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2020年10月20日19时27分，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周新城老师因心梗抢救无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惊闻这一消息，久久不敢相信。在看到人民大学张飞岸老师在群里证实此消息之时，耳朵嗡嗡作响，眼泪瞬间夺目而出。想想几天前还在微信上和他探讨问题，想想昨天他还在群里为捍卫公有制而努力发表观点，想想他一直以来身体非常硬朗，说话中气很足，80多岁还能带研究生爬山，我真的不愿意相信这一噩耗。

    就在前几天，10月5日，知名马克思主义智库“昆仑策研究院”的微信发布了周新城老师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容忘却 ——纪念建党100周年的感想》，在文章的题记里，周老师深情地说：“我一辈子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今年已年近9旬，身体每况愈下，估计于世不会太久了。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个大喜日子，感触良多。总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辉煌成就，举世瞩目，令人鼓舞，但鉴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展望未来，又深感忧虑。在利用过去积累的资料的基础上写成此文。忠言逆耳，听起来总不如阿谀奉承、吹捧的话顺耳。但良药味苦利于病。为了人民的利益，听点不顺耳的话，也是应该的。古话云：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写这篇东西，我是一片忠心和苦心，没有一点私心。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注意。”

    其实此文我在发表之前就已看过，他说身体每况愈下，感觉即将去见马克思，我当时以为周老师在与私有化之徒作了长期的斗争，如今是心理受挫，说些气话，还安慰他不要悲观和气馁，如今看来，是我太过稚嫩，把一个年过九旬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毅力，看的太过轻了。

    是啊！周新城老师于1955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本科、研究生都是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1962年，毕业后留校当教师，教政治经济学。1964年，中央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同年他被调到苏联东欧研究所工作，1990年后，还兼任该所所长，一直到2002年才离开。起初周老师是研究苏联经济问题的，改革开放初期，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他主要写了关于苏联经济改革方面的文章和上报材料。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又不得不转而重点研究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这已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范围的问题了。

    1986年以后，周新城老师被调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从事研究生教育和管理工作。为了进行研究生的思想教育，给博士研究生讲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这门课，周老师又开始研究邓小平理论以及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到2000年，才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上退了下来。之后，继续搞学术研究，带研究生。

    2010年，中央准备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需要有人统稿，负责这项工作的有林同志（求是杂志社前总编辑，2020年6月10日病逝，生前不懈努力于捍卫公有制），就邀请周新城老师和梁柱同志（北大原副校长，坚定地毛泽东思想捍卫者，许多帝都青年左翼学子都聆听过他的讲座）一起进行统稿工作。据周新城老师回忆，这项工作，艰苦备尝，但收获不小，前后共花了3年时间，直到2012年9月，中央批准正式出版，才告一段落。这样，周老师又算搞了一段时间的国史研究工作。

    周新城老师的学术生涯，真是五花八门，但总结起来，应该说是研究、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