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人之——崔庸健，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他通过朝鲜驻华大使馆，请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协助寻找一位名叫张佩珊的朝鲜族女同志，并特别交代，哪怕只在火车上见一面也行。

    然而，当时由于黑龙江的交通条件差，又遇连日阴雨，崔庸健的愿望终未实现。因为他的要求不在访问的日程之内，只是想在去鸡西市岳父家，顺便在火车上见一面张佩珊，因而落空变成了终生的遗憾。

    张佩珊是谁？张佩珊在哪里？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动员了曾经和崔庸健一起南征北战的老同志回忆得知：张佩珊原名李英根，延寿县玉河公社（现玉河镇）人。

    崔庸健为什么如此迫切地想见到她，这要从日本吞并朝鲜说起。1910年，日本侵略了朝鲜半岛，致使朝鲜民不聊生，李英根的父亲李云岗与1922年携家带眷离开故乡黄海道来到中国东北，落户在延寿县玉河区一个朝鲜人聚居的村子里，全家以耕种水田为业。那时李英根七八岁。李英根的叔叔李寅健则离家去了中国的方，他捎给哥哥的口信是报考了黄埔军校。

    1928年5月20号，是李英根的生日，这一天，叔叔李寅健和一个叫金志刚的年轻人出现在家里，告诉哥哥他和金志刚军校已毕业，两人正在松花江北通河一带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并决心同中国革命者一道推翻封建统治，将来回到朝鲜赶走日本侵略者。

    这时的李云岗已是当地的地主大户，他对李寅健的行为和主张十分反感，李英根却对叔叔充满了敬意。李云岗斥责自己的女儿，不许听信叔叔的胡言，声称要报官。李寅健觉得这个哥哥家充满了危险，他和金志刚必须离开。等李云岗发现弟弟不见了时，女儿李英根也没了踪影！

    14岁的李英根就这样追随叔父参加了革命，并化名张佩珊。而金志刚则是后来的崔庸健，他们活动在通河的大古洞、汤原的古城岗、半截河一带。

    1931年，九·一八事变，金志刚、李寅健和李春满在汤原古城岗创办一所政治学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宣讲军事斗争知识，张佩珊是这个学校的学员，当时她18岁。

    1932年，李春满调任中共汤原县委书记，后来的朝鲜领导人之一金策也在汤原开展革命活动，经金策介绍张佩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张佩珊和李春满结婚，调入汤原县委工作。这时张佩珊的公开身份是汤原古城岗的小学教员，秘密的在古城岗、鹤立岗组织妇女会，开展抗日斗争。这一年的4月，中共满洲省委调李春满组建抗日游击队，李春满很快就建立一支抗日队伍，走上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金志刚改名崔石泉，率领六名党员自建了特务队，以此发展成著名的东北抗日队伍——饶河农民义勇军。而从此，金志刚、李寅健、李春满、张佩珊便各自战斗在抗战一线。

    1935年以后，张佩珊再也没见过金志刚。这年冬天，她得知李春满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噩耗，接着又传来叔叔李寅健失踪的消息，这一连串的痛苦打击张佩珊没有倒下，她忍住失去亲人的悲痛，仍然根据党的指示，把她领导的妇女会、组织支持抗日斗争的活动区域又扩展到富锦县安邦河一带。

    1936年9月，张佩珊调入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机关秘书处做文书工作。在这里她刻制钢板、撰写文件、油印材料，虽然忙，但很愉快，渐渐地失去亲人的痛苦被紧张繁忙的工作冲淡，随着革命的发展及年龄的增长，她的见识和知识也有所增长，从而更坚定了她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不久，经冯仲云同志介绍，张佩珊同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张兰生（包巨魁）结婚。

    张佩珊与张兰生结婚不久，张兰生升任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书记。在抗联队伍中，经常断粮断水，张兰生就把自己那份炒面、水，分别送给伤员和同志们，这时的张佩珊也像丈夫一样倾其所有。

    1937年8月，张佩珊怀孕了，频繁的战斗环境使她无法适应，组织决定将张佩珊调入东北抗联六军被服厂。在这里，她生下个女孩，被她送给了一个农民抚养，后来始终没有找到这个孩子。

    1939年4月，张兰生被省委任命为抗联三军政治部主任。他和军长许亨植研究，把三军改编成三个师，他率领二师一部分北上小兴安岭腹地八浪河、帽儿山、唐立川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这时的张佩珊又因怀有身孕，不能与丈夫同行，夫妻互相祝愿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做好工作，等待胜利重逢。张佩珊含泪送丈夫踏上新的征程。

    1940年9月，张佩珊生下一个男孩。然而，就在孩子出生的两个月前，张佩珊的丈夫、抗联三军政治部主任张兰生已在黑龙江省德都县朝阳山一次突围战斗中牺牲。张佩珊生完孩子，组织上才告诉了她张兰生的事情。

    1940年深冬，北风呼号，大雪铺天盖地，整天不见天日。被服厂里的男同志和无孩子拖累的女战友下山去背粮，厂里留下张佩珊和五个带孩子的女战士留守。晚上，放哨的战士发现敌情，张佩珊立刻组织同志们转移，但五个带孩子的战友身负装备难以走快，加之她们在大雪中又迷了路，第二天下午，张佩珊和五个带孩子的战友统统落入敌人的魔掌。

    张佩珊等被俘后，日本侵略者把她们交给了伪合江省宪兵司令部，几经辗转把他们关押在绥化、铁力等地，最后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关押期间，她和战友商定，不管敌人如何审讯，甚至施以酷刑，决不能向敌人讲真话。张佩珊在敌人审讯时，总是一句话：我是个有孩子的妇女，（当时她儿子只有几个月），我做衣服为了混碗饭吃，其他我什么也不知道。张佩珊始终没有泄露组织机密，她视儿子如生命，他知道这是个革命的后代，她豁出命也要把他抚养成人。所以，她告诉战友们，她和孩子的身份绝不能让敌人知道。

    在佳木斯监狱，看押的宪兵里有一个姓李的朝鲜人，张佩珊集中做他的思想工作，使他对张佩珊她们有了些许的好感。此时，正好有一个孕妇要生产，全体带孩子的战友求他想办法买一点妇幼用品，李某和佳木斯协和会协商，由协和会担保，把几个哺乳期的女人和孩子放到监狱外看管。谁知协和会中的一个人看中了张佩珊，要娶她为妻。提出的条件是只要把孩子送走，她就可获得自由，张佩珊断然拒绝。但张佩珊不同意，其他战友就出不了监狱。就在这时，张佩珊得了很重的伤寒病，监狱怕传染，把张佩珊母子赶出监狱，流落在佳木斯的街头。

    在佳木斯监狱附近有一个朝鲜人经营的南山旅社，老板在大门口发现了昏死的张佩珊和已经哭不出声音的孩子，也许是因为同是朝鲜族人，这个老板收留了她们母子，并给她们治病。张佩珊强烈的求生欲望来源于要保住自己的儿子——为了孩子的父亲！果然，死神让步了，母子慢慢的好了起来。张佩珊感谢这位朝鲜族同胞，请求在他的旅社里留下来，给旅客做饭，谋一口饭，维系母子二人的生命。

    不久，这个朝鲜族旅社老板在闲谈中无意得知张佩珊竟然是延寿县有名的种粮大户李云岗的女儿，他便给延寿李家通报了消息，张佩珊的母亲得知女儿的信息，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原来女儿还活着！李家派人花钱疏通了佳木斯宪兵队，把离家已经十七，八年的女儿接回了玉河区朝鲜屯。这时，襁褓中的儿子已经快五岁了。

    从此，她在家里受到了严格的看管，每天不得离开家里一步！她同外界的联系完全被隔断。并且改回原来的名字：李英根。张佩珊三个字谁也不许再提起！

    张佩珊的父亲李云岗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家里的女儿参加抗联，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一是害怕引起日伪机关的注意，二是张佩珊在家里会给他带来麻烦，他终于想出个办法，把张佩珊嫁给曾在自己家里做长工的农民，并责令搬到了宾县大山里生活。

    抗日战争胜利后，已担任松江省政府主席的冯仲云到延寿县开展工作，他首先想到了张佩珊，几经打听，没人知道张佩珊，只听说玉河区朝鲜屯有个李英根，参加过抗联，又有人说李英根嫁到宾县。1946年，冯仲云曾到宾县山里寻找过李英根，但因地址不详无果而归。

    新中国成立后，张佩珊以本名李英根，积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她当过生产队长、当过妇女主任，还当选延寿县人大代表，但她时刻没忘寻找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