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像

周恩来总理邀请包惠僧同看话剧《二七风暴》后与演员交谈

    201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其场景令我激动万分，因为他们面对的13位中共一大代表中就有我的父亲包惠僧。

    1894年，包惠僧生于湖北黄冈一个贫穷家庭，他幼年在放牛时自学文化，后毕业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又就读于北京大学。先后参加了54运动和陈独秀、胡适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1920年夏，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由陈独秀担任临时中央书记。随后部分省市先后成立了党支部，武汉党支部有党员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和包惠僧等7人，由包惠僧任党支部书记，但很快他就又被调到广州工作。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参加会议的有7个地区的13个代表。他们是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包惠僧、陈公博和旅日代表周佛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现社会上有人传说我父亲是陈独秀的代表，这是不准确的。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对与会的13个代表已有准确的说明。

    党的一大正式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此外通过了“党纲”，讨论并明确了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即“劳动运动计划”。由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所以会议明确把如何发动工人和组织工人运动做为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

    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包惠僧返回武汉后就立即深入到工人中去。他先后深入到武汉人力车工人和郑州至武汉铁路工人队伍中去，不仅发展了施洋、林祥谦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与武汉党支部的其他同志一道组织了武汉人力车工人罢工和震惊中外的铁路二•七大罢工。这次罢工虽然遭到反动派的镇压，但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不久“省港大罢工”、“上海五卅大罢工”等相继爆发，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包惠僧受共产党委派加入了国民党，任铁甲车队政治教官。这支部队是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取得孙中山同意后，成立的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包惠僧为这支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侵入了心血。

    1925年夏，包惠僧调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并在周恩来率部东征时兼任军校校方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前线政治部主任）。期间，包惠僧与周恩来等共产党员密切配合，为在黄埔军校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和发展党员做出积极贡献。

    1927年7月下旬，包惠僧奉共产党中央军委周恩来同志之命到达南昌，同他一起筹备八一南昌起义。然而，在这紧急关头父亲却因患重病未能参加起义。起义失败后，周恩来亲自探望了仍在病中的包惠僧，告诉他，病愈后先在南昌暂时潜伏，以后再见机到武昌去找组织。

    然而，父亲病愈后，虽历尽千辛，从武昌直到上海却怎么也找不到党组织。此时的包惠僧已经是拖家带口，生活困难。为了生计，他又重操旧业，干起了记者。按照包惠僧后来自责的话来讲，“我没有继续努力寻找组织，属于消极脱党。”

    在以后的十多年时间，蒋介石反动政府为拉拢他也曾给他一些虚职，但他也是消极应付，没做过什么工作更没做过什么坏事。

    1944年，包惠僧被调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户政司司长（后扩编为人口局），他用了三年多时间，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大概查清当时全国人口数量大概为四万万五千万人。连他也没想到这一数字，后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制定国策的人口数量标准。

    1948年，包惠僧带着家眷来到澳门。1949年10月初，台湾当局邀请他去台并帮其办理了入台手续。但当他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的报道时，激动万分，当即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表达了请求回北京的政治态度。约一周后，他便接到中共中央欢迎他立即回京的复电。

    回京次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宴请了他，笑容满面地对他说：“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同年12月25日，周恩来请包惠僧到中南海为他接风，与他促膝长谈90多分钟。

    次年，包惠僧被安排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后又被调任国务院参事。

    1953年8月10日，中宣部李兰天、杜民两同志代表毛主席来到我家，看望了正在休假的父亲，并转达了毛主席交办的两项任务。一是，上海革命纪念馆模型已做好，让父亲去看看一大会址的情况是否合适。二是让父亲写一些有关一大和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材料。父亲当即表示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当义不容辞的完成。

    接此任务后的近三十年间，我父亲全部投身到回忆、查访、座谈及写作之中，出版的书、刊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董必武在党的“一大”》等，仅独立成册的回忆录就涉及李大钊、邓中夏、陈延年、张太雷、项英以及马林等数十人和数个共产产党所领导的早期活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