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p.146)

    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p.146)

    当然，如果把辩证运动的全部过程归结为简单地对比善和恶，归结为提出任务来消除恶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末范畴就失去自己的独立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它就没有内在的生命。....辩证法没有了，代替它的至多不过是最纯粹的道德而已。(p.147)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１１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１８世纪，....，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１１世纪或者１８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１１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１８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p.148-149)

    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p.154)

    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占优势。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p.154）

    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p.155)

    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p.155-156)

    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否定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时的。....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现时的情况一样。(p.156)

    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每一步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资产者。(p.157)

    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p.160)

    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p.163-164)

    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p.166)

    数百年来，由于耕地变成了牧场以及农业进步减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

    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p.167)

    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p.169)

    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p.169)

    总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扩大了资本积累，使人进一步被分割。(p.170)

    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p.171)

    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谋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p.173)

    如果我们以为只须颁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那末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竞争。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建议废除竞争而保留工资，那就等于建议用王室法令来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各民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来发展的。各民族在求助于这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一切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p.174)

    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p.174)

    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如果垄断资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垄断资本家间的竞争就愈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p.178-179)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p.180)

    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了地租的来源，它本身就成为竞争的结果，因为从这时起土地所有权就依附于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作为地租，土地所有权丧失了不动产的性质，变成一种交易品。(p.185)

    肥沃绝不象所想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天然素质，它和现代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p.188)

    土地只要产生利息，就是土地资本，但是，它既是土地资本，也就不能提供地租，就不能形成土地所有权。地租是实行土地经营时那种社会关系的结果。....地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p.190)

    普遍提高工资绝不会引起商品或多或少的普遍腾贵。实际上，假如一切生产部门都按照固定资本或所用劳动工具的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末，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P.191)

    如果除去某些波动情况，普遍提高工资的结果就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价格普遍上涨，而是价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场价格的下跌。(p.192)

    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致影响产品的价格。(p.192）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p.196)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p.197)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p.197)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在这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p.197-198)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p.198)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p.198)
    按：乔治.桑（1804-1876）是法国女作家，引文见她的历史小说《扬.瑞日卡》序言。

    恩格斯：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资产阶级的现状
    他们必须扩大自己的市场，要扩大市场就必须减低价格。可是要减低价格就必须先降低生产费用，而这主要地又要依靠降低工资才能办到。要降低工资，再可靠没有的办法就是减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只有一个，即减低税额。（p.204)

    统治的资产阶级，不论是整个这一阶级还是其中的哪一部分，根本不能做出什么“进步”；可以看出，１８３０年革命以后法国资产阶级既已取得完全的统治，这个统治阶级就只有逐渐地走向灭亡。(p.205)

    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
    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p.210)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国教顾问在跟读者开玩笑，他使用柏林蹩脚的同音词只是想说明，所得税消灭无限的贫困是为了代之以有限的贫困；或者他在经济问题上是个前所未有的最大最无耻的蠢汉。(P.215)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把国教顾问答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他罪恶的公正惩罚，就是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就是这样。(p.218)

    要人民在除了资产阶级还有贵族存在的国家里居于统治地位，是荒谬绝伦的事。(p.220)

    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正象霍布斯所说的，是ｐｕｅｒｒｏｂｕｓｔｕｓ，ｓｅｄｍａｌｉｔｉｏｓｕｓ，一个结实而调皮的孩子；他不会让国王（无论是瘪瘦的还是肥胖的）牵着自己的鼻子走。(p.220-221)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和马赛曲并排走着的是王室的车乘，紧跟着的是索泽先生、杜沙特尔先生和众议院里所有的大腹便便和贪得无厌的吸血鬼。

    在七月革命以后，当拉菲特意气洋洋地把自己的“教父” 奥尔良公爵请进市政厅大厦，同时说出今后将由银行家来统治了这种令人惊讶的话的时候，马赛曲的步伐应该抑制到什么样的程度啊！(p.228)

    犹太人决不会不做买卖，资产者也决不会忘记私有制。(p.229)

    “真正的社会主义”由于本身模糊不定，不可能把要叙述的事实同一般的环境联系起来，并从而使这些事实中所包含的一切特出的和意味深长的方面显露出来。(p.237)

    它的真正内容就是在慈善掩饰下的伪善的小市民的庸俗气，它完全同意现存社会的正面，使它悲痛的是，除了正面外，还存在着反面——贫穷；这种庸俗气已和现代社会融为一体，而它的唯一的希望就是现代社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不要它存在的条件。(p.239)

    由于歌德自己时常在比较夸张的意义上使用“人”和“人的”这些字眼，格律恩先生就轻而易举地把歌德变成了“人的诗人”。歌德使用这些字眼自然仅仅是指当时的人们以及后来的黑格尔所使用的那种意义而言，那时，“人的”这个词主要是用在同异教的和基督教的野蛮人相对立的希腊人身上，是指远在费尔巴哈赋予这些术语以神秘的哲学内容之前所使用的那种意义而言。这些字眼，特别是在歌德那里，大多具有一种完全非哲学的、肉体的意义。(p.255)

    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p.256)

    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象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ｄｅｇｕｅｒｒｅｌａｓｓｅ〔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p.256-257)

    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是责备他做过宫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①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ｍｅｎｕｓｐｌａｉｓｉｒｓ 。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p.257)
    ① 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的巨大的极其肮脏的牛圈。意思是指极端肮脏的地方。

    富于幻想的好哭泣者对横跨在市民的现实和自己对这个现实所抱的同样是市民的幻想之间的鸿沟所发出的这种绝望的哀号，这些完全由于缺乏起码的经验而发出的悲叹，格律恩先生在第８４页上硬把它们说成对社会的一种尖锐而深刻的批判。(p.259-260)

    “歌德经常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革命的全部反感，是由于这些永无止境的痛苦而引起的，是由于他看到人们光明磊落地挣来的和光明磊落地获得的地产被阴谋者、嫉妒者……所霸占而自己却被赶出来而引起的，是由于这种抢劫的非正义性而引起的……他的善于持家的爱和平的天性由于所有权的被侵害而被激怒了，这种侵害是用专横的手段造成的，它使大批的人流离失所，陷入贫困。”（第１５１页）

    在读了上面那段话之后，我们就再不会奇怪，为什么市民的牧歌《赫曼与窦绿苔》和它的胆小而精明的小城市居民、它的由于极端害怕长裤汉军队①和战争灾祸而哭哭啼啼地四散奔游的农民，竟唤起了格律恩先生的“最纯正的快感”（第１６５页）(p.263-264)
    ① 长裤汉（法文：ｓａｎｓ－ｃｕｌｏｔｔｅｓ是不穿短裤的意思）是１８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贵族对革命者、共和党人所起的绰号，因为他们和穿天鹅绒短裤的贵族不同，穿的是粗布作的长裤。长裤汉军队就是指当时法国的革命的军队。
    按：《赫曼与窦绿苔》是歌德的一部长诗，讲述逃避革命的法国人在德国受到市民的亲切接待。

    要知道，本来就有不少腐化堕落的人，他们的胸膛里跳动着的不是“人的”心，他们宁愿在共和派阵营里随声应唱《马赛曲》，甚至在窦绿苔的被遗弃的小屋子里开些猥亵的玩笑。象黑格尔这种人是那样冷酷无情地看待被历史的暴风雨摧残了的“宁静的花朵”，是那样冷酷无情地嘲笑那些为“反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及其完成者”而发出的“对谦逊、恭顺、仁爱和慈善等私德的枯燥无味的抱怨”。(p.264)

    歌德发表了这样一种见解：“没有什么比多数更讨厌的了，因为它是由少数有力的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骗子、被同化的弱者，以及尾随在他们后面的、完全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群众所组成的。”这种见解实在庸俗，它的特点是仅仅在德国这样的小国家里才能有的无知和近视，但在格律恩先生看来，它竟是“对最近的（即当代的）①法制国家的批判”。（p.265）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

    照第２６４页上的说法，“人”对于“有教养的阶层”总是怀着深厚的敬意，对于上层贵族更是毕恭毕敬。其次，他的特点是极端畏惧一切巨大的群众运动、一切强大的社会运动；当运动迫近时，他不是胆怯地躲在火炉背后，就是急忙卷起铺盖溜之大吉。当运动在进行的时候，它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苦痛的经验”；但是运动刚一过去，他就从容不迫地站在舞台前面，用海格立斯的巨掌打耳光（这些耳光的声音只是现在他才感到那样的悦耳），并且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极其可笑的”。同时他全神贯注在“光明磊落地挣来的和光明磊落地获得的地产”上面，此外，他具有非常“善于持家的爱和平的天性”；他谦逊，知足，希望不要有什么暴风雨来打扰他享受他那微小的宁静的乐趣。....一句话，这个“人”（我们已经知道，他是道地的德国人）渐渐和德国的小市民一模一样了。(p.266)

    人”认为应该归罪于社会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社会不符合于他的幻想。而这些幻想恰恰是那些喜欢空想的小市民的幻想，尤其是年轻的小市民的幻想。如果小市民的现实不符合这些幻想，那不过是因为幻想只是幻想而已。然而，这些幻想本身却更加符合小市民的现实。这些幻想和现实的不同只不过象空想中的某一状态和这一状态本身的不同一样，因而今后也就谈不上使它变为现实了。(p.266-267)

    “人”所攻击的是一切威胁德国小市民制度的东西。他对革命的全部攻击就是小市民的攻击。(p.267)

    歌德这个真正的小市民在他的回忆录中的一个地方（格律恩先生在第８８页上引证了这个地方），对正在开始的小市民阶层的分化、富裕家庭的没落、由此而引起的家庭生活的瓦解、家庭纽带的松弛以及在文明国家里受到应有的卑视的其他各种市民的不幸，倾泻出令人心碎的哀鸣。格律恩先生在这个地方看出了对当代社会的卓越批判，他喜不自胜，竟把这段引文里的全部“人的内容”加上着重号刊印了出来。(p.267)

    看来，格律恩先生是用歌德用来看自己的过去的那双眼睛（据第４９页）来看历史的：“在意大利歌德是用贝尔韦德的阿波罗的眼睛来看自己的过去的”，可是，ｐｏｕｒｃｏｍｂｌｅｄｅｍａｌｈｅｕｒ〔非常不幸〕，这双眼睛是没有眼球的。(p.272)

    威廉•麦斯特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虚无”上面，而且这个“虚无”，如第２５６页上所说的，还是十分广阔和内容丰富的，——在这样的“虚无”的庇护之下，就可以避免醉后头痛这种不愉快的事情。(p.272)
    按：威廉.麦斯特是歌德同名小说的人物，格律恩说：“他把事业建立在虚无上面，于是便大胆地占有了世界”。

    在文明国家里恰好就是这样，贤明的家长为了给儿子以后能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来“最终结合”，先让他尽情地放荡几年。但是在文明国家里早就不把这种“最终结合”看做道德上的约束，恰恰相反，在那里丈夫拥有情妇，而妻子则给丈夫戴绿帽子作为报复。(p.273)

    对于歌德的一切确实伟大的和天才的地方，例如，“浪荡公子”歌德的《罗马哀歌》，格律恩先生不是匆匆地一闪而过，就是滔滔不绝地说一通言之无物的废话。但是他却以他少有的勤勉去搜罗一切庸俗的、一切小市民的、一切琐屑的东西，把所有这些收集在一起，用真正文学家的笔法加以夸张，并且每当他有可能利用歌德的权威，而且还常常是被歪曲了的歌德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狭隘性的时候，他就兴高采烈起来。(p.274-275)

    歌德每次和历史面对面时就背弃它，....格律恩先生的辩解，他对歌德的每一句庸俗的言语所嘟嘟囔囔地说出来的感激不尽的话，这方是被侮辱的历史所能给予最伟大的德国诗人的最残酷的报复。(p.275)

    马克思：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
    假如他们能用明显的、直截了当的语言跟工人阶级谈话，他们就应当这样来说明自己的仁慈观点：受自己同胞的剥削总比受外国人剥削好些。

    我认为工人阶级永远不会满意这种解决办法；虽然这种办法的爱国主义情感颇为浓厚，但它对那些唯一的活动就是生产财富、生产物质财富的人来说，总是有些禁欲主义和唯灵主义的味道。(p.283）

    对工人阶级来说，问题不是要保持现状，而是要把现状转到某种完全相反的方面。（p.283）

    保护关税制度把一个国家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作斗争，加强一个国家的资本反对外国资本的力量，而主张这种制度的人还以为，通过这些办法就可以使资本在对待工人阶级方面变得软弱而且容易让步。归根到底，这就等于指望资本大发慈悲，好象资本本身能够大发慈悲似的。一般说来，社会改革永远也不会以强者的软弱为前提；它们应当是而且也将是弱者的强大所引起的。(p.284)

    恩格斯：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
    在会议全部发言中他(按：指德国诗人维尔特）的发言最能使您的读者感到兴趣，所以我想把它较详细地传达一下。他这样讲：

    先生们，请允许我为工人的利益来讲讲话。我冒昧地以工人的名义，首先是以那５００万英国工人的名义向你们呼吁；我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毕生最快乐的时光中的几年，我了解他们，我爱他们。（鼓掌）先生们，工人实际上需要的是对他们的同情。到现在为止，从来都不是把他们当做人看待，而是当做牛马看待，不，当做商品、当做机器看待；英国的工业家们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从来不说‘我们雇用工人若干’，而说‘人手若干’。有产阶级本着这一原则就可以完全心安理得地当需要他们的时候使用他们，当从他们身上再也榨不出利润的时候把他们赶到街头上去。可见这些现代社会的贱民的状况是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请随便向哪里看一看吧：看看罗尼河的两岸，看看曼彻斯特、里子和北明翰的又脏又臭的小巷，看看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的山坡土岗或者威斯特伐里亚平原—— 你们到处都会看到同样面黄肌瘦、同样愁眉不展的人们，他们在徒劳地争取自己在文明社会中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会场大为轰动）(p.287)

    维尔特先生又说，在他看来保护关税制度实际上根本不保护工人，而自由贸易（他直截了当地、坦白地这样告诉工人，尽管他自己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同样根本不能改变他们的悲惨处境。....，实行自由贸易，即彻底实现自由竞争的原则，一方面使资本家之间更加展开损人利己的竞争，可是另一方面同样也会使工人之间产生更加尖锐的竞争。彻底的自由竞争必然会大大促进新机器的发明，那时机器每天都要排挤掉比现在更多的工人。这种自由竞争将从一切方面刺激生产的发展，可是恰恰由于这个缘故，它也将在同样程度上促成生产过剩、商品充斥和商业动荡。自由贸易派硬说实行了自由贸易制度这些可怕的动荡就会停止。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动荡来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频繁、更加剧烈。(p.288)

    维尔特先生这样结束了他的发言：
    “先生们，不要以为这些观点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英国工人也抱有同样的观点，我是喜爱和敬重这个有智慧有毅力的阶级的。...工人从来也没有忘记资本家是他们天生的敌人。(p.288-289)

    马克思博士关于保护关税主义、自由贸易和工人阶级的演说
    要知道，社会改革从来不是靠强者的软弱，而永远是靠弱者的强大来实现的。(p.293)

    请你们翻开亚当•斯密、萨伊、李嘉图的著作看看。你们会发现，他们的著作无比明确地写出了在彻底的自由贸易统治之下等待着工人的是些什么。譬如你们请教一下象李嘉图这样独一无二的权威学者。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工人劳动的自然正常价格是什么？李嘉图的答复是：“降到最低限度，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的工资”。(p.294)

    如果我们注意到，商业在一定的、永远周而复始地循环着的时间内，经历着包括有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等阶段的周期，我们把工人超过最低工资的收入和低于最低工资的收入拿来平均一下，那我们就会发现，总起来看，他所得到的不多也不少，正好是最低工资。换句话说，工人阶级仍然会作为一个阶级保存下来，尽管他们经历了许多灾难，受尽了许多折磨，在工业的战场上抛下了多少尸体。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工人阶级还是继续存在下去，不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人数还在增加。最低工资是“劳动”这种商品的自然价格，这条规律将随着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这个前提的实现而发生作用。(p.295)

    生产力是要发展的，全国由于保护关税而担负的赋税是要消灭的，一切商品的售价都将降低。可是李嘉图又怎样讲呢？他说：“劳动既然同样是商品，它也将同样以更低的价格出售”，你们将能够完全象买胡椒买盐那样非常廉价地买到它。(p.295)

    在实行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将听任无情的政治经济学规律去摆布。(p.295)

    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p.295-296）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他不是研究德国的情况，从而对德国有个总的了解并由此找出：什么样的进步措施、什么样的发展和什么具体办法是必要而又切实可行的，他不是探讨德国各个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们与政府的关系，由此制定出应当遵循的政策的基础，总之，他不是使自己的策略适应德国的发展进程，而是十分任性地要求德国的发展适应自己。(p.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