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起，二老连续两年以“张纯如纪念基金”的名义展开了征文活动。今年征文比赛的题目是“抵赖及其代价———反思70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因为侧重向国际社会宣传南京大屠杀真相，所以征文要求使用英文。尽管如此，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章中，也有来自中国国内的中文作品，有的作品干脆说明：我们不是为了获奖，只是为了表达对张纯如的敬意，表达对你们正义之举的支持！

　　在整个通话过程中，张盈盈教授的声音一直很平缓，但在说到日本右翼对女儿的污蔑时，她抑制不住地提高了声音：“他们居然宣称纯如是中国政府的‘特务’，这简直是太荒谬了！我的女儿就是因为要写南京大屠杀，才去过两次中国，她甚至连中文都不会读……历史就是历史，想靠抵赖来否认，是绝对不可能的！”

　　“今年的12月13日，我们会在南京。”张盈盈教授告诉记者，他们将来宁参加南京大屠杀新馆的开馆仪式以及电影《张纯如》的首映。（快报特派记者郑春平）

　　 （第五部分：采访手记）

　　为了死去和活着的人，必须亲自见证

　　写完这组报道时，窗外是沉沉的夜。

　　就在推开窗子想喘口气时，我发现夜色中的这个城市真美，美到让人怎么也不会去联想到70年前的那个“人间地狱”。尽管，它是那么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就在你我脚下！

　　我本来还想写一篇长长的跨洋采访记，把17天来太多的感受全都写进去，经过这一念之后却突然发现脑海中一片空白———不知该从何说起。遥望着闪烁的霓虹，一度陷入文字中的我立刻觉得回到了真实的世界。

　　人真是善忘的动物！我不由得问自己：如果不是因为这次采访，如果不是因为70周年，“南京大屠杀”在你记忆中出现的频率有多高？

　　想到这里，记忆复燃。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图片和影像又开始在眼前晃来晃去———在这么多天的采访中，这些真实的历史曾经让我多次落泪，并不由自主地握紧过拳头。也正因为这种感受，让我彻底理解了张纯如———为什么会在写作《南京暴行》的过程中“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长达两三年的调查、写作，天天面对阴暗扭曲的人性，谁能承受？

　　国际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在执导《辛德勒的名单》时说，“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这次我感到重要的不是我的想像力，而是我的良心，突然间，我一惯用来逃避现实的摄像机直面现实，在拍摄中我哭了，我每天都流下了热泪。”看到这段话时我曾经想，如果让斯皮尔伯格拍摄一部南京大屠杀影片，面对比纳粹集中营更为惨无人道的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又会怎样？他会不会再次落泪？

　　冬夜的寒风拂过。探寻曾经发生的真相，本意并不是要揭开历史的伤疤，加深它的痛楚，更不是为了加深它的仇恨。只是为了让真相能够以它应有的尊严而存在，并且因为这种存在，而让逝去的灵魂得到安慰，让幸存的生者得到警醒，让不曾经历的人有所了解。正在美国各地热映的电影《南京》中，当时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有这样一段独白：“痛恨日本人吗？不，我只是痛恨邪恶的力量。为灾难中的中国百姓扼腕。如果我是一个日本国民的话，我会对中国老百姓说，绝不让悲剧再次上演！”

　　然而，尽管时间的年轮已经扩出去70个圈，但位于中心点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却始终是“中日关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