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形成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决定统一货币发行，统一苏区的金融政策。按照会议精神，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决定筹建苏维埃国家银行，指定毛泽民为行长。1932年2月1日，第一个中央政府的红色金融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正式成立。

图1   国家银行旧址

    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于1935年11月到达陕北瓦窑堡，更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林伯渠任行长。1936年1月改称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0月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曹菊如（后朱理治、黄亚光）任行长，总行设在延安。

    解放战争开始以后，1947年9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又更名为“西北农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华北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这就是中国红色金融的历史沿革。如果把她比喻为中国的长江，则是从宜宾开始到重庆，到武汉，到南京，一直浩浩荡荡到上海汇入大海。红色政权国家银行正是这样，一个只有5个人20万资本金的世界上最小的央行，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央行之一。

    长江水系在宜宾之上有两条最主要的支流，即岷江与金沙江，其中金沙江又是长江水系中最长的，被确认为长江的正宗源头。红色金融历史也像长江水系一样，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是在闽西工农银行和江西工农银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闽西工农银行和江西工农银行又是在其之前的红色金融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但是，红色金融的这种历史沿革，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建立之前的历史，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没有把红色金融源流梳理清楚，对红色金融基因的传承带来一定的影响。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之前闽西赣南的红色金融机构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之前，领导苏区创办过不少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这些红色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为红色金融体系的建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可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共同构成红色金融源流体系。

    （一）闽西工农银行

图2    闽西工农银行旧址

    党的“八七会议”以后，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闽西领导和发动土地革命斗争和苏维埃运动，于1928年春夏之际，先后举行了龙岩“后田暴动”、上杭“蛟洋暴动”和永定“金砂暴动”。在永定县溪南成立了中共闽西特委，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溪南红军营，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192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攻打龙岩城取得胜利之后到达永定，住在坎市“正夫楼”。召见了邓子恢、张鼎丞、阮山、赖祖烈等当地革命骨干，指导建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

    7月，毛泽东在蛟洋（上杭县北四区所在地）文昌阁指导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对闽西的土地改革、政权建设、苏区经济发展制定了各种策略。

    毛泽东在闽西各县活动7、8个月时间，经常深入干部群众调查研究，广泛介绍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解决根据地经济问题的经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29年9月30日，中共闽西特委发出《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第七号通告，分析了闽西“剪刀差”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确定了调剂“剪刀差”的政策，提出县区苏维埃政府要有计划地向群众宣传，并帮助鼓励群众创办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所剥夺，而农村贮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

    在闽西特委的倡导和组织下，10月2日，中共上杭县委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创办信用合作社的提案。北四区苏维埃政府首先办起了信用合作社，发行面额贰角和伍角的流通券，毛泽东参加古田会议后，到蛟洋红军医院探望伤病员时，还到北四区信用合作社视察信用合作社纸币。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红色信用合作社。上杭县北四区苏维埃政府之所以这么快落实中共闽西特委第七号通告的指示，跟傅柏翠有很大的关系。傅柏翠是蛟洋本地人，是井冈山袁文才、东固李文林式的人物，早在1927年冬就曾经创办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民银行——蛟洋农民银行，发行过纸币。对他来说，办信用合作社只不过是换个名称而已。其实，那时候群众包括苏区干部没有把银行与信用合作社的性质分得那么清楚，认为都一样，都是红色政权的金融机构。

    10月26日，永定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提出创办信用合作社，湖雷信用合作社应运而生，发行伍毫、贰毫、壹毫三种面额纸币。此后，永定县10个区中有9个区办起了红色信用合作社。

图3   为永定县太平区苏维埃信用合作社旧址

    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傅柏翠被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为进一步促进苏区信用合作社发展，闽西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信用合作社条例》《借贷条例》和《取缔纸币条例》，规范了信用合作社的各种工作制度。

    闽西创办信用合作社取得很大成功，不但苏区老百姓互通有无，扩大了商品流通，消灭了高利贷，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确保了红军部队的供给。还通过发行自己的货币，驱逐了劣币，去除了不法商家的盘剥，稳定了苏区群众的情绪，巩固了红色政权。同时，通过创办信用合作社，造就了一批管理红色金融事业的干部，为创办更高级、更大型的红色金融机构筹备了人才。

    1930年6月，中共闽西特委、红四军前委在福建上杭的南洋召开联席会议，提出要成立闽西工农银行，发行钞票，以维持金融和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准备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 9月在龙岩召开的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修正财政问题决议案》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目前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以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唯一的办法是设立闽西工农银行，各县设分行，总行随闽西政府所在地而定。”“资本定二十万元，分二十万股。”大会选举阮山、张涌滨、曹菊如、邓子恢、蓝为仁、赖祖烈、黄维仁等七人为银行委员会委员，阮山为主任，成立筹备处，着手进行工作。

    经过二个月的筹备，1930年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正式成立并且对外营业。行长阮山，会计科长曹菊如，出纳科长陈寄今，营业科长兼秘书赖祖烈。发行壹圆、弍角、一角的银币券。

图4    闽西工农银行弍角纸币

    上述历史不难看出，在创办闽西工农银行过程中，有三个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就是傅柏翠、阮山和赖祖烈。傅柏翠从创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民银行开始，继而第一个创办红色信用合作社，后成为闽西苏维埃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阮山是永定县人，在此之前担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领导下，组织创办了永定县信用合作社。营业科长兼秘书赖祖烈也是永定县人，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是创办永定县信用合作社，发行股票，发行纸币的实际组织者。

    由此可见，闽西工农银行是在各地创办信用合作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股份制创办信用合作社的方法，直接被闽西工农银行应用，闽西工农银行的资本金，也是靠群众入股筹集的；闽西基层创办信用合作社的主要领导，直接成为闽西工农银行的主要骨干；信用合作社各种管理制度及其创办经验被直接用于闽西工农银行。所以，永定县和上杭县北四区信用合作社，是闽西工农银行创办的前奏与基础。闽西工农银行传承的是闽西信用合作社的红色基因。

    （二）江西工农银行

    1929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了东固平民银行，发行了拾枚、贰拾枚、伍拾枚、壹百枚4种铜元券。黄启绶任行长，黄启绶、刘经化、汪安国、王全享、邱有文、李文链等7名共产党员组成平民银行工作委员会，负责银行的日常事务和业务活动。

    1930年2月7日，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两特委，红五军、红六军两军委，在陂头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赣西、赣南两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3月在吉安富田正式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在东固平民银行基础上改组设立东固银行，发行拾枚、贰拾枚、伍拾枚、壹百枚4种铜元券。

图5   东古银行拾枚纸币

    1930年10月7日，红军打下吉安之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1月1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命令，要求省苏创办工农银行须迅速筹划进行，并于11月27日决定财政部以一百万现金创设大规模的江西工农银行。于是，江西工农银行正式成立，行长周冕，后为颜达，有职员、印刷工人10余人，石印机七八台。

    银行建立之初，当时，因筹集军费之急需，江西工农银行在面值壹角的吉安临时辅助纸币券上，加盖“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字样和五角形“赤色区通用”的图印，在赣西南红色区域内流通。不久，江西工农银行自己印制拾枚面额的铜元券，将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回收。1931年7月发行了自己印制的面值为拾枚、伍百文、壹仟文的3种铜元券。

图6   江西工农银行壹仟文纸币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创建过程

    客观地说，闽西工农银行和江西工农银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创建过程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两家银行究竟哪家银行发挥的作用更大些？或者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主要传承的是谁的红色基因，红色金融的源头在哪里？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业务骨干的来源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创建之初的5个人之中的毛泽民，1931年7月到达闽西，担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负责红军供给的机构）部长。同年10月到瑞金，协助筹备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管理后勤事务。“一苏大”决定成立国家银行，由他负责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并任行长。

图7    毛泽民

    毛泽民是一个善于开创新局面，主持全面工作的难得人才。在接到筹备国家银行任务之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到闽西去调干部。1931年元旦前夕，毛泽民到福建长汀约闽西工农银行的阮山行长和曹菊如、赖祖烈等座谈，决定调曹菊如参加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

    曹菊如，出身店员家庭，曾经在南洋当店员时学过记账。1930年6月回国，在闽西参加革命。同年9月和邓子恢等一道筹建闽西工农银行，被任命为闽西工农银行委员会委员。11月任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后兼总务科科长及营业科科长，并任闽西工农银行党支部书记。

    筹备国家银行的还有钱希均。钱希均是毛泽民妻子，曾经在上海平民女校学习，1931年夏天与毛泽民一同来到闽西苏维埃政府工作。

    根据毛泽民的指示，曹菊如于1932年元旦这一天来到瑞金。为更快开展工作，还带上在闽西工农银行工作的邱冬生和彭天喜，这两个会打算盘、会写洋码子的年青人，一个任记账员，一个负责兑换兼杂务。

    由此可见，国家银行最早筹备的5个人之中，有3个人来自闽西工农银行。

    毛泽民与钱希钧虽然不是闽西人，没有在闽西工农银行工作过。但他们滞留在永定县虎岗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时。毛泽民担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负责红军部队供给工作过程中，经常与闽西各个财政金融机构打交道，非常熟悉闽西工农银行及其信用合作社的各项工作。根据曹菊如回忆，毛泽民非常关心闽西工农银行工作，为改进闽西工农银行的记账方法，托地下交通员从广东购买《银行簿记实践》给他。说明毛泽民与闽西工农银行、与曹菊如的关系非同一般。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创建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还有三位同志——李六如、黄亚光和赖祖烈。

    李六如是湖南人，1930年进入中央苏区，因交通阻隔滞留在永定虎岗，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直接领导了闽西苏区信用合作社和闽西工农银行工作。也曾经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兼内务部长。到达瑞金以后，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税务局局长，后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副行长、代理行长。

    黄亚光是福建省长汀县人，在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时，曹菊如推荐他设计国家银行货币。黄亚光不负众望，不但设计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银币和铜币，还为此后红色政权设计了70余种纸币、债券等有价证券。从一个货币设计者，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为红色政权货币发行立下汗马功劳。

图8   1984年黄亚光在他设计的战争公债上签名

    赖祖烈是福建永定人。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毛泽东、朱德到永定时，负责安排驻地和住房，同时筹建湖雷、太平等区的信用合作社。第二年，又参与创建闽西工农银行，身兼营业科长和秘书。1932年随毛泽民、李六如创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和福建省分行，担任福建分行行长兼福建金库主任。

    上述人员，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创建过程中最重要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红色政权国家银行的历史，就没有红色金融的历史。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开办费用的筹措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非常特殊时期，非常艰难困苦环境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是凭着一种坚定信仰，一个顽强意志，一股满腔热血，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艰苦奋斗、舍生忘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开办地点，租用的是瑞金叶坪一家农民简易的两层土墙楼。楼下的堂屋是营业部，一间侧房作库房；楼上三间，一间是毛泽民的办公室兼卧室，另外两间是工作人员的宿舍。就是在这样非常简漏的屋子里，包括行长在内的5个人，却管理着中央苏区二三百万人口、五六万红军部队的金融供给。

    据曹宏、周燕所著的《寻踪毛泽民》一书记载：“按章程规定，建立国家银行需财政部拨款100万元。实际上，其中80万元是债款，到位的仅有20万元，还是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不久也被财政部调走了。”

    国家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靠战争中缴获的物资。所以，国家银行在各红军部队设立派出机构，重要的地方还派了工作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款。

    1932年4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入闽作战攻克漳州。从4月下旬至5月底，红军在漳州分兵活动，筹集到160余万光洋及其大量物资，为国家银行的开办起到决定性作用。

    从上述记载的历史情况可以看出，闽西工农银行不但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建立，输送了人才，还在国家银行建立之初直接转去了20万元，在资金上为国家银行的建立提供了支持。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体制的采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建立之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发行什么货币。20世纪30年代的闽西与赣南地区，货币体制非常混乱。市面上流通的货币非常复杂，不但有中国、交通、中南、裕民等银行发行的纸币，而且还有地方军阀发行的不兑现的纸币以及各种地方银行、商会遗留下来的杂钞劣币。货币的种类也多种多样，有银元、铜板、银币券、铜元券等。各货币品种之间的相互兑换非常复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建立之前，红色政权发行的货币也有两种，一种是以闽西工农银行为代表的银行、信用合作社发行的银币券，即以元、角、分为计价单位。一元等同于一个大洋，即一元纸币可以兑换一个银元，包括“袁大头”“孙小头”“鹰洋”等。十角为一元，十分为一角。银本位货币体制的好处，就像闽西工农银行行长阮山在庆祝《工农银行周年纪念》诗歌所说：“工农政府设银行，纸票通行各地方，到处都有兑换处，随时可以换光洋。”

    另一种是以江西工农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发行的铜元券，用枚和文为计价单位。从东固平民银行到东固银行，发行使用的都是拾枚、贰拾枚、伍拾枚、壹百枚面额的铜元券。江西工农银行发行使用的也是拾枚、伍百文、壹仟文面额的铜元券。虽然江西工农银行建立初期使用了壹角的吉安临时辅币暂借发行券，但很快用自己印制的拾枚铜元券兑换回收了。后面也曾经印制过壹元的银币券，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发行流通的记录。有史料记载的江西工农银行长期使用的是铜元券。

    铜元券币种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麻烦，尤其是随着时间及地点的变化，换算成银元存在不少困难。在中央苏区，群众日常生活比较习惯使用银元和银毫，铜元券在使用过程中多了一个换算层次，所以铜元券的货币体制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彻底否定。红色政权国家银行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到陕甘宁边区银行，到西北农民银行，直至中国人民银行，都使用银币券，没有再使用铜元券。说明铜元券这种货币体制被历史所淘汰。

图9   国家银行壹圆纸币的兑换说明

    由此可见，闽西工农银行发行使用银币券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红色政权最早确立的货币体制，这种货币体制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及此后所有红色政权银行的充分肯定和应用，开创了红色政权货币体制的先河。

    （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规章制度的建立

    1930年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成立时，曹菊如任会计科科长。当时没有办银行的经验，规章制度也是闽西各地信用合作社般过来的，他们采用的是中式账簿和旧的记账方法。后来部队从豪绅家得到一本银行簿记讲义，曹菊如就把一张复杂的记账表画下来，进行研究。后来，毛泽民托地下交通员从广东买来一本《银行簿记实践》，经过研究，才初步获得现代银行会计、营业和出纳等制度的知识，从而建立起闽西工农银行的各种工作制度、业务制度、管理制度。1932年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时，曹菊如把这套制度带了过去。

    根据史料记载，红色政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式颁布银行章程的只有《闽西工农银行章程》（1930年9月）、《湘赣省工农银行简章》（1931年12月）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1932年5月）三个。可见，《闽西工农银行章程》是红色政权最早的的银行章程。此外，闽西工农银行管理委员会还制定了《闽西工农银行业务运营规则》，明确了会计核算、负债管理、工商（农）信贷、资金汇划、转账结算、金银兑换、货币发行、金库保卫等业务运行制度。

    曹菊如带着这些制度到瑞金，参照这些制度拟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行规则》《国家银行特别往来存款暂行规则》《国家银行透支暂行规则》等规章制度。并在此后逐步建立起了金库制度、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等一整套银行管理制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曹菊如在回顾、总结红色金融历史时，非常肯定地说：“从制度上和技术上来说，闽西工农银行为国家银行的建立是做了准备工作的。”

    （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流通货币的制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创建过程中，除了人员、管理制度、开办资金和币种设置之外，印钞造币设备及其技术人员，主要来自于江西工农银行。

    制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币和铜币的中央造币厂，是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迁址扩建组成，归口苏维埃国家银行管理。成立时厂长陈祥生，业务处长谢里仁，总务处长杨其鑫，陈祥生调任中央印刷厂厂长后，由谢里仁任厂长。

    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来到兴国县，指导兴国县组建了革命委员会。东村乡苏主席刘永丰，为解决硬通货大量外流问题，找到银匠谢里仁，用土法生产“袁大头”，史称“东村造币厂”。1930年初，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接管了东村造币厂，指定周仁根和谢里仁为负责人，开始生产银币。1930年10月，兴国县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奉命改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

    中央印刷厂于1931年9月2日在瑞金叶坪建立，厂长陈祥生，副厂长杨其鑫。中央造币厂成立后，陈祥生调中央造币厂工作，杨其鑫接任厂长。1933年10月至11月，石印部的一部分从中央印刷厂分出去，成立中央财政部印刷厂，专门负责印刷纸币，厂址设在叶坪的新隆村。

    从中央造币厂、中央印刷厂史料说明，江西工农银行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货币制作，也作出了极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