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包惠僧 (1894—1979) ，湖北黄冈人。又名晦生，别名鲍一德、包生，号栖梧。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至1923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历任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恩来安排下任国务院参事，撰写了许多回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史料。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5岁。

    1921年7月，十几位中国先进分子的代表相聚上海，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那时起，能够作为代表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是全体党员的无上光荣。在全国人民热切期盼十九大的今天，本刊特选取了一些曾参与党代会的代表的回忆文章，使读者能够从一个侧面对党代会的情况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921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尼克尔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此时，陈独秀及我都在广州，接到临时中央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会议。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我们都到了上海，共计7个地区，13个代表，计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广州包惠僧、陈公博，上海李达、李汉俊，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刘仁静、张国焘，东京周佛海。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人出席。开会的时间，是在各学校放暑假不久，约计总在7月10日左右，临时租定法租界打铁浜博文女校楼上为各代表住宿之所，开会的地址在法租界贝勒路与望志路之间的树德里最后一个弄堂最末了的一家，即李汉俊家。开会的时间，原决定4日至5日。第一天的会，各地代表与马林、尼克尔斯基都出席了。首先由马林作了一个报告，大意是: (1) 国际形势; (2) 第三国际的工作状况及其使命; (3)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马林很善于言词，报告的时间很长。尼克尔斯基也报告了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及任务，他的报告很简短。报告完毕时间就不早了，即宣告散会。第二、三天的会，马林、尼克尔斯基都没有出席。各地代表的工作报告，都很简单，因为党在诞生的初期，工作还不多，报告也不可能长。这两天的时间集中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党纲”问题;第二是“劳动运动的计划”问题。“党纲”问题大家都很重视，不过在当时标题不是“党章”，好像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或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我也记得不很清楚，内容是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讨论党章时，是有些争论的，但不是“左”倾机会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党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诞生的，这一次的代表会议也是在第三国际的代表指导之下举行的。代表们的思想和情绪对于学习苏联 (当时仍为苏俄———编者注) 与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大体都是一致的。即便有人有右倾或“左”的倾向，但在此时还没有形成。至于李汉俊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他是河上肇的得意门生，他对于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有些研究，对苏俄十月革命以后的材料也看得较多。他的性情很强悍，可是聪明伶俐，在这个场合太煞风景的话，他是不会说出来的。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总的任务和总的方向，并没有突出的与大家不同的意见。……

    争论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党章”有“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还有一条“共产党员不得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党及团体”。这两项规定本来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对于陈公博和李汉俊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陈公博刚在北大毕业，凭借陈独秀的政治关系，镶上了国民党的边，当了广东法专的教授，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群报》的总编辑，大有脱颖而出之势。李汉俊刚从日本帝大毕业回国，在上海《星期评论》及《新青年》中也露了点头角，加以有李书城的政治关系，也正在准备袍笏登场中。他们当共产党是个思想的发展，是个远景，做官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他两人很激动地先后发言反对这个规定。在当时的情况，这种反对意见，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是出于他人之口，这个意见也还是可以加以讨论的。因为是出于他们两人之口，又加以他们态度过于紧张，所以激起了一些代表对他们两人意见的反对意见。首先由张国焘、刘仁静搬出阶级的仇恨、阶级斗争的大原则，多数代表同意这个意见，一场舌战，颇为激烈。中间李汉俊提出修正意见:“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政务官”，原案的“官吏”是包括从内阁总理一直到低级科员，修正案的“政务官”只是在中央的阁员，在地方的督军省长，问题就不大了，但是大家也不同意，辩论了很久，陈公博也软下来了。李汉俊虽然坚持他的意见，但是少数，最后提出表决:“维持原案”占多数。经过这一场的论战，张国焘等就说李汉俊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而李汉俊自以为是，见多识广，目空一切，也不向同志们说明他的见解，仅在主观上认定别人不懂马列主义，不懂政略，只有他懂，因此李汉俊就孤立起来了，但也并没有什么李汉俊的一派。好像第二天的会，党纲还没有讨论完，时间不早就散会了。第三天的会，没有继续讨论党纲，因张国焘说:马林对党纲还有意见，等马林来出席时再讨论，就开始讨论“劳动运动计划”。

    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应该吸收广大的工人群众来参加，但是这一次代表会议共13个代表都是知识分子，代表各地的党员总共不过50余人，除了湖北区有两个失业的工人同志外，就没有什么工人，尤其是没有产业工人。这说明我们党还是在软弱无力的幼年时期。马林在他的报告中，也指明这个问题。因此，大家都认定如何深入到劳工群众中去，如何发动工人和组织工人是我们的党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所以把劳动运动的计划提出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讨论。最先发言的是刘仁静，他把各国劳动运动的历史和组织形式讲了一大套，归结到我们的劳动运动要采取产业组合的方式，反对职业组合，甚至说我们要尽先把产业工人组织起来，职业工人无关紧要。周佛海译过一部社会问题概论，李达译过一部社会问题详解，他们对各国劳动运动的历史和理论也算是有点研究，也是每人讲了一套，都是空论甚多，接触到实际问题很少。各地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意见是说中国是个产业落后的国家，产业工人较少，有很多城市没有产业工人只有职业工人，还有很多手工业工人，我们的劳动运动的总方针应该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组织起来。产业组合固然好，但有些职业工人没有什么产业的凭借，如码头夫、黄包车夫等就不能采取产业组合的方式了。毛泽东也是同意这个意见。辩论了很久，终于决定采取产业组合的方式。关于劳动运动的总方针也写了一个文件，大意是: (1) 组织起来; (2) 经济斗争 (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工人福利等) ; (3) 政治斗争 (工人集会结社的自由，罢工请愿的自由等) 。这一个问题讨论了很久。最后张国焘说:马林对这个问题还有意见，今天讨论的结果留在下次开会时马林出席再作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