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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红色传奇”
2022-05-09 14:05:12
来源:人文香山
作者:吴志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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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们周围的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毛泽东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曾连任5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他一生跌宕起伏,人们对他毁誉不一。著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任建树说:“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不啻是一部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缩写。

    他的革命经历大体上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同步前进,并相互影响。纵观他的一生,两件大事应该大书特书:一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二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已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创办《新青年》

    陈独秀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陈章旭修习四书五经。陈独秀尽管聪慧过人,但是他不爱死记硬背,更不喜欢八股文章。因此,他常常背不出书来,“白胡爹爹”很生气,开口便骂,抬手便打,可是打归打,刚烈倔强的陈独秀总是一声不哭,也不讨饶。“白胡爹爹”从毒打小孙子而小孙子仍旧不哭的沉默中,似乎悟出了一些道道来,他对人说:“这伢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清光绪二十二年,陈独秀在安庆府学宫参加府试,名列榜首,考中了秀才。进人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人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学习。

    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邮寄,他都——亲自动手。

    1915年,陈独秀到上海,向已是出版商的老朋友汪孟邹提出想创办杂志。几年前,在陈独秀的建议下,汪孟邹在上海办了亚东图书馆,但经营情况不是很好,汪孟邹便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陈独秀办杂志。

    考虑到陈独秀需要养家糊口,他向陈独秀推荐了两位朋友陈子沛、 陈子寿。陈氏兄弟在上海开了一家群益书社,汪孟邹介绍双方见面后,陈氏兄弟表示同意合作。他们开出的条件是,新杂志为月刊,不管销路如何,群益书社每期支付稿费、编辑费200 元。

    这年9月15日,上海滩突然出现了一本“像春雷初动” “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的全新刊物——16开本的《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的发刊词,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

    1916年初,发生了一件让陈独秀头痛的事。因为嫉妒《青年杂志》的影响,上海青年会气冲冲地写了一封信寄到群益书社,指责《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杂志》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尽早更名。上海青年会态度强硬,陈氏兄弟害怕打官司,不得不劝说陈独秀尽快改名。

    陈独秀性格倔强,他说,本人连暗杀团都参加过,大牢也坐过,好几次差点被杀头,难道还怕打官司?陈独秀坚决不肯改名。陈氏兄弟毕竟是出钱的投资方,生意人不愿多惹麻烦,软硬兼施地劝说了几个月,陈独秀终于同意改名为《新青年》。

    很快,《新青年》在国内有发行处74处,国外已发行到新加坡。陈独秀计划撮合“亚东”和“群益”两书店,合并成一家。1916年底,陈独秀和汪孟邹一起来到北京,为两家书店的合并募集资金。

    这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还没有上任便开始招兵买马,其中文科学长的人选难以定夺。在留法同学汤尔和的家中,蔡元培看到了沈尹默转来的《新青年》杂志,这也是蔡元培第一次见到《新青年》。

    蔡元培原先组织暗杀团的时候就认识陈独秀。此刻,担任北大文科教授的沈尹默也大力推荐陈独秀。正巧陈独秀又到北京来募集资金,蔡元培、沈尹默等人便登门拜访,邀请陈独秀到北京来任职。

    12月26日上午,蔡元培到北京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陈独秀不愿放弃《新青年》,对于来北京十分犹豫,甚至还推荐了胡适回国来担任文科学长,以求自己解脱。

    从这天起,蔡元培差不多天天要来看望陈独秀。陈独秀为了筹集资金,白天四处活动,晚上回来又要看戏,睡得晚,起床迟。蔡元培有时来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嘱咐茶房不要叫醒陈,自己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

    如果论资排辈,蔡元培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二甲进士,被授翰林院编修,曾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而陈独秀只是一位秀才。蔡元培礼贤下士的风度,让陈独秀有些感动。

    蔡元培后来的一番话,终于使陈独秀动心。一是,蔡元培切中陈独秀《新青年》的要害。他说,北大要找一批有新思想的教授,陈独秀来了之后,这批人都可以帮助陈独秀写稿;二是,蔡元培给陈独秀开出的薪水是每月300元,比群益书社每月给陈独秀的办刊费用高很多。陈独秀终于答应先试干3个月。

    陈独秀来到北大之前,蔡元培就已经发表了人员任命榜,其中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遭到北大很多老派教授的反对。他们说,陈独秀只会写一点笔记性文章,没有像样的文科著作,如何能当文科学长?但是,蔡元培力排众议,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接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职。

    陈独秀被安排住在与汉花园(即沙滩)只一箭之遥的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那里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

    到了北京大学,陈独秀便将风靡时尚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带入北大,使这所陈旧腐败的髙等学府顿时清新活泼,生机盎然。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舆论工具,鼓吹新文化、新思想,莘莘学子因此而获取独立的思想人格,敢于冲决封建思想的束缚,迅速行动起来,直接干预国家大事。

    二、发动和设计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可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非但没有收回主权,反要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无条件地转让给日本。

    陈独秀对巴黎和会,从未存有幻想,他最早对这次列强的分赃会议提出质疑:“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取权力吗? ”至于国内政治问题,他公然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国“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

    他的这些激进的政治主张,深受爱国青年的欢迎和支持。青年学生奉他为导师,成为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正是在他的鼓动下,五四前夕,北大和其他院校的学生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已是呼之欲出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高呼爱国口号,举行示威游行,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秘密离京。陈独秀在沪好友料其“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回答:“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当时,张国焘是北大学生干事会干事,负责讲演部。每天,同学们先来讲演部领受任务,再分别前往北京的各种公共场所,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宣传品。6月2日,张国焘一行经北京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广场,他们一路高扬旗帜、呼喊口号。

    途中遭到军警的制止,他们依然无所畏惧,继续讲演。当日下午6时,张国焘等6位同学被军警逮捕。6月3日和4日,北洋政府又出动军警,共逮捕了800多名学生。

    陈独秀愤怒了,他要与反动当局拼死一搏。6月8日,他惊世骇俗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便是在黑暗、反动的政治挤压下迸发出来的。

    6月9日,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这份宣言对内政外交提出了具体的5条要求,表达了他“平民征服政府”的思想。宣言起草好之后,陈独秀把它交给了胡适,由胡译成了英文。

    为了避开监督,李大钊提出不要把宣言拿到《晨报》所在地印刷,最好在北大平时印讲义的蒿祝寺旁小印刷所印刷,那里安全一些。当晚,陈独秀与高一涵一道,前往该处。至印完,已是深夜1点多钟。而印刷所内的2位工人警惕性很高,印完即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

    6月11日晚10时,他约高一涵等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纪游艺场”散发传单。正在此时,从屋顶阴暗处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不假思索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给那人,此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一伙埋藏在花园暗地里的暗探立即涌出,把陈独秀抓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传单二卷和信函一封。随后,一名暗探脱下灰大褂给陈独秀穿上,并将他带离。

    李大钊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将罗章龙等找来,商量营救的方法,大家一致认为,目前“首先是将陈先生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于是,13日,北京《晨报》最先披露这一消息,随后,各大报纸相继报道。《国民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于9月16日将陈独秀保释出狱。出狱时,保释书上有“不得擅自离京” 一条。李大钊欣然作白话诗《欢迎陈独秀出狱》,诗中说:“从前我们的‘只眼’(陈独秀的笔名)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

    三、“南陈北李”创建中共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等函邀,为筹办西南大学的事宜秘密来到上海。2月4日,他又溯江而上,来到武汉,在这里进行了多场讲演,提出“三个打破”的政治主张。当时,湖北官吏极为惊骇惧怕,明令停止讲演。陈独秀只得返回北京。

    其实,他并没完全获得自由,在京期间,仍受警察的监视和约束。2月14曰,为躲避军警的追捕,陈独秀头戴毡帽,打扮成讨账的财主,乘着一驾带篷骡车,由装扮成账房先生的李大钊赶着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这就是被后人传为佳话的“南陈北李,微服出京”。

    在陈独秀离京的行李中,有一本叫《共产党宣言》的英文书。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走的,准备带到上海物色合适的人选把它翻译成中文。此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和他们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零零星星地被介绍到了中国,但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但五四这场政治风波,把一个问题鲜明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这样一来,新文化运动传播的各种新思想,堂而皇之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并且在思想上和行动中开始了各种各样的选择。正是形势的迫切需要,使陈独秀觉得,有必要翻译出版一本完整的《共产党宣言》。

    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由公路来到天津。他们分别的时候,相约各自在南方和北方活动,组建一个政党。

    随后,陈独秀乘船南下来到上海。不久,陈独秀得悉一位叫陈望道的青年正在夜以继日地开始做一件大事——翻译《共产党宣言》,不过他依据的是一种日文版。陈独秀大喜过望,立刻把自己带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托人带给了陈望道,供他翻译时参考。

    陈望道译完这本书,到上海找到了自己的学生俞秀松,托他把译稿转给了陈独秀。陈独秀仔细翻阅了译稿,十分满意,还动笔校对了一遍,决定作为图书正式出版。

    4月初,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等人来到中国,他们的公开身份是新闻记者,公开使命是在中国组建一个通讯社,秘密任务是“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担任翻译的是俄籍华人杨明斋。

    维经斯基对中国的五四运动多有耳闻,而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信息又格外关注。他们在北大图书馆会谈时,便就各自所关心的问题倾心交谈,坦诚相待。维经斯基对李大钊说,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这句话与“南陈北李”一个多月前所商的“计划”不谋而合,李大钊当然认同和向往。

    然而,他历来是个认真、稳重的人,清醒地意识到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已是振臂一呼,从者甚众,闻名国内的风云人物,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没有任何人比陈独秀更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所以,李大钊立即写了一封信,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同陈独秀商谈。

    4月下旬的一天,陈独秀正在给远在北京的李大钊写信,商讨有关建党的事,妻子高君曼突然前来通报:有一男一女两位俄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说从北京特地前来拜访。来人正是俄共(布)远东局驻海参崴处派来的代表维经斯基和夫人,还有翻译杨明斋。3人带来了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高兴地说:“我同李大钊相约,在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你们来访正是求之不得。”

    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举行了多次密谈。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讨论建党的时候,提到准备出版《共产党宣言》,但印刷费遇到了困难。维经斯基当即决定,从带来的共产国际的经费中抽出一部分帮助印刷。

    陈独秀同维经斯基的此次会面,加快了在上海乃至南方建党的步伐。5月的一天,陈独秀见时机成熟,便秘密召集沈雁冰、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戴季陶、张东荪等人开会。他开宗明义地说:“守常(李大钊)在北京已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我们也不能落后。

    我提议,上海是不是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共产党的建立作好组织准备,你们意见如何?”众人一致赞同,会上,陈独秀被推选为研究会的负责人。

    6月中旬,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为负责人,并起草党纲10余条,明确指出党要“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

    1920年8月的一天,天气酷热,陈独秀渔阳里的寓所却门窗紧闭,这里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会议。参加发起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等,会上大家一致推选陈独秀担任书记,并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北大学生张国焘作为李大钊与陈独秀的联络人,来往于京沪之间。8月底,陈独秀将上海的建党情况告诉了张国焘,让他转告李大钊,希望“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复信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

    此时,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印刷出来了。由于排印疏忽,封面上的书名“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但这本小书的发行,终于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多年前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通过一个个方块字,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响。

    党的上海发起组织成立时叫“社会党”。9月1日出版发行的一期《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成见》一文,文中用的名称是“吾党” “社会党”。

    陈独秀曾致函北京大学张申府,商谈组织政党的事,并征求党的名称的意见。信中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他拿不准,叮嘱他“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李大钊)可以谈”。

    李大钊告诉张申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正改称共产党,你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张申府的信大约是11月下旬从北京发出的。后来和陈独秀又谈到党的名称,陈独秀说:“你们的信收到了,就按照守常(李大钊)和你研究的名称,叫共产党。”

    当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伊始,陈独秀便倡议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让发起组内最年青的俞秀松任书记。不久,北京、长沙、武昌、天津、广州等地也都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旧中国,处于黑暗迷茫中的青年为真理所召唤,不少人来到上海,登临《新青年》编辑部,希望陈独秀指条光明之路。

    陈独秀曾安排这些青年在中共上海发起组开办的外国语学校学习,杨明斋为公开的负责人,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教授日、法、英文,陈独秀也常来讲课。这些青年学成后多是送往苏联学习深造,他们中不少人由苏联回国后,成为忠诚的革命家。

    正当他积极筹组中国共产党时,粤桂战争爆发。粤军司令陈炯明打败桂军,占领广州,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一向赶时髦追时尚,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自然对陈独秀格外青睐,早想请陈独秀来广东。

    11月1日,他郑重发出邀请信,请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陈独秀对广东素有好感,认为它是革命的策源地,很想去广东任职。于是,陈独秀安排好上海的工作,前往广州。

    次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他们同李达和中共上海发起组商量,希望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集中各地的代表,讨论、决定党的建设和任务。李达便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出开会的通知。

    陈独秀接到李达、李汉俊的通知信后,立即在谭植棠家召开会议,他说广州的一些事比较忙,自己又身兼大学预科校长职,目前正在争取一笔款子,用以修建校舍,如果此时离开,那么这笔款子就会成为泡影,所以不能去上海参加会议,只有让陈公博和包惠僧作为代表去出席会议。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但大家还是一致推选他为中央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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