日，“摩擦专家”张荫梧指挥河北民军突然包围了我抗日政府驻地——中马峪以及上下马峪村。县委书记王旭同志突围时腿部受伤，农会主席和妇救会干部董全太、朱载锡、朱秀芳等十余名同志被捕，八路军办事处之军粮被抢。事发后，敌人又陆续调动了大批军队，向我被包围的党政军民进行了火力攻击。这就是太行革命根据地历史上著名的“中马峪事件”，也称“八一事变”。

    8月2日，八路军独立二大队陈金钰部三个营急调中马峪应变，次日即遭张荫梧部3000余人围困，陈金钰指挥部队与之对峙，坚持斗争。8月12日，张荫梧不让抗日军政人员及群众通过，遇有单独的八路军和抗日政府的通讯人员，则无理检查信件，百般刁难，逐级押送扣押刑讯，有的遭受杀戮，有的活埋，广大根据地被强迫分割和封锁，互相不能往来，随后又向我赞皇工作团和独立支队二大队发动进攻。为避免冲突，二大队撤到黄北坪村，民军却尾随而至，步步紧逼，史称第二次“中马峪事件”。

    彻底消灭顽固分子张荫梧

    8月13日，129师召开了营级以上干部大会，决定“孤立、打击张荫梧这位‘摩擦专家’，为被杀害的阶级兄弟报仇”。刘伯承在会上报告中说：“统一战线是阶级的联合，既要团结，又要斗争。我们的干部要学会对付摩擦，叫作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失去政治立场。对张荫梧之流疯狂反共的顽固派，如果不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看看，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毛主席说：‘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太行山是战略据点，敌人和顽固分子都重视它、争夺它，我们一定不能让步。目前我们要孤立、打击的是张荫梧这位专搞摩擦的‘英雄’，为我们被杀害的阶级兄弟报仇。”（《刘伯承传》第九章第二节）。

    刘伯承致电“打击和全部消灭顽固分子张荫梧”的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1939年8月24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26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张荫梧只身逃跑（《朱德传》29章“反摩擦斗争”）。

    在作战安排上，刘志坚、汪乃贵指挥385旅独立一团、青年纵队3团和冀西游击队主攻；陈锡联、谢富治指挥385旅769团和386旅772团配合；徐深吉率两个团在黄北坪地区策应，支持赞皇地方武装，以彻底消灭张荫梧。

    8月16日战斗在赞皇打响，反击部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分三路进行了突然有力的自卫反击。西路：三八五旅从西向东打；南路：“平纵”经临城和南掌村由南向北打，直捣民军老巢石家庄村（黄北坪乡）；北路：赵进扬县长领导的二大队和县抗日游击队自北向南打，不到一天时间，王家庄村的弹药库和野湖泉的民军造枪厂被我夺得。至24日作战结束，生俘河北民军2000余人，缴枪1200余支。27日，张荫梧所属民军独立旅王子耀部，在邢台任县邢家湾被青年抗日纵队一部消灭。我东进纵队第八支队二、三团和李林部两个营在赵县东北的唐家寨村，将张荫梧残部包围消灭，张荫梧只身逃脱。此役过后，国民党政府被迫对张荫梧停职查办。不久另一位“摩擦专家”鹿钟麟也被迫辞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这是对国民党顽固分子的一个沉重打击，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反摩擦斗争的重大胜利。

    “中马峪事件”实践了“十六字方针”

    “中马峪事件”我军虽伤亡不大，但摩擦时间长，使赞皇抗日县政府处境困难，这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中共中央接到129师消灭张荫梧部的报告后，8月28日指示全军，首次明确了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同志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先生们的问题表中还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摩擦的态度。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叛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3页）。”

    ◎设立承审处——为冀西法制建设奠基

    烽火岁月，中国共产党人在中马峪这片红色热土上，一手拿枪杆，开展武装斗争；一手拿法律，开始红色法治的伟大尝试，建立了中马峪承审处、民调科、监狱股等司法机构，用法制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领抗日斗争。

    承审处——人民法院的前身

    随着战局的变化，根据地的环境越来越复杂，为了巩固抗日政权，杨秀峰非常重视根据地的法制建设，要求抗日民主政府管辖的各县都要设立承审处等司法机构。他说“没有司法的政府是不完善的政府”。1938年9月，赞皇抗日县政府机构进行调整，将民调科独立出来，政府机构中增设了承审处，先后由刘佩久、朱凤林、暴禹行负责。1940年，承审处是由号称“朱承审”的朱凤林负责，承审处设承审1人，承审员1人，帮审1人，书记1人。面对复杂多变的战乱环境，为了尽快把司法引入日常工作，他们忙得顾不上吃饭和睡觉。

    制定法律法规

    承审处是人民法院的前身，司法部门设在中马峪村前街和后街的住户中。战事紧张，环境恶劣，前有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后有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袭扰。刘伯承说：前门打虎，后门拒狼。为了稳定根据地的局势，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先后制定了《土地使用法》《婚姻法》《妨害婚姻治罪条例》《减租减息条例》《民事调解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了较完整的敌后游击状态下的司法体制，一、二审机构同在一个根据地办公，方便群众诉讼，并采取“巡回就审”“司法指导”“春耕假释”等多项司法制度。司法建设日趋完善，“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执法如山”的方针得以贯彻落实。

    执法如山

    司法机构的建立，处理打击了一系列汉奸、偷盗、妨害婚姻罪等案件。

    村里27岁的妇女杨小妮，与丈夫结婚十年，经常挨婆婆和丈夫打骂，苦苦劳作得到的是冷饭残食。当时女人没有提出离婚的资格。村妇救会专门把杨小妮受虐待的遭遇提到议事日程，在上级妇救会的帮助下，先后召开农会及老太太会，多次讨论，帮助调解无果，最后根据群众意见，依照婚姻法之规定，公正评判允许离婚。判决又根据男方的条件，为杨小妮争取了赡养费，让杨小妮带走自己的衣服，婆家给粮食三斗、钱十元、布一匹，分三次还清。小妮离婚的事迅速传遍了附近的村子，妇女们纷纷找妇救会帮助解决自己的问题。

    杨小妮离婚一事，为妇女解放打开了局面。承审处调解了一些民事纠纷，打击了敌人，稳定了社会局势，其震慑力和约束力在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设立公安局和监狱股

    在杨秀峰的主持下，1940年，冀西一专署岳一峰任专员，干部宋尔濂负责全面工作，对司法系统进行了指导完善。抗日县政府又设立了公安局和监狱股(看守所) 等配套机构。公安局设公安队长1人，队员10人，从属于公安局的看守中，所长1人，看守1人，法警6人。要求所长和看守必须是贫农，政治坚定，粗通文字。

    ◎中马峪——为冀西抗战作出突出贡献

    中马峪村社会环境特殊，具有五大特点：

    一是驻村部门多。官兵多，最多近300人；老百姓服务人员多。二是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工作战斗。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锡联，担任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的秦基伟和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杨秀峰，曾在此开辟了抗日根据地。三是司法系统部门全。在专署的指导帮助下，创建了承审处、公安局、监狱股、看守所。四是司法执行严格。战乱时期，空室清野，司法程序简便而严格。五是群众基础好。马峪一带早期就有安文秀等地下党员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群众觉悟得早，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有力的群众基础。

    老百姓为储备军粮，为防止敌人扫荡，粮食不集中保存，而分家到户保管。村民们宁可吃草、咽菜，也绝不动一粒军粮，为部队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村里的民兵组成了两个抗日游击小组，除了站岗放哨、坚持训练、治安保卫，开荒种地，还随时准备参战：破铁道、扒电线、抬担架等。胡贵祥游击小组参加了张楞北山狙击战，创下了步枪打落敌人飞机的奇迹。

　　村民为部队推米、磨面、做军衣、军鞋，参加业余的唱歌、读书识字班。学文化，明事理，受到了爱国主义的熏陶和教育，新人新事在村里不断涌现。妇女蔡秀兰巧护县农会干部。一天夜里，有个伪军对县委、县政府驻地进行侦察，鬼鬼祟祟地闯进了她家。蔡秀兰机智勇敢，随口将煤油灯吹灭，趁黑顺墙溜到后院农会干部住屋窗户下，报了信，农会干部董全太等人顺利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