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松柏的父亲刘型是一位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解放后曾任中纪委的常委。母亲程宜萍是一位老八路，曾任延安第二保育院的院部支部书记，解放后曾任农业部工业原料局副局长。梁汉平的父亲梁金生是一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是一位烈士，曾任东方各民族抗法西斯联盟执行委员，1946年他牺牲在越南。母亲姚淑平也是一位老八路，曾任延安第二保育院的保教科副科长，后任北京六一幼儿院的院长，1988年 被评为全国热爱儿童的十大教育模范，邓小平接见了她们。

    两对父母都在延安有着极简的婚礼，他们对孩子的婚礼也是这样要求的，用他们的行为，传承着革命的精神。

    我们家的结婚进行曲

    文化大革命的中期，松柏的母亲程宜萍和汉平的母亲姚淑平也学着文革的样子，开始串联了。她们两人串联的目的是聊聊家常、回忆回忆在延安第二保育院时期的战斗友谊。通过聊天，他们发现，两家的孩子都还没有结婚，于是，她们商定，两家要结成親家，她们分别动员自己的孩子，让两个孩子交朋友、结婚！

    我们是1970年10月1日结婚的，那时松柏大学毕业了，汉平也从部队回到了北京。七十年代的婚礼，也兴照个简单的结婚照、或出去旅游一下、或请亲朋、好友聚一下。当时，结婚、成家还兴追求三大件：什么大衣柜啦、自行车啦、缝纫机啦或者是手表等物件。

    我们的婚礼，简直是我们这一辈子都终生难忘的婚礼！是任何人都没有我们样子的婚礼！是随时想起来都想笑的婚礼！

    我们在1970年10月1日结婚时，我们即没有照结婚照，也没有追求三大件。在我们的婚礼上，只有4个人参加：汉平的妈妈姚淑平、松柏的妈妈程宜萍、汉平和松柏。我们在北京六一幼儿院举办了婚礼，北京六一幼儿院是原延安第二保育院。10月1日那天，北京六一幼儿院食堂里做忆苦饭，淑平妈妈从食堂打来了忆苦饭：糠窝窝和野菜。糠窝窝里面一点粮食也没有掺，完全是用糠和麸皮捏成窝窝头的样子，这个窝头，我们捧在手上，还没有送到嘴边，就在手中散了。

    结婚时，淑平妈妈跟松柏讲：“北京结婚有一个风俗，就是要里、外三新。”汉平知道松柏喜欢军装，就送了她一件新的，解放军的冬装。松柏已经有新衬衣，没有新短裤，淑平妈妈也是一贯简谱，她不想多破费，就从汉平弟弟送的一块红格布上，剪下一绺布，让幼儿院的阿姨给松柏做一个裤衩，过了几天后，淑平妈妈悄悄地跟松柏讲：“三八（这是松柏的小名，她是3月8日生的）裤衩做坏了，怎么办？”松柏问：“怎么啦？”妈妈说：“裤衩前面挖了洞，屁股后面也挖了洞，做错了，无法穿了，怎么办？”松柏知道，妈妈很节俭，就说：“没关系，把后面挖的那块布，补上，就行了。”所以，在松柏和汉平的婚礼上，她穿的男式军装，穿的是新的带补丁的裤衩结的婚。

    淑平妈妈是北京六一幼儿院的院长，她管理着六一幼儿院全院的工作，她有权利、也有能力，可以为我们结婚借一间好一点的教室或宿舍，但是，她作为干部，她严格要求自己，她给我们借了一间放农药的仓库，一进这个旧仓库，农药味还很大，我们买了一些塑料布，挂上了窗帘，没想到，晚上睡觉时，才发现，躺在床上，能看见星星和月亮，因为这个房间有个天窗。回想起来，新婚的夜晚，闪烁的星星、明亮的月亮和我们作伴、为我们欢唱，简直是太浪漫了！太动人了！过了两天，妈妈就把借的房子还给单位了。

    回忆起，结婚那天的中午，我们4个人围坐在圆桌旁，吃着忆苦饭，松柏和汉平今天结婚了，两位母亲非常高兴，她们郑重其事地向我们表示祝贺！这时，她们又不约而同地讲起了，1946年的冬天，延安第二保育院从延安撤退，行军路上的故事：出发时，延安第二保育院带了将近150个孩子，最小的就像松柏是1岁多，大一点的，像汉平4、5岁。

    行军的路上，保育院在过一个小雪山，当地叫：九山十八爬。她们给孩子们盖的严严实实的，大人当时都冻得张不开嘴，讲不了话了，但没有一个孩子冻伤。

    宜萍妈妈回忆说：我们队伍过了山西汾河，穿过同蒲铁路大桥孔就开始爬山，窄小的山路很陡，有的路段还有冰雪覆盖，走上去又滑下来，驮着孩子的骡子，夜晚行走就更加困难。队伍走到峡窄陡直峭壁形成35度锐角的拐弯处，窄窄的山路到此就消失了，一边是直矗的峭壁，另一边是不见底的深渊，要想通过这个锐角拐弯很危险，只能踏着拐角处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搭脚才能过去。这块石头被过山的人们踩的光滑发亮，夜里借助星光还能看见一点微光，大人能克服困难过去，睡着孩子的驮架床有一米多宽在这狭窄的拐角处，不小心就会撞到峭壁掉下深渊的，这是通往太岳军区的第一道险关。没有别的路可走，怎么办？难道就让这悬涯绝壁挡住我们前进的脚步吗？不！大家硬是在绝境中想出了办法：一个人在前拉拽疆绳牵引骡子往前偏左跳，另一人在后边托住骡尾巴和屁股跟往偏左前推送，在这瞬间，另外二人在骡子刚要跳起时把驮架抬起来，骡子跳起刚要落下来时，顺势把驮架偏左放回骡子背上。这配合精确的一拉一送，一抬一放，避免了驮架在山的锐角拐弯处碰山摔下深渊，把我们一百多孩子一个个安全送过奇险的山拐角，这真是个奇迹，是再也不可重复的奇迹，过了这险关，我们继续向太岳军区前行了。

    两位妈妈回忆着：行军的路上，每逢遇见敌机轰炸时，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叔叔、阿姨们都是趴在孩子的身上，他们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孩子的生命，他们都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淑平妈妈的这一路，从延安到北京3000里行军，走了3年，路上又增加了一些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孩子，行军路上，没有死、伤一个孩子，安全进北京时，达到了180个孩子。

    延安第二保育院行军的途中，又分出了一支小分队30多人，其中有十几个孩子，宜萍妈妈任支部书记，这一路从延安走到了东北，3年多的时间，6000里行军，途中过了许多敌人的封锁线，最后，我们绕到了朝鲜，从平壤过到了东北，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行军路上也没有死、伤一个孩子。

    这两路都是延安第二保育院的队伍。保育院的宗旨是：一切为战争、一切为了党、一切为了孩子。保育院的叔叔、阿姨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们的誓言：行军的路上，大人在，孩子要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延安第二保育院胜利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革命任务！

    在我们的婚礼上，两位母亲，同时给我们回忆起，战争年代的故事，她们的目的是：要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来时所走过的路，才能知道，我们将来要走的路。正如习主席讲的：“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两位母亲，在我们的婚礼上，是对我们进行了再教育！我们的婚礼在我们的一生中刻下了永生的记忆。我们永远会踏在母亲们指引的道路上前行！

    我们的父母都离我们远去了，但是，我们感到，你们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你们的一生，每时、每刻的奋斗铸就了你们坚忍不拔的性格和为革命英勇奋斗的情怀，这是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你们就是我们心中的所崇拜的偶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愿意投身到你们的怀抱，做你们的子女，学习你们、爱护你们、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向你们一样忠于党、忠于祖国服务于人民。

    在井冈山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我们讲述了“传承红色基因——革命后代讲家风”的课，其中讲到，红军的许多故事，也讲到我们结婚的故事。青少年朋友们说，我们讲的家风课，是他们听到的“最走心的一课”。山东大学的大学生，为了弥补我们结婚时，没有照结婚照的遗憾，给我们画了一张结婚照。我们非常感谢大学生们，听进去了我们的故事。

【图1. 2015年7月至8月在井冈山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讲家风课，山东大学赠的汉平、松柏的画像】

    我们两人的极简主义的婚礼，也不是我们现在才发明的结婚的方式。我们的婚礼也是继承了父辈们的简约的婚礼的。我的父亲刘型是一位老红军，他从长征之前的7、8年的时间里，从没有穿过鞋，没有盖过被子，他们穿的都是草鞋，铺的、盖的都是稻草，父亲曾回忆，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们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从毛委员到伙夫大家都一样。父辈们就是这样怀揣着为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伟大理想而艰苦奋斗着，直至到了延安，他们一直保持着井冈山时期的艰苦奋斗的战斗精神。1940年父母在延安结婚时，父亲仍然穿着草鞋，在延安父母结婚的照片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图2. 1940年刘型、程宜萍在延安结婚】

    解放了，生活好了，父亲一直保持着红军的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1952年父亲调到北京工作，任北京地质学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1958年调任农垦部副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父亲因工作需要，一直有专车，父亲一直严格要求家属，我们小时候，父亲从来不让我们乘他的专车，甚至我的母亲要搭他的便车到朝阳医院去看病，我的父亲给了她一个软钉子，父亲说：“你不是有月票吗？”，作为领导干部，他就是这样以身作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