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

    1）《宋任穷回忆录：干部团二万五千里长征》
    2）干部团后人提供的资料

    整理：《总字部队子弟》编辑部

    1934年10月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出发时，中央机关编为军委第1纵队和第2纵队。军委第1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总指挥部。中央领导人博古、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等都在这个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军委第2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罗迈纵队”，包括有党政机关、工会、后勤、卫生部门及担架队等，人数有万余人。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中央领导人（左起）：博古、周恩来、洛甫（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奥托•布劳恩）

    军委第1纵队辖4个梯队。据王智涛《红大和抗大的情况》：红军大学从瑞金，公略步兵学校从雩都，特科学校从瑞金武阳围，奉命分别转驻瑞金九堡圩，向彭杨步兵学校校长陈赓报到，合编成军委干部团，番号为“军委第1野战纵队第4梯队”，由军委第1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直接指挥。陈赓任军委干部团团（梯队）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方强后调任干部团总支部书记，钟伟剑、毕士悌、韩振纪先后任参谋长。莫文骅后调任干部团政治处主任。

    长征中，干部团也有过不同的代号，例如“公馆”“坦克”等。与干部团一起行动的还有医务所、运输1排，另有一些人员由中央安排随部行动。全团共1000余人。干部团是军委直接调动的特殊战斗单位，作战主力之一，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指派参加重要战斗或承担主力突破任务。干部团清一色共产党员，组织纪律严，作战能力强，在长征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按照原来四所学校的性质，原红军大学编成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队长肖劲光，政治委员先为余泽鸿（长征到黎平时）、莫文骅（1935年2月进驻扎西时）、周桓（四渡赤水期间）。余泽鸿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长征途中留在川黔滇边开辟根据地，1935年12月牺牲。上干队下设指挥科、政治科和地方工作科。指挥科由团、营级军事指挥员组成，科长周士第；政治科由团、营级政工干部组成，科长余泽鸿（后为苏进）；地方工作科，由突围时随军行动的地方县级干部组成，科长冯达飞。

    原苏区的彭杨、公略两所步兵学校编成3个营。第1、第2营为步兵营，学员由连、排长干部组成。1营营长李荣，政治委员丁秋生（遵义会议后调来）；2营营长黄彦斌，政治委员苏启胜（后为刘道生）；3营为政治营，其学员为连级政治指导员，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原特科学校编成第4营，亦称特科营，由炮兵、工兵、机枪干部组成，营长韦国清，政治委员黄金山（后改名黄骅）、后为陈仁麒。上级干部队和4个营都设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这些教员中有宋时轮、谭希林、何涤宙、康志强、陈仁麒、阎捷三、洪水等。当时，干部团先后有国家政治保卫局派驻的特派员周兴、龙潜、林接标，其特定职责是搜集敌方情报、锄奸、审查干部。

干部团团长陈赓

    据历史档案文电，中央纵队出发的具体时间是1934年10月10日17时至18时。出发地点是江西瑞金的九堡，在于都渡口过河。红军长征前，上级作了动员，但只说要长途行军，是为了扩大苏区，连转移的时间也严格保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干部团随中革军委机关行动，干部团的学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有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以上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因此，干部团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尽量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修整的间隙，对干部进行训练。如进行过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袭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由于连续行军疲劳和战斗频繁、紧张，这种训练时断时续。可以说，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所培训红军党政干部的学校，长征途中陆续为部队输送了一批干部。遵义会议以后，部队进行了整编，中央把一些老同志送到干部团保护和照顾。

    一、湘江之战

    长征开始时，中央后勤队伍非常庞大，携带了大批行李、辎重，包括修械所、印刷所、X 光机医疗器械，还有不能用的大炮等，“坛坛罐罐”很多，活像大搬家。这些都由干部团等部队负责警卫、掩护。蒋介石得知红军转移，即调集粤、湘、桂、黔各省地方军和一部分中央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在湘粤边界、湘南、湘江附近连设四道封锁线，企图全歼红军。在数十万敌人穷追不舍下，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军，不仅使干部团，而且几乎使所有战斗部队都变成了掩护队。部队庞大、累赘，行军速度缓慢，一天走不了多少路。为了隐蔽，经常夜行军，走山路。山间小道婉蜒崎岖，部队拥挤不堪，沿途处处被动挨打。疲惫、饥饿以及接连不断地与敌人战斗周旋，对红军是严峻的考验。就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广大红军英勇奋战，边走边打，从福建、江西出发，经广东、湖南，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南渡贡水。

    当时，中革军委的意图是突破白军包围，向湘南前进。但中央红军机构过于庞大，几千名挑夫，光驮东西的骡子和驴子就一长串儿，行动缓慢，日行仅十余里。干部团负责军委第1纵队的警卫、掩护任务。直到11月8日、15日，大部队才先后通过敌军的第二道和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兰山、临武地区。这时，湘军和桂军在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4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红军部队饥饿、疲惫不堪，一路上被动挨打。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4道封锁线的命令。红1军团先头部队占领了界首渡口，控制了60华里的湘江两岸，一部顺利渡过湘江。这时，军委两个纵队陆续到达桂岩地区，在山间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走了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

湘江战役形势示意图（来源：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

    11月29日，湘江两岸的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向红军发起进攻，飞机不停地轰炸、扫射，炮弹呼啸而来。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红军战士奉命死守渡口，用鲜血和生命打垮了敌军的一次次进攻。作战中，红8军团被打散，此后番号撤销。长征时，红5军团是全军的殿后部队，其中，第34师又是红5军团的后卫部队。在掩护中央渡过信丰江、与粤军余汉谋部的激战中，第34师及红3军团第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全体指战员弹尽粮绝，大部阵亡。第34师师长陈树湘腹部负重伤被俘，他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中央红军浴血奋战，与敌人打了5天5夜，终于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4道封锁线，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8.6万红军锐减到3万多人。干部团过江后进到界首一带，待12月1日红军大部过江，于3日进入西延地区休整。

    二、强渡乌江

    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军调整部署，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北进湘西途中，但中革军委仍令中央红军“北出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12月5日，军委干部团沿湘桂边境崎岖的小道西进，翻越老山界后，于第二天进入广西境内。12月11日，红1军团占领湖南西南部的通道县城。12日，干部团随军委第1纵队到达该地区。当日，中革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向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建议，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但未被采纳。12月13日，军委第1、第2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钟伟剑任参谋长。全部机关组成3个梯队，军委干部团仍然为独立的作战单位，归军委纵队司令部直接指挥。这时，红军紧缩编制，丢掉了不必要的辎重，对主力部队进行了充实。12月15日，中央红军向黔东南前进，占领黎平。12月18日，党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于19日发出决定，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川黔边境（黔北）前进，在那里发展根据地。

    1934年12月下旬，红军连克贵州剑河、台拱、镇远。蒋介石急调湘、桂、川、黔军及薛岳兵团吴奇伟部，阻止红军，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企图扼守天险乌江。24日，军委干部团随军委纵队从黎平出发，经锦屏、施秉、黄平，于31日到达瓮安县猴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地区召开扩大会议，重申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并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强渡乌江，占取遵义。

    1935年1月2日，由1军团2师4团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部队强渡乌江，准备抵贵州北部后，夺取遵义、桐梓。干部团奉命派出特科营工兵连参加搭浮桥渡乌江的任务。1935年1月3日，红1军团2师4团击溃江防黔军两个团，用竹筏强渡乌江成功。为使大部队迅速渡过乌江，干部团接受了架设浮桥的任务。陈赓派韦国清率领特科营工兵连顶风冒雨，沿着崎岖的山路，连夜急行军60里，于天亮前赶到江界河渡口。

    陈赓到渡口后，亲自坐镇指挥，派人到江边测量了乌江水情。由于乌江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几次被急流冲走。工兵教员谭希林和何涤宙，何涤宙毕业于黄埔2期，当过工兵营长。对架桥很有经验，他们想了不少办法，最后用竹篓装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河底，以此代锚，才固定住了浮桥。干部团上干队和3个营一起，连夜从各处搜集木材、竹子等架桥材料交给工兵连。韦国清带着工兵连200多名学员，冒着严寒和对岸敌人的炮火，终于在水深流急的江面克服了器材缺，工具少，军情急，时间紧的种种困难，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其间，有位同志在敌人炮火中牺牲。

    6日，军委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当薛岳纵队追至乌江时，红军已烧掉浮桥，无影无踪。红军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直下遵义。红1、红3、红5、红9军团分别歼灭阻敌黔军，进入遵义城附近。1月6日至7日，军委纵队刘伯承司令员亲率红2师6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在干部团配合下，突入遵义城，打垮敌3个团。9日，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干部团承担警卫任务。

    三、保卫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址原是国民党川南“剿共”2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

遵义会议旧址

    为保卫遵义会议的安全，肖劲光率上干队在娄山关顽强地顶住了敌人进攻。奉陈赓、宋任穷之命，韩振纪、林秋芳、罗贵波、韦国清率干部团3营、特科营一部，担任了遵义城和遵义会议会场的警卫任务。遵义城外有好几股土匪，为确保会议不受任何干扰，周兴奉命率领警卫连在会场周围的制高点布置岗哨，连续击退土匪3次进犯。

    干部团的同志们全副武装，枪弹上膛，守卫在哨位上，没有一个人粗心大意，不间断地轮换查岗，交换情况，并在会场以外的地方走来走去，察看情况。会议连续开了三天后，结束了。根据军委的传达，知道了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在遵义，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对几乎断送革命和红军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接着，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王稼祥同志从革命不断受挫中逐渐认清了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对之产生了强烈不满,在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红军再次攻克遵义后，部队稍作休整，中央军委在天主教堂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那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都来到会场，由张闻天同志传达。同志们听了传达后，一扫过去的疑虑和不满情绪。个个称快，同声赞好！有的甚至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对吃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苦头的红军指战员们，这是激动人心的大喜事。从此，红军长征才从千难万险中找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这时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红军，士气之高昂，信心之坚定，是前所未有的。为了尽快摆脱几十万敌军从四面八方对红军的围追堵截，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红一方面军展开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红军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仗打得非常机动灵活，经常出奇制胜。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调动敌人，我们四渡赤水，围贵阳、逼昆明，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使他们对红军的去向捉摸不定，被红军调遣得团团转。这时，红军已经开始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1月19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军委纵队改称为中央纵队，总部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叶剑英兼副司令员，下辖3个梯队，干部团编制不变。

    四、激战青岗坡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即决定红一方面军向黔川边境集中，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这时，敌人为了阻止红军入川渡江，调集滇、川、湘、黔和蒋嫡系部队约20万人，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企图歼灭红军。蒋介石集中40万兵力向遵义逼近，中央红军3.7万人，向赤水急进，准备在此区域集结过江。四川军阀刘湘与蒋介石联手，堵截红军入川。

    1935年1月27日，朱德致电各军团、中央纵队，部署“红3、5军团及干部团应以迅速干脆的手段，消灭枫村坝、青杠坡之敌”。

    1935 年1月28日，红军由遵义附近进抵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一带。在土城枫村坝、青岗坡与敌人发生激战。

    战斗打响后，彭德怀、董振堂分别率红3、红5军团向川军郭勋祺、潘左两旅的结合部发起攻击，经过多次冲锋，付出了不少伤亡。后来，红军才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6000人，而是6个旅8个团共万余人。

    当时，郭勋祺旅3个团，潘左旅3个团，由郭勋祺统一指挥。郭勋祺部第9团和特务营、机炮营以猛烈火力突破了红5军团的阵地，一直打到白马山外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还把红3军团的部队截断，后面是赤水河，情况紧急，双方战斗十分激烈。此时，陈赓奉命率干部团增援，朱德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

    干部团上去的时候，敌人已经占领了制高点。他们有6个团的兵力，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又依托坚固工事，占据有利地形，后援部队也上得快。在红军猛烈攻击下，敌一部被击溃。但是敌居高临下，红军只能仰攻。

    陈赓团长令特科营重机枪进行掩护，学员们端着步枪向上冲锋。敌人打过来，红军打过去，同敌人进行肉搏战，打得十分激烈和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干部团打得很勇猛、顽强，眼看攻到了郭勋祺的指挥部附近，但又被敌增援部队的炮火压了下来。干部团又发动了几次进攻，一直打到黄昏，仍未奏效。青岗坡一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干部团打得相当艰苦，伤亡百余人，这些人都是红军中的骨干。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城的红2师连夜奔袭90里，回师增援，但红阵地已经缩小，难以展开战斗。正在僵持不下、难解难分之际，朱德总司令亲临战场视察，觉得再打下去不利，立即命令红军军后撤。当天深夜，红军一渡赤水河，向南开往四川边境古蔺一带，暂时甩掉了敌人。寻机北渡长江，把坚持阻敌、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的任务交给了干部团。接到命令，陈赓、宋任穷采取针锋相对的打法，指挥干部团对冲上来的敌军发起迅猛反冲锋，敌人防守不及而后退。陈赓、宋任穷抓紧利用这一间隙，率干部团主力及时接守了红3军团的阵地。

    这时，朱德电令中央红军各部立即脱离接触之敌，一渡赤水河。肖劲光率干部团上干队与红1军团、红9军团及中央纵队第2、第3梯队归林彪指挥，为右纵队，由猿猴场渡河，向古蔺以南前进，干部团大部与中央纵队第1梯队及第5师由土城下游浮桥过河，向三角塘、头场坝前进。   

上干队队长肖劲光

    2月4日晚，中央纵队以红5军团为后卫掩护，经石箱子，水潦去扎西。干部团路过一个村寨旁，顺便缴了反动民防队的武器。离这个村寨不远，有几座国民党地方军修筑的碉楼，红军大部队经过时，一些国民党兵躲在里边，向红军开枪射击。干部团当即还击，部队顺利通过。

    五、攻克娄山关

    红军到扎西后，遵义附近敌人兵力薄弱，又二渡赤水河，进占贵州桐梓县。中央军委指示：“坚决消灭娄山关之敌，乘胜克遵义城”，并指示夺取娄山关，是“开展战局的关键”，“对野战军顺利转移至关重要。”

娄山关在遵义、桐梓两县的交界处，是遵义的北大门，位于娄山之巅，四面群山如剑，是川黔交通的险关要道。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

    为了扩大占领区，中革军委决定派红1军团第2师4团攻克娄山关，占领桐梓县城，干部团参加战役配合。娄山关战斗开始前夕，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派出学员前往关东执行侦察任务，看地形、观敌情，他们发现踞守之敌全部龟缩在娄山关口，兵力足有两个团，东西两侧以东为虚。陈赓迅速将此情报报告给刘伯承。在刘伯承指挥下，红3军团第13团和1军团第1团攻克娄山关，击溃附近之敌。这天，干部团奉命由桐梓出发，一天走了120里，由肖劲光率上干队接替3军团13团扼守娄山关。干部团其余全部奔赴遵义城西南，与1、3、5军团一起，对蒋军周浑元部以及吴奇伟两个师展开激战。敌一部固守遵义城古羔咀西南端制高点老鸦山。

    在老鸦山战斗中，3军团10团张宗逊团长负伤，钟伟剑参谋长牺牲，只有黄克诚政委一人在指挥战斗。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带着干部团刚进入阵地，便顶着打。红4团与敌人展开白刃肉搏，占领娄山关关口以后，直扑桐梓县城，俘敌数百，缴获大量物资，陈赓、宋任穷指挥干部团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配合10团消灭了一部分敌人，敌残部撤退，干部团夺取了老鸦山。1、3、5军团主力歼灭了遵义城内外的敌人，敌残部溃逃。遵义被红军第二次攻克。这一仗俘虏敌人三千余人，歼灭和击溃敌人2个师又8个团，是长征以来遵义会议以后打得最漂亮、战果最大的一次胜仗。　　

    土城战斗和再克遵义的战斗，打得都很激烈。在土城战斗中干部团损失不小，伤亡百十来人，令人十分痛惜。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个优良传统，一向非常爱护干部，重视培养、训练干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是这样，在长征途中也是这样。红军干部团的成立，就体现了这种优良传统。以后，宋任穷政委就干部团在土城战斗中的伤亡较大一事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宋任穷说：“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同志同意宋任穷的意见，非常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哩！”

    中央红军过赤水河后，由于敌人不断增兵，紧追不舍，中央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向扎西地区集中，在川、黔、滇边境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1935年2月9日，中央红军各部陆续抵达扎西。2月10日，中央决定：3万中央红军共缩编为17个团，军委干部团这次编制未动，属于17个团其中之一。

    中央军委总部在扎西召开的营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扎西是个偏僻的小镇，只有一条小街，军委总部设在江西会馆。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传达了会议总结的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讲了目前形势、任务。张闻天讲话客观、全面而又具体，对今后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他的讲话使所有与会同志都受到鼓舞。

    红军在扎西等地休整时，国民党中央军、川军、黔军和滇军以数倍兵力合围，中央果断作出决定：东渡赤水，回师遵义。

    六、再取遵义

    2月18日至20日，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24日占领桐梓。

    红军回师黔北，完全出敌意外。川、黔两敌急忙抽调重兵向娄山关、桐梓、遵义开进，企图围歼红军。25日，中央决定，乘敌大部未到，攻占娄山关，再取遵义。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1、红3军团向娄山关挺进。肖劲光率干部团上干队百余人，几十条枪，加上1个警卫连留在桐梓城警戒，待红9军团来接防后也直扑娄山关。

    扼守娄山关的是黔军柏辉章部3个团，共3000余人。25日夜，红3军团和红1军团各一部，经过激战，第二次占领娄山关。红3军团第10团又与蒋介石嫡系吴奇伟、周浑元两部在遵义以南老鸦山短兵相接，肉搏拼杀。肖劲光率上干队与敌人激战一夜后，奉命将阵地交给前来增援的红5军团。

    干部团除上干队之外的全部兵力，由桐梓出发，赶往遵义作战，一天强行军120里。干部团赶到遵义附近时，红3军团已经把敌人的主力追到了乌江边，而遵义城外山上还有敌人的团指挥所及1个营。黄昏，陈赓率干部团进至遵义城西南。这里的地形十分复杂，两面是山沟，中间是一个突出的山包，敌人在山包上，居高临下，如果硬冲猛打，伤亡就会很大，于是陈赓命令部队利用山沟隐蔽运动，迅速占领有利地形，经过数次冲锋，把已被敌人占领的阵地夺了回来。

    刚进入阵地，侦察员发现敌人又在组织新反击，这批敌人的装备好，有重机枪四五挺，还有两门山炮。陈赓和宋任穷命令部队顶着打，不让敌人有一点突破。敌人在炮火轰炸、机枪扫射掩护下，向干部团阵地猛攻。陈赓沉着指挥，干部团顽强阻击，敌人上来一个就打倒一个。接着，陈赓改变战术，命令部队用交叉火力掩护，从正面、左侧、右侧全面发起冲锋，同时派主力部队乘机快速抢占制高点，很快打垮了这股敌人，并全部俘虏了敌人团指挥所的人员。

    红1军团林彪、聂荣臻报告中革军委朱（德）主席等：“遵义新、老城于本月28日晨完全占领。”当天中午，红军夺回城南的老鸦山阵地、进占红花岗、忠庄铺。

    遵义地区作战，历时5天，中央红军击溃、歼灭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敌残部向八里水、鸭溪方向撤退。这是遵义会议后打得最漂亮的一次胜仗，干部团受到军委表彰。

    七、四渡赤水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飞抵重庆坐镇指挥，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渡乌江，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地区。

    1935年3月2日，中共中央代替博古负总责的张闻天在遵义县苟坝（现为枫香坝镇的一个村）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在长征中，干部团多次在林彪、聂荣臻的指挥下作战。1935年3月5日，干部团奉命受林、聂指挥，为右纵队前进，6日拂晓，经花苗田抵达距离遵义城几十里的长干山、枫香坝之间地区。

    3月11日，川敌3个旅进占遵义，乌江南岸之敌也以一部兵力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

    3月15日，红1、红3、红5军团和军委干部团奉命取道谭厂，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场之敌左侧背及左正面。国民党吴奇伟、周浑元的部队在鲁班场的一个汽车站修筑了围墙工事。干部团准备与红3军团联合发起进攻。由于敌人围墙高大，地形又不利于我方，加上天也黑了，军委命令红军主动撤出战斗。

陈赓、宋任穷率干部团撤出后，按照上级指示和红5军团一部掩护中央纵队向茅台镇、仁怀、小河口等地撤退。

    1935 年 3 月中旬，干部团在贵州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时，担任渡河两岸的警戒、掩护任务。陈赓、宋任穷按中央军委指示，先派出一个营到河西，掩护中央军委渡河后的行动安全。全军渡河后，我们即随中央军委行动。这时敌人向川南集中，以为我们要北渡长江，我们却改变以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来了个出敌不意，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了。渡乌江时，干部团走在后面，3营担任守乌江浮桥的任务，并按照指示，等待殿后主力5军团过江后即拆桥。当5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后，干部团得到中央军委一位参谋拆浮桥的口头命令，把浮桥拆了，行军四十里到了宿营地。

    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向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汇报了拆桥的事，朱德和周恩来也在场。他们听后十分焦急，严厉地批评了一顿。朱德总司令很少发脾气，这次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5军团过江了，可是罗炳辉率领的9军团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浮桥呢？这么大的行动，不请示报告，怎么就把浮桥拆了呢?陈赓和宋任穷以及在场的3营政治委员罗贵波当即表示接受批评，并请示如何补救。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刘参谋长指示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起浮桥。我们坚决保证，在天亮以前一定要把浮桥架好。朱总司令说：桥架好后交给9军团，他们过河后拆桥。如果明天早晨7时9军团还不来，你们就拆桥。宋任穷连饭也顾不得吃，就带着干部团3营和工兵连，连走带跑40里，急行军返回乌江边，天已经黑了。除少数人做饭外，其余的同志们砍竹伐木，重新架设浮桥。经过紧张突击，在天亮以前终于把浮桥又架了起来。等到7点， 9军团还没有来，我干部团便拆了浮桥。大家虽然忙碌一夜未合眼，又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但丝毫不敢耽误。宋任穷赶紧带着3营和工兵连拼命追赶已经走远了的队伍，追了两三天才追上。后来才知道，由于当时不断行军打仗，敌情变化快，部队无法停下来架线进行电台联络，中央军委一时和9军团联系不上。9军团为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过江，和敌人周旋，未能赶来渡乌江。取得联系后，中央军委电令他们留在江北作为特别游击支队，转战黔西、滇东北一带，以后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过金沙江与大部队会合。

    干部团到达茅台镇的当天，朱德总司令颁布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明确规定：我野战军决于今16日晚和明17日12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

    朱德总司令任命陈赓为渡河司令，指挥各军团渡河。河边原来有座铁索桥，被敌人炸掉了。干部团工兵连迅速用船架起两座浮桥。根据军委命令，陈赓派出干部团1个营先渡河，接应军委机关，并在军委规定的渡河地段组织修筑工事阵地，准备对付来袭之敌。这样，干部团就担负起警戒两岸、掩护中央和大部队渡河的重任。干部团奉命把渡河指挥及掩护任务交给红5军团，在把修筑好的工事阵地移交完毕后，全团随即渡河。

    1935年3月20日，红1军团的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出敌不意，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渡乌江时，干部团3营和工兵连担任防守乌江并架设浮桥的任务。

    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前锋逼近贵阳。中央红军主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迅速进军云南，直逼昆明。

    八、巧渡金沙江 

    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指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迷惑蒋介石。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态势，把蒋介石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川南。蒋介石坐镇贵阳，麇集了邻近数省的敌军，连滇军也赶来驰援。我主力却由贵阳以东神速掉头向西，与东来援贵滇军背向对进。

    4月23日，军委纵队进入平彝（今富源）县黄泥河、铁锁箐村一带。陈赓和宋任穷率干部团主力与后卫之红5军团一部，在寡妇桥及新寨等地，利用有利地势打了个伏击战，歼灭追敌周浑元纵队一部。这时，敌人飞机轰炸，使红军军委纵队遭受损失，一些同志牺牲，贺子珍等负伤。

    红军逼向昆明的行动，仅是虚晃一枪，尔后又兵分两路，红1军团在左，红3军团在右，刘伯承率领军委干部团居中为先遣部队，向金沙江推进，中央纵队跟进。4月27日下午，中央纵队进抵曲靖、马龙两县交界处，干部团在附近村落驻扎。

    四月下旬，红军进至昆明城下，国民党云南方面，因滇军主力东调，十分惊慌，只好以民团守城。

    在向云南进军的路上，毛泽东同志的工作十分繁忙，很疲劳，为了多睡一会儿觉，他经常走在后面，不少时间同干部团一起行动。有几天连续下雨，有时大雨滂沦，河水浊浪滚滚，汹涌澎湃。毛泽东同志骑在马上，在雨中徐徐而行。他有些忧虑，对陈赓对宋任穷说：现在，我们先后把敌人的主力吸引到了贵阳和昆明，这便于我们采取突然行动，神速地抢占金沙江渡口，全军渡过金沙江，把敌人甩得远远的。这几天的雨下得不好啊！河水上涨，怕要影响我们渡江哩！

金沙江

    敌人调集了几十个团的兵力沿江堵截。由于金沙江很长、渡口较多，敌人一时摸不准红军渡江的时间和地点。当时，国民党已集中七十个团以上的兵力向红军追击，而金沙江两岸敌兵空虚。陈赓、宋任穷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决策很拥护，对毛泽东用兵的高超艺术十分钦佩。北上抗日，这是广大红军久有的热切愿望。这一愿望不久就能实现，曙光在前，他们心情激动，精神振奋。那些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研究渡江计划，并亲自进行指挥。

    4 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的指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红军主力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立即挥戈北指，分兵左、中、右三路，平行向金沙江急进。1军团在左，经武定、元谋抢占龙街渡；2军团在右，抢占洪门渡；中央军委纵队居中，抢占皎平渡。5军团仍然殿后掩护。

    5月2日，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指示：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电台一部，“赶于4号上午到皎平渡架桥”；3军团13团，“亦限4号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1军团先头团，“限4号午前到达”龙街，并伪装成敌军抢占渡河点两岸，抢获全部渡船。

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的地方，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

    红军刚赶到云南禄劝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参谋长一起来到干部团，非常详细、具体地部署我团抢渡皎平渡的计划。周恩来在指示中，除了强调有利条件外，也指出了种种困难，甚至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假如在抢占渡口后，我军后续部队跟不上，渡口又被敌人占去，那么，渡过江去的先头部队就会被切断，那就要准备独立作战，打一段时间的游击，以后再设法取得联系。为加强对抢渡金沙江战斗的领导，由刘伯承担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

    和陈赓、宋任穷决定，以3营为先遣营。该营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副营长霍海源，共3个连加1个工兵连。刘伯承、宋任穷随先遣营行动，任务是当天急行军160里，用一切办法抢占皎平渡渡口，消灭驻守敌人，迅速收集沿江船只，组织架桥，以便后续部队强渡。陈赓团长率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当天行军百里左右，在中途宿营，保持体力，准备第二天渡江后继续前进。他们的任务是抢占渡口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消灭四川西昌、会理方向可能来犯之敌，掩护中央直属部队和五军团渡江。当天，干部团全体指战员集合，宋任穷政委向部队做了简短、有力的政治动员，要求大家保证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以及周恩来的指示，坚决完成任务。同志们都清楚这次战斗对红军生死攸关，一致表示将不惜牺牲，去夺取胜利。

    先遣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为了争取时间，出敌不意，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记，伪装成国民党部队，爬山越岭，强度急行军。对于沿途遇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民团等，都全部应付过去，不予理睬，留待后续部队去消灭他们。这样既可以尽快抢占渡口，又可以保持红军行动秘密，不被敌人察觉。因此，沿途行军精神集中，行动神速，没有战斗。

    傍晚，干部团到达离江岸渡口五、六十里处，这个地方叫沙老树，在这里稍作休息。路不好走，想找个响导。3营战士佯称国民党军队，抓到了一个肥头大耳的大胖子。

    “你是干什么的？”3营战士问他。他说：“我是区公所的。靖卫团主武装）的团总让我到江边送命令，为了防备共军过江，把渡船都烧掉。”这个情报很重要。3营马上派人把这个大胖子送到刘伯承同志和宋任穷这里。大胖子向刘伯承鞠了一躬，毕恭毕敬地说：“长官，从哪里来？我是区公所秘书。”刘伯承说：“红军快来了，我们要赶到江那边去！”大胖子说：“红军虽然离这里还远，为了防备红军在这一带渡江，我刚接到上级一纸命令，把我区沿江所有船只全部迅速烧掉，以免被红军利用。”宋任穷急忙问：“烧船的命令发下去了没有？”“船烧掉了没有？”他说：“没有。我正要去江边办理这件事，命令还在我手里哩。”

    宋任穷等问清了情况后，就明白告诉他：我们就是红军，现在就要船。并且严正警告他：“要是渡口少了一只船，拿你是问！”这个胖家伙霎时大惊失色，呆若木鸡。我们命令部队押着他一起走。当地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恨之入骨，红军稍做工作，便纷纷主动向我们提供情况，给了我们许多帮助。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渡口对岸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队驻守，只有一处收税的关卡叫厘金局，还有一个保安队，不过几十条枪。这样，一个连的兵力就足以收拾他们了，过多部队反而施展不开。群众还告诉红军，皎平渡渡口南岸正停着两只木船。

    当时，决定3营一个连为先遣连（连长肖应棠）。刘伯承立即命令先遣连轻装前进，猛扑江岸，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3营的其余两个连和工兵连就地做饭，随后迅速跟进。  宋任穷马上派罗贵波和霍海源率先遣连直扑江边。约半夜12点，他们抢占渡口成功。立即利用找来的两只船，把一个排送到江北岸。因为我军行动神速、隐蔽，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因此毫无准备。先遣连渡过金沙江到对岸厘金局时，里面正在砰砰啪啪打麻将。当地群众领头去叫门，说是来纳税的；他们正玩得热闹，有人吆喝道：深更半夜来纳税，不开门，明天再来！

    群众向来十分痛恨厘金局，上去一脚把门踢开。干部团的人进去，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厘金局的全部税款，完全控制了渡口两岸，干净利索地抢占了皎平渡渡口，无一伤亡。

    皎平渡口得到先遣连胜利占领渡口、消灭敌人的报告时，刘伯承总参谋长同宋任穷政委正骑在马上，在黑夜里行进。刘伯承一边走，一边极其兴奋地说：同志们今天走的这个路程是160里。这样难走的山路，又是黑夜，人一天怎么能走这样的160里哪？可是，我们走到了，不仅走到了，还过了一条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敌人！其所以能够如此，靠什么？主要靠政治，靠同志们的高度政治觉悟，靠我们的党，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靠群众。没有这些，就根本做不到！你说是吧？宋任穷政委同意地点点头，回答说“是这样！”刘伯承讲这些话的时候，高兴的神情，愉快的语调，表现出他对党，对红军广大指战员和劳动群众的极其深厚的感情。刘伯承的作风非常深入细致。他对先遣营的整个行动，从作战计划，途中找向导，直到很小的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布置得很周密。这对先遣连以及整个先遣营胜利完成任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次袭击金沙江皎平渡渡口的成功，还归功于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英勇无畏，归功于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和有力支援。很快到了皎平渡渡口，这时天已经亮了。宋任穷除了向通安州方向派出前哨连执行警戒任务外，立即一面继续收集船只，一面准备架桥。金沙江江面虽不很宽，但水深流急，既不能徒步涉水，又无法架桥，只能乘船过江。当时只夺得两条船，哪里够用呢！寻找船只成为我们的后续部队能否渡江的关键。我们发动群众赶快收集沿江船只。在群众帮助下，干部团3营在二、三十里的江岸边，又找到了4只破船，我们好高兴啊！马上组织人力进行了修理，连同原来渡口的两只，一共有6只船。这时，刘伯承、宋任穷向朱德总司令发电报告：“皎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以后经仔细寻找，我们又得船1只，共有只。以后全军就靠这7只船渡过了金沙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流经深山峡谷之中，后面还有强大的追敌，如果红军过不去江，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干部团先遣营夺取金沙江皎平渡渡口是艰苦紧张的。陈赓率领的干部团后梯队主力夺取皎平渡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既要由宿营地赶到江边，又要接着渡金沙江，过江后又强行军奔赴通安州，同敌人打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也是极其艰苦、紧张的。

    通安州是一个不大的山地街镇，它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占据这个高地，就可以直接控制住皎平渡渡口。当时，通过电报红军已经知道，进袭金沙江的另外两个渡口——龙街渡和洪门渡的船只都被敌人烧掉，那里江面较宽，又有敌机轰炸，无法架桥，红军不能从这两个渡口渡江。全军都将由皎平渡渡江。因此，夺取通安州成为保护全军安全渡江的关键一战。

    刘伯承和宋任穷是清晨到达金沙江畔的，陈赓率领干部团后梯队主力由宿营地赶到江边已是中午。刘伯承命令：不惜一切牺牲，必须坚决把通安州拿下来，保证掩护全军安全渡江。

    干部团陆续渡过江后，陈赓又派一些同志找船，他们往下寻找十余里，分别在北岸及上游的鲁车渡又找到几条木船。为了加快红军大部队渡江，陈赓又命令何涤宙等执行架桥任务，由于江面水深流急，敌机袭击不断，没有成功。红军从两岸附近的村子里，请来了多位船工，轮换着划船，不停地运载红军过江。

    与此同时，右路红3军团抢占禄劝境内的洪门渡，但只找到1只小船，几天内只有1个团渡过江。左路红1军团到达元谋龙街渡口，找不到渡船，加之江面宽阔，架桥未获成功。这时，红军还没有搞到七只船，为了迅速奔袭通安州，部队来不及休息，便立即组织分批抢渡。

    这时，川军刘文辉部两个团和1个迫击炮连，企图抢占金沙江北的通安州，阻止红军北进。军委命令红1、红3军团迅速从皎平渡口渡江，并命令干部团占领通安州，保障红军主力渡江安全。陈赓迅速决定，除特科营留1个连维持渡河秩序，工兵连架桥外，干部团其余部队由他亲自率领，连夜出发，与敌人争夺通安州。

    5月5日，部队快速向江北的通安州前进，从皎平渡口至通安州，要爬15里的山路。这座山叫中武山（一说狮子山）。山不大，但地形险要，敌人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势。

    从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很陡很窄的山问小路，盘旋在悬崖峭壁上，有一段路面仅能容一人通过，一面临深谷，一面靠绝壁。一位参谋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带领学员们利用石崖，迅速变换位置，攀爬着向山上攻击。敌人不停射击，一些同志伤亡，前进暂时停止。陈赓团长指挥若定，果断命令部队吹冲锋号，2营从正面佯攻，他亲率第1、第3营从右翼迂回包围，攻击敌之左侧。这时，成群的敌人冲了上来，为了保证整个战斗顺利进行，陈赓指示、1个连占据有利位置进行阻击。敌人冲上来以后，他命令事先指定的十余名“有准头”的优等射手，重点射杀冲在最前边的敌兵，其中一两名射手专打敌人当官的，其余大部战斗员在班、排长指挥下作战。当敌人龟缩在一起的时候，命令机关枪手扫射，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在这个连队掩护下，第1、第3营向一把伞梁子高地敌人发起了冲击。部队前进到半山坡，发现左右两翼都有敌人把守，敌人从山头上不时打冷枪，推滚石。学员有的中弹牺牲，有的被滚石砸伤，其他学员只能贴着悬崖，冒死前进。

    陈赓迅速召集营、连干部布置任务，并进行简短动员。他命令以迫击炮、机枪的密集火力掩护，在隘口一个有利地势集结部队。这时，掩护部队赶了上来，陈赓命令李荣带第1营分别集中到一明一暗两个位置。当敌人还没有彻底弄清楚局面的时候，以陈赓枪声为令，学员们端起刺刀，展开猛烈的冲锋，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陈赓命令部队发起猛烈攻击，1个小时后，攻占了一把伞梁子高地。

    通安是靠在山边的一个小地方，作为前卫部队的干部团2营刚翻过山，就与敌人交上了火。敌人只有两个连的兵力，2营一个猛攻，就将敌人击溃，遂冲进通安。这时，敌人1个旅、两个团和1个迫击炮连上来增援，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经过激烈的遭遇战，2营只好退出通安，重新占据山顶，以待主力。前头部队一打响，刘伯承估计到形势严重，立即命令宋任穷带先遣营3营全部，火速赶到通安州投入战斗。

    下午，宋任穷率干部团特科营（重机枪连、炮兵连、工兵连）跑步赶到通安附近。宋任穷传达了刘伯承的命令：“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战斗，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敌人，占领通安，保证全军顺利渡江。”陈赓重新部署攻击，并召集连以上干部作了反击动员，大家斗志昂扬，誓死拿下通安州。任务重大、紧急跑步，部队奋力前进，黄昏时分赶到那里，敌我双方正在激战，对峙着。陈赓、肖劲光、毕士梯都正在紧张指挥战斗。毕士梯对宋任穷说：仗打得很大，刚才已打到街上去了，我们缴获了敌人的迫击炮。因敌我兵力悬殊，我们刚刚退了出来，敌人还没有消灭。

    这时，敌人两个团同时在红军干部团前后发起了冲锋。陈赓命令学员们的步枪都上刺刀，以机关枪、迫击炮掩护，向敌人猛烈冲锋，很快将敌人压下山去。经过拼命争夺，干部团占领了小高地，连续向敌冲锋，迫使敌人连夜退守会理城。入夜，干部团终于占领通安州。

    陈赓的命令部队乘胜追击，没有命令，不准停止！干部团沿着通安到会理的大道，直追敌十五里，一路上收拾敌残兵。陈赓指挥干部团，一天接连打了两个胜仗，击溃敌两个团，歼敌100余人，俘敌600余人，其中有敌团长1个，被击毙的敌人中有若干校尉级军官，而干部团仅伤8人，亡4人，因而受到中革军委的通令嘉奖。

    陈赓指挥这一仗，确实打得漂亮。正如跟随陈赓一起参加战斗的韩振纪后来分析通安州一仗时所说：“陈赓同志那时就很注意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原则，并且有较深刻的体会。他在作战指挥上的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大胆果决、机动灵活，善于掌握情况，捕捉战机，应该打的时候绝不放松夺取胜利的机会；不该打的时候，坚决不打，毫不犹豫。攻取通安州的战斗就是这样指挥的，看见有利形势乘胜追击，不顾一切；后来感到两翼兵力薄弱，继续追下去，条件不利，中途就将部队收缩回来，从战术上不是打死仗，从战略上还有掩护渡江任务，战术动作能与战略任务结合起来。”（见穆欣著《陈赓大将》）   

    通安州战斗是皎平渡战斗的继续，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战斗是一个战役。这个战役的全胜，为红一方面军安全渡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干部团占领通安州后，全团便在街上住下，掩护全军渡江。中央军委对干部团胜利完成抢渡金沙江的任务很满意，予以通令嘉奖。第二天，全团开了庆功大会。

    红军除少数部队从其他地方渡江外，大部约几万人都要靠七条船从皎平渡渡口渡江，组织任务十分紧迫繁重。为了加强对大军过江的组织领导，5月 5 日，中央军委组成以陈云为司令员、蔡树藩为政治委员的渡江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军渡江。

    当天，朱德总司令来电指示：敌八日有到皎平渡的可能，为了避免被敌隔断或被敌两岸夹击的危险，部队务必不顾疲劳，兼程前进，“必须紧接过渡不得问断”。五日军委纵队已渡完，3军团“必须六号拂晓前开始赶到河边渡河，限六号夜渡完”，  

    “七、八两日为1、5军团赶来渡河时间”。在渡江指挥部的指挥下，全军7用七只船，昼夜抢渡，秩序井然。晚上烧柴火和点汽灯，金沙江两岸灯火通明。江两岸高山耸立，是个狭长地带，敌机进不来，只能在高空飞来飞去，盲目丢几颗炸弹，并不影响红军渡江。虽然滇军跟在红军后头追，但因有5军团殿后，在顶着打，还有9军团在迷惑敌人，掩护我大部队过江。因此，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抢渡，红一方面军的大部人马都从皎平渡过了江。

    中央纵队和红1、红3军团大部及后卫之红5军团共2万多人，先后抵皎平渡，使用干部团夺取的7只木船，日夜不停地摆渡，于5月9日全部抢渡过了金沙江。

    巧渡金沙江这一壮举，成为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红军全部渡江以后，敌人的大队人马赶到金沙江南岸，渡江船只已被红军全部烧毁，他们只好望江兴叹，徒呼奈何！他们所得到的仅仅是几只烂草鞋！红军宣传队还为此编了一个叫《烂草鞋》的戏，在部队演出过。这个戏，热情歌颂了红军的机智勇敢和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尽情嘲笑了敌人的愚蠢和怯懦！从此，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九、掩护中央强渡大渡河

    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摆脱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达四川会理地区。会理城位于金沙江北岸，是川康边界的交通要地。中央命令红3军团和军委干部团攻会理，以便中央红军各部在此休整。干部团在通安、会理稍事休整后，继续北上，朝大渡河方向前进。

    5月6日，接到中央电令：干部团立即向会理进发。陈赓率干部团先头部队到达会理城外附近，据当地群众反映，这里有内外两座城墙，东西南北4个城门，城墙坚固厚实，易守难攻。与此同时，侦察人员报告，该城守敌多，战斗力较强，此外还有增援部队1个旅。

    陈赓正在制定作战方案，宋任穷率干部团大部队赶到。陈赓、宋任穷商定，由宋任穷带宣传队去做群众工作，准备物资支援、组织担架队及弹药运输队，陈赓等作攻城战前动员，筹办炸药，另派人去砍毛竹绑成梯子以用来攻城。

    红3军团及干部团大部队陆续到达，完成了对会理城的包围。5月9日，红3军团奉命担任主力开始攻城，干部团集结于沙坝地区为预备队。红3军团工兵挖掘坑道，实施爆破，在东北城墙上炸开了个口子，由于这口子太小，红3军团发动总攻冲锋未果。陈赓等随时准备上阵拼杀，但久等未见行动命令下来。这时，敌人在东边又增加了1个团的兵力，一颗迫击炮弹在干部团驻地炸开，几位同志负伤。

    红3军团攻城五六天未能取得胜利，于15日撤出战斗。尽管会理县城未克，但红军大部在此区域进行了休整。中央召开会理会议，总结红军前一段作战的经验教训，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沿会理大道北上。蒋介石急令薛岳部主力及川军一部阻击，并令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大渡河以北地区推进，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围歼中央红军。

    国民党曾狂妄断言：红军过得了金沙江，过不了大渡河，共产党必重蹈石达开的复辙，全军覆灭。

    大渡河江面虽不很宽，但是水流湍急，河床里由上游冲下来的大石头很多，河里的漩涡一个接着一个，河水翻腾着，咆哮着滚滚流去，比金沙江凶险得多。两岸没有堤，沿河两岸一百多里全是悬崖峭壁，很少有老百姓居住。只是沿着河边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路。安顺场是大渡河的一个重要渡口，安顺场地区的大渡河宽约300米，水深流急，河里大石头很多，漩涡一个接着一个，两岸群山之间只有一条曲折的小路，地势极其险要，无法架桥，5月24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1师第1团在杨得志团长指挥下攻占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红1团1营营长孙继先率领17名勇士强渡大渡河，与后续部队配合，击溃川军1个营，控制了渡口。红1师于27日、28日在安顺场过江。干部团大部日夜兼程疾进，27日亦由安顺场过江，过江后即接替红1师1团老铺之防务，并留一部在留龙场、小水担任警戒。

    为了抢时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果断决定沿江而上，抢渡泸定桥。毛泽东同志的部署是：1军团1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从安顺场继续渡河，再沿河东岸北上；1军团2师和5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从安顺场出发沿河西岸北上，两面夹河而进，夺取泸定桥。安顺场距泸定桥300多里，中央军委要求干部团三天以内一定赶到。在大渡河东西两岸的红军，日夜兼程向泸定桥疾进，夜里打着火把行军。

泸定桥

    5月下旬，1军团首先抢占安顺场阵地，并对敌人实行警戒。26 日，中央军委命令干部团接替大渡河沿河被我主力的部队占领的几个地方，担任警戒任务。5月27日，干部团由洗马姑，经老雅贤、小水溪，开往安顺场方向，接替1一团在老铺子的警戒任务。经老雅贤留一个营，接替第6团的一个营在该处的警戒任务；经小水溪留警卫排，接替第2团一个连的任务，并接收、监护警戒任务所在地附近的大渡河船只，掩护已经渡过大渡河的1军团北上。干部团团留3营于河南岸守安顺场渡口，其余主力从安顺场过江，接过杨得志领导的那个团的防，扼守渡口。杨得志率部随刘伯承、聂荣臻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策应西岸北上的大部队攻占泸定桥。安顺场是个小镇，背靠峻巍的营盘山，面对咆哮奔腾的大渡河，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翼王石达开，就全部覆没在这里。奉朱德严令，干部团于29、30两日遏阻川军两旅于八排、纳耳坝以东，在此构筑工事，执行掩护任务。这一带山石坚利，取土困难，于是陈赓组织工兵炸山，将大块石头垒起，厚厚的掩体坚如碉堡。30日，干部团据守于此，与敌激战，毙伤敌近百人后，按原计划退守铺沙岗，再奉命北进至德施地区，一路警戒，遏阻追敌。干部团在这里坚持了两天，守住了安顺场和沿河接过来的警戒阵地。红军主力部队抢渡泸定桥成功，大部队胜利过了大渡河。国民党断言我们要做石达开第二的妄想破产了！干部团在完成掩护、堵住追兵的任务后，于30黄昏出发，追赶主力部队，向四川天全、芦山前进。

    十、过雪山

    占领泸定城后，中央决定分兵3路夺取天全、芦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行军部署中，军委干部团为后梯队。

    1935年6月12日，干部团来到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脚下。长征途中，红军要爬好几座雪山，其中最难爬的就是这座夹金山，当时人称它为大金山。

    上山前，干部团首长让大家每个人准备一根木棍，还有绳子、干粮。

    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天气反复无常，忽而大晴天，忽而狂风暴雪。那时正是夏天，刚走到雪山脚下，就听见寒风呼啸，看见满天飘着白雪。拂晓，干部团的全体同志开始爬雪山，越往上爬，越是寒气袭人。雪山地势险峻，厚厚的积雪一年到头都不化，冰凌又粗又硬。不远处，有战友掉进了深不见底的雪谷，但大家却无能为力。

    上面的同志传下陈赓的话来，要求所有的人都不能在山上停留，否则一坐下就可能被冻死。山里狂风冰冷刺骨，干部团宣传队员不顾空气稀薄，用嘶哑的声音鼓动学员们克服困难前进，大家互相喊话鼓励、互相搀扶着爬上山顶。过夹金山是长征中一次生死考验。

    1935年6月18日，干部团随中央红军到达四川省西北（部）的懋功（今小金）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当时，敌人集中胡宗南、薛岳、杨森、邓锡侯、刘文辉、李抱冰、郭勋祺等部90多个团的兵力，从东、南、北3个方向向红军进逼，企图阻止红军进入岷江东岸和嘉陵江流域，封锁红军于川西北草原。

    6月28日，党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两个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决定率领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在两河口休息了几天，6月底，中央红军离开懋功，继续北上。干部团翻越长征路上的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又称梦别山）。

    为执行中央关于松潘战役的行动任务，协同红四方面军攻打松潘，干部团在翻越梦笔山后，又准备翻越新的雪山。陈赓派人找当地群众请教一下当地天气特点。等到部队上山时并没有遇上太大的雪，但这一带的雪山都比较高，山上积雪很厚，风刮过来特别寒冷，空气与夹金山一样仍是十分稀薄。这时，部队准备的粮食又吃完了，每一个人都饿得腿部发软，爬起山来十分吃力，有的同志牺牲在雪山上。

    翻越雪山后，干部团抵达打鼓镇。打鼓镇又分为上、中、下打鼓3个村子，约有百十户人家，干部团驻在下打鼓村。陈赓、宋任穷见村子里空空的，大家又都饿着肚子，只好让各营、连组织人员到附近山上采野菜吃。大家虽然吃了一些野菜，仍然饥肠辘辘。

    干部团离开了打鼓镇，大约走了90里积雪的山路，渐渐离开雪山区域，进入黑水的马河坝，休整两天后，沿河而下，直抵黑水泽盖、芦花等地。这时，中央领导机关驻中芦花。

    7月18日，为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共同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几经曲折，张国焘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儿盖地区集中。

    7月21日，为加强统一指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总指挥部，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9、第30、第31、第33军番号不变。中央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改称第1、第3、第5、第32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559页）

    7月下旬，中央纵队陆续抵达毛尔盖，准备继续北上，攻打松潘。干部团走到毛儿盖附近的沙窝，这里是很偏僻的山村，人烟少见。红军只能忍受饥饿，在野外露宿。这时，由于种种原因，中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在此期间，粮秣极为匮乏，中革军委在毛尔盖和芦花各设立筹粮委员会。

    毛儿盖是藏族地区较大的村落，大约有三四百户人家，在红军到来之前都逃跑了。此地青稞麦田很多，已经成熟。红军总部命令各单位储粮十天，并要求每人打两双草鞋。总政治部规定，要首先割当地土司头人的青稞麦子，如果实在得不到粮食，才能收割群众的青稞麦子，但必须将所割青稞麦子的数量写在木板上，插在田中，告知群众回来向红军领取款项。

    朱德、周恩来带头，全体指战员，除伤病员外，连年纪最大的徐特立同志也和大家一起割青稞麦。红军在毛儿盖大约驻了20余天，每人都补充10天左右的粮食。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为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由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

    8月11日，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陈昌浩电令各军首长，决定中央红军改称红一方面军，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军委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址在毛儿盖附近的卡英村。校长为倪志亮(未到职，由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负责)，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未到职)。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设有上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步兵团和特科团。

    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在毛尔盖举行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开学典礼。新组建的“红大”进行了一些战术教学。

    军委干部团辖有一个装备较精良的特科营，所以暂编为红军大学的特科团。这个特科团，后来在许多老同志的印象中仍然是军委干部团。韦国清任“红大”特科团代理团长，宋任穷任政委，韩振纪任参谋长。特科团下辖4个科：骑兵科，科长苏进；工兵科，科长谭希林；炮兵科，科长冯达飞；机关枪科，科长王智涛。

    此时，陈赓受到张国焘排挤，被调离干部团，肖劲光被调到红3军（即红3军团）任参谋长。据《肖劲光回忆录》，在此前后，原干部团上干队多数同志分配到各主力部队去了，少数同志留在“红大”。

    中央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以四方面军之第31、第33军和一方面军之第5军（原红5军团）、第32军（原红9军团）等部组成，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右路军以中央直属队、红一方面军之第1、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之第4、第30军等部组成，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周恩来等随右路军行动。红军大学也编入右路军。

    十一、过草地

    1935年8月23日，党中央率右路军及红军大学出发北上，前往班佑，中间要经过茫茫数百公里的草地。

    大草地荒无人烟，天气多变、恶劣，暴雨一阵接一阵，道路泥泞难行。刚一进去大冰雹就把学员砸伤好几个。草地上的草很深，红军在上面走的时间长了，裤子的下半截都被磨烂了。草地上到处是沼泽，积满了烂泥污水，冒着难闻的气味。蚊虫咬得人腿上到处是疱，奇痒难忍。草地走上去松松软软，下边深可达数米，不慎踩空，就可能陷入泥浆里面，以致被埋没，有不少同志在过草地时身陷泥沼，再也没有爬出来。

    为了减少牺牲，部分同志走在队伍的前边，每人手执一根木棍，冒着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生命危险，在沼泽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探路，插上路标，后面各单位按此行走。

    战士们疲惫不堪，到了宿营地，找不到干柴，大家用一些半干不干的柴火烧水，柴火点上后直冒浓烟，把人熏得泪流满面。

    每人带的青稞粉团团，很快就吃光了。大家都饿得肚子咕咕叫，有人偶尔拾到前面部队杀牦牛吃剩下的骨头，高兴得不得了，砸碎了煮一煮，喝两口“汤”，维持一天半天。为了充饥，有的同志到处拔野菜吃，结果发生了中毒。于是，特科团专门组成野菜鉴定小组，凡是未经辨别的野菜一律不准吃。干部团走在前面，有牺牲的危险，但在食物搜集方面相对好些，后卫部队连能吃的草都难找。

    饥饿、疲惫困扰着红军战士们，晚上就睡在草地上，蚊叮虫咬都顾不得，雨雪水落在身上，衣服总是湿漉漉的。因衣服太缺和一部身体过弱，以致牺牲很多。

    经过7天7夜的艰苦跋涉，红军大学随右路军穿过茫茫草地，27日抵达班佑、巴西一带。刚走出草地，碰到有藏民居住的巴扎，有同志购买“锅盔”（一种面饼），把肚子吃得撑坏了，竟然被撑死。在此，右路军等待与左路军会合，谁想久等不来，张国焘按兵不动，左路军大部仍在毛儿盖地区。

    9月2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在红3军的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红1、红3军及中央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并决定右路军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还委托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不久，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搞分裂活动，并电令红军大学南返。

    军委干部团的全体同志都是坚决跟党中央北上的，一些老同志回忆：“我们在前进途中，不断有人领着喊口号：跟着党中央前进！”新组建的红军大学终于分家，原干部团仍为军委干部团，在宋任穷、韦国清等率领下跟随党中央继续北上。红军大学中大部分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和学员走了，他们二过草地，经巴西、毛儿盖、马塘、卓克基等地到松岗，10月改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

    中央纵队、红1、红3军和干部团到达甘肃境内俄界。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俄界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