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除了著名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之外，还有“十老”之说，这就是在“五老”之外另加上朱德、续范亭、李木庵、熊瑾玎和钱来苏五位同样年龄较大、资历较老的同志。由于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十老之间交往都比较密切，感情深厚。其中，徐特立与熊瑾玎，两人之间又有着特殊的交谊。正如熊瑾玎在自传中所说：“我与徐老特立，有同乡关系、师生关系、同事关系、同志关系。”两人交往长达60多年，亦师亦友铸就一生情谊。

    徐特立（1877-1968）与熊瑾玎（1886-1973）是同乡，都是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人，徐特立出生于荷叶塅，熊瑾玎老家在张家坊，两地相差不过数里。两人年龄相差不大，徐特立年长9岁。两人有着大致相同的早年经历：出生于贫困家庭，自小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两人都读过几年私塾，后来都因家境困窘而辍学，然后都为了谋生计而一边办私塾教书、一边勤苦学习。由于地域上的方便，两人很早就有过交往：熊瑾玎小时候听人说过徐特立破产读书、在乡村当蒙馆塾师时白天教书、晚上刻苦学习的事迹，出于对徐特立的敬重，他曾到蒙馆拜见徐特立。至于以后的交往，正如熊瑾玎的夫人朱端绶所说：“熊老是徐老创办的第一个学校——梨江学校简易师范班的学生。熊老毕业出来，开始当小学教员，以后一直是徐老办学的助手，在徐老领导的学校里担任庶务主任、教务主任、校务委员、代理校长等职务。大革命时期，他们一同从事农运。大革命失败以后，又先后在长沙和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内长期并肩战斗。”坚定的信仰、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成为亦师亦友、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挚友。

    梨江高小成师生

    1905年，徐特立从宁乡驻省中学师范速成班结业。他怀着发展平民教育、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事业的志向，在离长沙城15公里的榔梨镇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专门招收农民子弟入学。梨江高小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办起来的，为了办这所学校，徐特立克服重重困难：没有经费，就向家庭比较富裕的好友何雨农、姜济寰求助；学校办起来后，他既要管理具体的教学事务，又要亲自教学；为节省开支，他不拿工资，只吃饭；他将妻室儿女留在农村，只身去长沙城兼课，以兼课薪金弥补学校日常开支。

    梨江高小附设师范速成班。1906年1月，20岁的熊瑾玎就读师范速成班。当时，熊瑾玎在读过7年私塾后，因家境困窘而辍学，正一面在家设私塾教书，一边继续在王砚秋等先生处附课读书，发奋造就自己。就读梨江高小后，熊瑾玎耳濡目染徐特立勤俭办校的事迹，尤其徐特立救国救民、献身平民教育、对学生无微不至关心爱护和谆谆教诲的精神，使熊瑾玎深受感染。而徐特立对于熊瑾玎这位有着类似人生经历而又同样胸怀远大理想的学生，特别喜欢，在学业上特别关心，送给他《全唐诗》、字帖和浏阳县著名的汀贡纸，鼓励他读书习字。熊瑾玎十分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的甘露，孜孜不倦地探寻救国之路，阅读了《中国魂》、《猛回头》等大批进步书刊。“他紧紧追随徐特立等革命志士，深为徐老不要教薪、认真授课、爱生如子的崇高精神所感动，他誓以徐老为楷模，学他做人，学他做事。”他作诗：“极目神州独自哀，屈强先贵殄渠魁。若论唤众联群计，教育还须著著催。”他决心像徐特立一样，潜心教育事业，用教育来唤醒民众觉悟，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振兴祖国。

    “亦趋亦步”兴学勤

    1906年春，应朱剑凡之邀，徐特立暂时放下梨江高小的事务，到周氏女塾任教，竭力帮助朱建凡兴办女子教育。6月，熊瑾玎从梨江高小师范速成班毕业，满怀教育救国的激情，一面积极从事民主政治活动，一面兴办学校，开民智、育人才，以图拯救祖国，他先后参与了长沙县五美乡李氏学族校、五美乡速成师范班和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并亲任教员。还利用担任五美乡乡佐和乡董职务，为五美乡50多所小学（教学点）筹集经费。

    1913年，为了让更多的贫苦农民子弟能够上学读书，徐特立在家乡创办了五美乡第一初级小学校，免费吸收贫苦子弟入学。在办学中，五美小学因摒弃了封建私塾教学的那些旧东西，实行新制度、采用新教材，被一些封建顽固势力指责是“洋学堂”，‘“会把祖宗的传统丢掉”，“会把子弟教坏”，他们相率捣毁校舍、烧掉课桌。经过一番重建，学校才复课。丁家冲小学是一所高级小学并附设师范专修科，这所学校办学不到一年，也因湘督汤芗铭停拨教育经费而面临夭折。是时，担任五美乡乡董的熊瑾玎极力协助徐特立，他们为了把学校继续办下去殚精竭虑，将丁家冲小学搬到观音庙与五美小学合并，改称五美高级小学校，熊瑾玎代理校长，管理学校日常事务，徐特立筹措维持学校的经费。苦心经营两年多后，乡里的顽固分子又借口在庙内办学亵渎神灵，多方刁难。徐特立只好腾出家里将旧房改建的一栋较为宽敞的新瓦房作为校舍，并筹措经费，扩建了两间教室，这样才将学校继续办下来。徐特立因受聘到湖南第一师范等校任教，熊瑾玎仍然代理校长。他精心治校，以徐特立提出的“勤、俭、公、实”为校训，注重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勤奋学习、秉公办事、诚实待人的品德。五美高小成了当时一所革命的学校，大革命爆发后不少学生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1914年春，熊瑾玎任教于长沙楚怡小学，先后结识了何叔衡、毛泽东、李维汉等人，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并于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由于他极力赞成用白话文，反对读经，并时刻将革命救国思想贯穿在教学之中，校方怕他“思想太红”给学校惹事，于1918年冬将他辞退。徐特立得知后，介绍他去修业小学，但校方也怕惹麻烦，不敢聘用。徐特立毅然将他留在自己担任院长的湖南孤儿院任教，课暇时帮助他学习“说文”、学习赋诗，使他后来成为出色的国文教员。五四运动爆发后，43岁的徐特立受时代精神感召，决定远渡重洋赴欧勤工俭学。对此，熊瑾玎极力支持，特意让15岁的儿子熊信吾一起赴法，以便照顾徐特立。临行前，他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一起到码头送行。后来，当徐特立赴法国各地及比利时考察教育的经费不足时，他想方设法在长沙借贷，然后汇过去。

    1924年7月，徐特立回到长沙，下榻楚怡学校。熊瑾玎、刘典奎等50多个教育界同仁闻讯后，在楚怡学校礼堂集会欢迎徐特立回湘从事教育。一天，一群未被省立第一女师录取的乡下女学生慕名找到徐特立，反映她们迫切要求进学校读书的愿望。一向重视女子教育的徐特立对她们非常同情，随即在荷花池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并任校长。熊瑾玎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沙女子师范的办学是极其艰苦的。熊瑾玎回忆：办学之初，为了节约开支，学校除一名厨工外，没有其他勤杂人员，学校的许多事情都是带着学生去做。徐特立身为校长，既当教员又作勤杂工，每天坚持摇铃扫地。教具和设备不少都是将就使用，有的教学仪器则是从破货店买来进行改装的，图书大多也是各处捐赠的。在物质条件这样差的情况下，他们严谨治学，勤俭办学，尊重教师，关心爱护学生。经过他们的精心治理，学校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半年的时间里，把原来只有一层教室的房子改建成两层，并办起了图书室和阅览室，充实了教学仪器。后来，长沙女子师范成了当时长沙教育界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不少青年女学生慕名来校求学。

    1925年1月，徐特立被省教育司任命为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他到任后，制定了详细、周密的整顿计划，并打破学校原有的派系做法，大胆选用了一批思想进步、作风正派、能吃苦耐劳、认真负责而不计较报酬的优秀教师，如田汉、周谷城、周世钊等，熊瑾玎则被他委以事务主任的重任；他取消学校关于女生不得随便出校门、不得过问政治、不能公开参加社会活动等诸多校禁，鼓励学生关心社会、关心政治；他勤俭办学，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他采用别具风格的“诗教”，深受学生欢迎；他真诚地关爱每一个学生的思想、身体和生活，被学生亲切地称为“徐外婆”。1926年8月，熊瑾玎接替徐特立担任该校校长。他始终师事徐特立，开源节流，勤俭办学。他每天都要巡视全校，看见家具安放不好、花木爱护不周，必定亲自动手，把它安放妥帖、摆整齐；刮风下雨时，不论白天黑夜，必定亲自带领学生、工友关好窗户；学校购置的图书和报纸杂志，必定指定职工负责按月装订起来，编好目录分别收藏以防止散失；对于细小的废物，都尽量加以利用，从不随便抛弃。熊瑾玎对学生循循善诱，关怀备至，被学生戏称为‘舅舅’。

    革命危时齐入党

    1926年，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合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如风起云涌，农村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心教育救国的徐特立与熊瑾玎，深受影响，由此看到了有组织的农民运动,对于中国革命的极大推动作用，觉得“改变现在的恶劣政府，宣传鼓动和教育的力量是十分微弱的，只有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国土，彻底推毁反动的封建势力，国家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毅然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徐特立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长，并兼任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培养农运骨干，经常到长沙县各乡镇了解农运情况，配合共产党员李维汉、何叔衡、郭亮等人一起开展活动，为促进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熊瑾玎则利用负责长沙县财产保管处工作之便，为长沙市工会和长沙市郊区农民协会提供了大量活动经费。

    然而，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右派一心叛变革命。1927年5月20日，也就是“马日事变”发生的先天晚上，徐特立和熊瑾玎住在长沙市犁头街的一位朋友家里，忽然听到省总工会一带响起密集的枪声。徐特立担心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的安全，便起身向讲习所奔去，却被戒严士兵阻拦。他知道这是敌人动手了，考虑到自己在社会上有些影响，反动派一时尚不会对他直接下手，便叫熊瑾玎立即化装转移出城，自己留下来观察情况的变化，相机营救被难的学生和朋友。熊瑾玎后来回忆：“校长徐老呢，在湖南教育界是很有声誉、很有地位的人，反动派不敢随便捉拿他，相反，还想要挟他，利用他。想尽一切办法拉拢他，利诱他，送他金钱，叫他不必离开长沙，仍在教育界做事。但是，徐老看到反动派这种背叛革命和卑鄙野蛮的做法，万分痛恨，就毅然决然抛弃了一切，跑到武汉，过着流浪生活，表示和反动派彻底决裂。”经李维汉介绍，徐特立放弃已有的身份和地位，冒着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全党同志写下了一本“没有字的教科书”。熊瑾玎逃离长沙后，遭到县、省反动当局双重通缉，10月到达汉口，经郭亮介绍，也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与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的工作。在这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两人坚定地选择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道路。

    徐特立入党后，受组织派遣到武汉，不久赶赴南昌，动员国民政府江西省代省长、民政厅长姜济寰支持起义；起义爆发后，徐特立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党务委员会委员，兼第二十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后随起义部队一路血战到赣南。

    在武汉从事地下工作的熊瑾玎，与徐特立一度失去联系，面对不时听到的各种传闻，他对老师的安危焦虑不已，写下《汉口怀徐师》诗：“师弟嗟离散，芸窗废琢磨。北来心荡漾，南望泪滂沱。消息无由问，安危果如何？几时重面命，改造旧山河。”后来，当他得知徐特立从潮汕脱险到香港，再由香港辗转到上海，受党中央委派担任江苏省委农民部秘书时，心情极为高兴，欣然写下七律《喜得徐师行踪》：“昨日有客话东篱，备说先生一段奇。不为时艰消壮志，尚余卢术补疮痍。云山易灭原无碍，真理难磨自有基。惟祝晚朝能健饭，好从海上待机宜。”不久，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徐特立与贺龙、周逸群、郭亮等赶赴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途经武汉时患了严重的肠胃病，不得不留下治疗，住在五常里一家木货店楼上。组织安排熊瑾玎、唐继宗等人照料，两人得以相聚，百感交集。在武汉，徐特立卧病半年，熊瑾玎精心照料，直至徐特立奉命返回上海。

    “分道驰驱”为革命

    1928年，徐特立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底回国，秘密潜赴江西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会副部长、代部长，潜心发展苏区的教育事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徐特立随中央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历经艰险，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领导边区教育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徐特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于1937年底回到湖南，广泛开展抗日宣传统战工作；1940年8月返回延安，12月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为抗日建国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1942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5年4月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期间，领导晋察冀边区的宣传教育工作，着手接管解放区的中小学校，组织编写新的教材，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奠定基础。凭着崇高的道德品质、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在教育事业上的丰功伟绩，徐特立得到了全党同志的尊敬和爱戴。中共中央两次为他做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等领导题词，称赞他是“坚强的老战士”、“人民之光，我党之荣”、“当今一圣人”……

    熊瑾玎入党后，先在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工作，1928年4月省委机关遭破坏后，转移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会计，负责管理和筹措经费，并受命建立供中央政治局建立开会、办公以及同各地党组织联络的秘密机关。其间，熊瑾玎以商人身份，出入于人地生疏的上海，以个人或与他人合作名义，开设了三个酒店、一个钱庄以及印刷厂、绸厂和洋货店，并加入一个大的布店为股东，成为我党著名的“红色管家”、“熊老板”。其时，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李维汉、任弼时、项英、彭湃、刘少奇等都经常来这里议事，直到顾顺章叛变，才不得不转移。1932年，熊瑾玎受命至湘鄂西苏区，担任省苏维埃宣传教育部部长兼省苏维埃秘书长。翌年，返回上海，担任中央机关交通员，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高尚的气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经党组织与国民党多次交涉，熊瑾玎终于被释放出狱。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熊瑾玎被任命为总经理，担负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党报的重担。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他惨淡经营，勤勤恳恳而又默默无闻地辛勤擘划，参与编辑方针方面的重大决策，肩负全社人员的后勤任务，扎扎实实地实践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对报纸提出的要求——“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销得多”，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党的这个宣传阵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建国后，周恩来曾称赞熊瑾玎夫妇在内战时期“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