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波斯和中国 主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主要的困难就在于:需要造就一大批按照欧洲的现代方式培养出来的、在军事上完全摆脱了旧的民族偏见和习惯的、并能使新部队振作精神的军官和士官。这一切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一定还会遇到东方人的愚昧、急躁、偏见以及东方宫廷所固有的宠幸无常习气等方面的最顽强的抵抗。(p.230)
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p.232)
这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之外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末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做野蛮人看待,那末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p.232)
简单地说,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proarisetfocis〔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p.232)
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p.234)
马克思:印度军队的起义 罗马的divideetimpera〔分而治之〕是大不列颠大约一百五十年来用以保有它的印度帝国的重要准则。总合起来构成那个叫做印度的地理上的统一体的不同种族、部落、种姓、教派和国家彼此之间互相仇视——这种仇视一直是英国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基础。(p.251)
马克思:印度刑罚的调查 印度的英国统治者,决不像他们想在世人面前装扮的那样,是印度人民的非常温和的和无可责难的恩人。(p291)
人民企图赶走竟敢对自己的臣民这样滥用职权的外国征服者,难道不对吗?如果英国人能够冷酷无情地干出这种事情,那末就算起义的印度人在起义和斗争的狂怒中犯下了硬说是他们犯下的那些罪行和暴虐,又有什么奇怪呢?(p.296)
马克思:印度起义 我们只要熟悉一下英国第一次对中国进行的战争,也就是熟悉一下昨天发生 的事件就够了。当时英国士兵只是为了取乐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由于受宗教狂热的驱使,也不是由对傲慢的征服者的仇恨激起的,更不是由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引起的。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这些并非由中国官吏而是由英国军官亲笔记载下来的暴行,完全是恣意的胡作非为。
伦敦《泰晤士报》登载的一个军官从贝拿勒斯的来信中说:“欧洲士兵在和土人发生冲突时,便成了恶魔。”(p.309)
马克思:法国的CR DIT MOBILIER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他对CréditMobilier的股票涨跌的兴趣,并不下于一个地质学家对原生水涨落的兴趣。(p.313)
马克思:印度起义 我们以为甚至比伦敦《泰晤士报》的军事预言家还高明的一位权威,即拿破仑,曾制定了两条看来差不多是老生常谈的作战原则:第一,“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只做最有胜利把握的事情”;第二,“主力只用于战争的主要目的——消灭敌人”。(p.324)
马克思:英国贸易的震荡 迄今为止,过去十年中利率的上下波动,只是现代贸易的各周期性阶段所常有的现象。简单地说,这些阶段就是:在恐慌时期信贷完全收缩;然后逐渐扩大,在利率降到最低点的时候,这种扩大达到自己的最高限度;那时又开始相反的变动,即逐渐收缩,在利率涨到最高点并且又开始恐慌时期的时候,这种收缩达到自己的最高限度。(p.346)
的确,我们听说,实行英国贸易自由就可以改变这一切,但是如果别的什么还没有得到证明,那末至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自由贸易派的医师只不过是些骗人的庸医而已。正像在以往的各个时期一样,在一系列丰收之后接着是一系列歉收。尽管有自由贸易派的万应灵丹,英国小麦及其他一切农业原料的平均价格在1853—1857年甚至比在1820—1853年还要高;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工业不管谷价高昂,仍然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而现在,仿佛是为了使人根本无法诡辩,它在高度丰收的情况下遭到了前所未闻的崩溃。(p.348)
马克思:英国的贸易危机 尽管有过去的一切教训而危机仍然在经过一定时期后有规则地重复发生这一事实,使我们不能把个别人的轻率冒失看做是造成危机的终极原因。如果在某一个贸易时期终结时,投机表现为直接预报崩溃即将来临的先兆,那末不要忘记,投机本身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几个阶段上产生的,因此它本身就是结果和表现,而不是终极原因和实质。那些企图用投机来解释工商业之所以发生有规则的痉挛的政治经济学家,就好像那个如今已经绝种了的把发寒热当做产生一切疾病的真正原因的自然哲学家学派一样。(p.362)
在英国这样一个工业国家里,金融市场的波动决不反映贸易危机的强度和规模。(p.363)
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 为了维持价格,从而消除灾难的真正原因,国家必须按照商业恐慌爆发前的价格支付,并给仅仅是国外已破产的公司的债务的那种期票办理贴现。换句话说,私人资本家的损失应当用以政府为代表的整个社会的财富来补偿。这种只要求一方实行互利原则的共产主义,在欧洲资本家看来,是相当诱人的。(p.367)
马克思:英国的贸易 英国显然不能在国内为它的巨额资本找到足够广阔的场所,因而不得不愈来愈大量地出借这些资本,并且像处于衰落时代的荷兰、威尼斯和热那亚那样,亲手为自己的竞争者锻造武器。英国为了给它的剩余资本寻找投资场所而放出大量贷款,必然会助长别国的投机,这样就无异于为了保存和扩大自己的财富而拿这笔财富去冒险。英国被迫向其他工业国例如欧洲大陆借出大量贷款,就是自己向它的工业竞争者提供与它争夺原料的资金,因而也就是自己为自己的工厂抬高原料价格。英国工厂主因此只剩下很微薄的利润。....但是,这种利润的减少从工人工资的削减和国内贫困现象的迅速增长得到了补偿。(p.393)
恩格斯:勒克瑙的解救 民族起义的力量不在于进行决定性的会战,而在于进行游击战争、防守城市和切断敌人的交通线。(p.405)
恩格斯:温德姆的失败 英国步兵在组成横队或者纵队时都很少溃逃。和俄国步兵一样,他们具有那种通常只是老兵才有的自然的结合力,这固然部分地是由于在两国军队中都有很大数目的老兵,但部分地显然也是由于他们的民族特性。这种性格与“勇敢”毫不相同,相反地,不如说是自卫本能的一种独特的表现,虽然如此,它还是很宝贵的,特别是在防御中。此外,这种性格同英国人冷静的天性一样,也可以防止惊慌失措。(p.415)
马克思:对波拿巴的谋杀 在那些不为初步印象所惑的人看来,最明显不过的是,这位布伦英雄(注)今天一如既往,无非是一个赌徒。如果说他现在摊出最后一张牌,孤注一掷,那末不是这个人变了,而是赌运变了。(p.417) (注)指路易•波拿巴在1840年8月6日企图实行政变。他利用波拿巴主义情绪在法国相当活跃的情况,同一小撮密谋分子在布伦登陆,以图在当地驻军中发动兵变。这一企图终于全部失败。波拿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于1846年逃往英国。
工人阶级一遭到失业,立刻又对现政府采取了敌对态度。(p.418)
马克思:法国的经济危机 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事实,买主对物价上涨所进行的抵抗,而尤其是卖主对物价下跌所进行的抵抗总是很强烈的;大家也都清楚,市场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的趋势没有够于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显露出来以前,往往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出售发生困难,而且价格低。(p.425)
大概政府以为,通过这种极为简单的方法——在一切需要银行券的地方把银行券散发出去,——就可以彻底防止灾祸。而实际上,使用这种伎俩的结果,一方面是消费者更加贫困,他们的生活资料的减少并没有使价格降低,另一方面是大量商品积存在海关仓库里,而这些商品终归要抛向市场,结果由于它自身的数量而跌价。(p.426)
马克思:御用军人的统治 在帝国时期是农民这个1789年革命的后裔占统治地位;在复辟时期是大地主占统治地位;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而1848年的共和国,则与共和国奠基者的愿望相反,实际上是正统王朝派和七月王朝派企图分而治之的一次失败的尝试。然而所有这些政治体制都同样依靠军队。(p.429)
马克思:得比内阁。——帕麦斯顿的假辞职 可以说正是托利党人把贵族平民化了,为了加强贵族的势力而给它注入了平民的力量和才智。(p.433)
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 这些人只注意国家的政治形式,而不能理解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的社会组织的意义。他们以其虚伪的理想主义自豪,认为研究经济现实有损自己的尊严。代别人去做个理想主义者是最容易过的事情。肚子胀得饱饱的人很容易嘲笑饿着肚子的人们不要崇高思想而要普通面包的实际主义。(p.450)
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p.450)
马克思:伦敦的法国人审判案 小拿破仑实际上反映了大拿破仑的劣迹。....简短的历史回顾将证明,在这一出卑鄙的传奇剧中,小拿破仑只是不折不扣地重演了早先大拿破仑所构思和扮演过的卑劣角色。(p.456)
马克思:英法联盟 他(按:指路易.波拿巴)的处境非常荒唐同时也非常危险。为了欺骗外国政府,他必须挥舞宝剑。为了安慰自己的剑客,不让他们把他的吹牛信以为真,他必须求助于这种令人难以相信的fictionesjuris〔法律上的虚构〕,即英法联盟意味着用行之有效的波拿巴的方法来拯救英国社会。当然,事实总是和他的理论相抵触的,如果革命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来结束他的王朝,那末结果他就会像他交运时一样倒运,也就是说,他最后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冒险,来一次更大规模的expéditiondeBoulogne〔布伦远征〕。正像当年冒险家变成皇帝一样,皇帝将要变成冒险家。(p.483)
恩格斯:攻占勒克瑙的详情 事实是,无论在欧洲或者在美洲都没有像英国军队这样残暴的军队。抢劫、暴行、屠杀——这在任何别国军队里都是已经严格禁止和完全排除了的行为,——是英国士兵由来已久的特权,是他们的合法权利。英军在西班牙战争中攻占巴达霍斯和圣塞瓦斯田以后几天内所干的卑鄙事情,是自从法国革命爆发以来任何其他民族历史中所无以比拟的;洗劫被攻占的城市这种中世纪的习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已被禁止,....在十二个昼夜内,在勒克瑙的不是英国军队,而是一群无法无天、酗酒肇事、粗暴无礼的乌合之众,分散为一帮帮的强盗,他们比刚刚从这里被赶出去的西帕依更加无法无天,更加粗野狂暴,更加贪得无厌。1858年勒克瑙的洗劫是英国军队永远洗不掉的耻辱。如果说鲁莽的大兵打着传布文明和人道的旗号在印度横行无忌时只能抢劫土著居民的动产,那末英国政府则紧跟着把他们的不动产也一起夺去。....于是言语委婉、态度和蔼,性情温和的英国贵族坎宁勋爵奉自己上司帕麦斯顿子爵之命来没收整个民族的土地,没收上万平方英里面积上的每一寸、每一块、每一亩土地。这是约翰牛的多么好的掠夺物啊!....《泰晤士报》和英国其他一伙小报立即挺身出来为这一大规模的抢劫作辩护,并争论说,约翰牛有权利想没收什么就没收什么。因为,约翰是个特殊人物,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对别人是耻辱的东西,对他却是一种美德。(p.499-500)
恩格斯:英国军队在印度 军队一旦任其抢劫,就永远变样了;将军的任何命令和威信都无法使它恢复原状。(p.527)
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卡尔梅克寇群,像蝗群一样袭击了许多城市,沿途所遇,无不吞噬一光,但是要与这些信奉基督教的、文明的、有骑士风度的、文雅的英国士兵的侵略比较起来,对于受害的国家来说,却未必不是一种善行。至少前者按照他们的游荡不定的路线很快就过去了;而这些有条不紊的英国人却到处带着自己的搜括人员,把抢劫变成制度,把抢来的东西登记下来,公开拍卖,并特别注意使英国兵的英勇受赏的权利不受欺骗。(p.528)
马克思:英国疯人数目的增加 英国社会史上恐怕找不出比现代财富和赤贫现象相应增长这一点更确凿无疑的事实了。有趣的是,这条规律大概对疯人数目也适用。大不列颠疯人数目的增加不下于出口额的增长,而且超过人口的增长。(p.568)
我们实在不愿意在这里引述委员会的委员关于有如地狱一般的伦敦圣潘克拉斯习艺所的报告。总而言之:英国绝大多数马厩,与习艺所的疯人病房相比,就像是客厅一样;马厩里四条腿的牲畜受到的待遇,与贫苦居民阶层的疯病患者受到的待遇相比,不能不说是爱护备至了。(p.573) 按:习艺所是当时英国政府为收容贫民而设的机构,条件恶劣,被称为贫民监狱。
马克思: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 根据对纽约各银行最近六年来的发行量的分析,我们必须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流通银行券的数量不是银行本身所能控制的,它们在贸易扩大和发生最终会引起崩溃的物价飞涨的同时,实际上有所减少。因此,把最近这次危机以及一般危机同滥发银行券联系起来的庸俗看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必须予以抛弃。(p.583)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 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p.587)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 我们不能不特别指出装出一副基督教的伪善面孔、利用文明来投机的英国政府所具有的一个明显的内部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鸦片走私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使该省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可是,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直接跟那些从事于毒害整个帝国的冒险营业的商人和船主们合伙,分享利润和分担亏损。(p.591)
英国政府公开宣传自由买卖毒品,暗中却保持自己对于毒品生产的垄断权。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p.591)
马克思:英中条约 人们过高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外国货。(p.605)
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却宁愿用海盗式的借口经常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他只是忘记了:如果兼施并用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去榨取外国人的金钱,必然会在这两种方法之间引起相互冲突和相互消灭。(p.605)
马克思:英国的贸易和金融 只要我们对这些社会条件哪怕进行一次细心的观察,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社会能够控制这些社会条件,或者是这些社会条件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在前一种情况下,社会能够防止危机;在后一种情况下,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p.607)
要想弄清那些左右世界市场危机的规律,必须不仅说明危机的周期性质,而且也要说明这种周期性的准确日期。此外,决不能容许每一次新的贸易危机所固有的特点遮掩所有各次危机共有的特征。(p.607)
委员会报告中这两个揭露的实例,给股份企业的道德原则和一切事务投上了相当阴暗的影子。显然,这些制度——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还远没有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结构。它们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但是它们还没有像中世纪的帮会那样,形成自己团体的良心,来代替它们那由于组织本身的缘故而摆脱了的个人责任感。(p.609-610)
马克思: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 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p.628)
马克思:普鲁士状况 在君主国家里,往往在革命还没有采取民众骚动的形式以前,王朝的腐败就已宣布它的来临。(p.694)
恩格斯:一八五八年的欧洲 资产阶级承认自己政治上不成熟和没有能力管理国家事务,甘心屈从于军事官僚专制制度。于是,开始了工厂、矿山、铁路和轮船的忙乱建设,开始了有名无实的股份公司、欺骗和证券投机的CréditMobilier28的时代,也是欧洲资产阶级竭力用经济上的胜利来弥补自己政治上的失败、以个人的富裕来弥补他们集体的衰弱的时代。(p.699)
马克思:普鲁士状况 下层阶级则无需任何警告,因为他们都自愿地而且相当轻蔑地拒绝了行使那令人啼笑皆非的投票权。由于选举法的规定,只要头等选民和二等选民像目前这样采取共同行动,下层阶级投的选票是丝毫不起作用的。(p.700)
马克思:伊奥尼亚群岛问题 对他们自己的产品课出口税,在各岛之间课过境税,捐税增加和开支多得无力负担——这就是约翰牛赏赐给伊奥尼亚人的经济福利。按照他的在印刷所广场上的神托的说法,约翰牛侵占殖民地的唯一目的,是用国民自由的原则来教育它们;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事实,我们就会看到,伊奥尼亚群岛的例子,就和印度和爱尔兰一样,仅能证明:约翰牛要自己国里自由,就得到国外去奴役别国人民。(p.709) 按:伊奥尼亚(通译爱奥尼亚)群岛是希腊西岸沿海的长列群岛,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归英国管辖,现已并入希腊。 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总编辑部所在地。
马克思:普鲁士状况 在以前任何时期,哲学批判都没有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位的头八年中那样大胆、有力和盛行;威廉四世想用中世纪神秘主义代替弗里德里希二世搬运到普鲁士来的“肤浅的”唯理论。这一时期的哲学之所以强大有力,完全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实际上的软弱;他们既然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向过时的制度进攻,就必须让那些在思想领域进攻这种制度的大胆的理想主义者占先。(p.727)
看一看那些昨天还是穷光蛋今天却是百万富翁的人吧。如果一个囊空如洗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富翁,那必然要有一千个拥有一千元的人在一日之内沦为乞丐。这种变化,神奇的交易所转瞬之间就能办到,完全不用依赖现代工业的缓慢集中财富的方式。(p.730)
马克思的遗稿 Ⅰ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1 生产
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后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p.733)
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ξω π ιιó ①,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p.734) ① 社会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论”第1卷第1章)。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p.735)
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p.735)
如果没有生产一般,那末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p.736)
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p.736)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Gewinn]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Gewinnen]为要务的时候。(p.736)
但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分所真正要谈的并不是这一切。相反,照他们的意见,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脱离历史而独立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inabstracto〔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反之,在分配上,好像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与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系,下面这一点总应该是一开始就明白的: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p.737)
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所有制的一定形式,如私有制。(而且还把对立的形式即无所有作为条件。)(p.737-738)
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射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模糊地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权,而且强者的法权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 中。(p.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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