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几段话，很能说明李嘉图的特点：

    “如果因考虑到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使国家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受到阻碍，我将感到非常遗憾。”（李嘉图《论谷物的低价对资本利润的影响》１８１５年，伦敦第２版第４９页）

    李嘉图把不属于我们或他的、而是由资本家投入土地的资本，叫作“我们的资本”。但是这个我们是谁呢？是指国民的平均数。“我们的”财富的增加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个社会财富本身就是目的，而不管这个财富由谁分享！

    在这里，“无产阶级”为财富而被牺牲。在无产阶级对于财富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时候，财富对于无产阶级的存在也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群众本身——人类大众——是“不值什么的”。

    这三个例子表明了李嘉图科学上的公正。(p.133-134)

    ［（４）洛贝尔图斯关于产品变贵时价值中和剩余价值的关系问题的错误］

    这里必须把下述情况加以区别。同一劳动加不变资本提供的产品，歉收年少于丰收年，贫瘠土地少于肥沃土地，较贫的金属矿少于较富的金属矿。因而，前者的产品比较贵，也就是说，同量产品在这里包含着较多的劳动和较多的剩余劳动；可是在第二种场合产品的数量比较多。其次，两类产品的每一单位产品中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比，并不因此而发生任何变化；因为，如果单位产品中包含较少的无酬劳动，那末根据假定，它也相应地包含较少的有酬劳动。因为这里假定，资本各有机组成部分的比例，即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没有任何变化。我们已经假定，同数额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提供不同的，即较多或较少的产品量。(p.137-138)

    看来洛贝尔图斯先生经常把这些东西混淆起来，并且好象理所当然地从产品的单纯变贵得出了关于剩余价值更多的结论。至于剩余价值率，那末根据所作的假定，这种结论已经是不正确的了，至于剩余价值量，那也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正确：在一种场合比另一种场合预付更多的资本，也就是说，原来生产多少较便宜的产品，现在也生产多少较贵的产品，或者（象上述纺纱的例子那样），较便宜的产品数量的增加，先要有较贵的产品数量相应的增加。（p.138）

    ［（５）李嘉图否认绝对地租——他的价值理论中的错误的后果］

    李嘉图撇开了绝对地租问题，他为了理论而否认绝对地租，因为他从错误的前提出发：如果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商品的平均价格就必定等于商品的价值（因此他又做出一个与实际相矛盾的结论：比较肥沃的土地的竞争必然使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停止耕种，即使后者过去是提供地租的）。如果商品的价值和它们的平均价格等同，那末绝对地租——即最坏的耕地上的地租或最初的耕地上的地租——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什么是商品的平均价格？就是生产商品花费的全部资本（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加上包含在平均利润（例如１０％）中的劳动时间。因此，如果资本在某种要素中——仅仅因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自然要素例如土地，——生产出高于平均价格的价值，那末这种商品的价值就会超过它的价值，而这个超额价值就同价值等于一定量劳动时间的价值概念发生矛盾。结果就成了：一种自然要素，即某种不同于社会劳动时间的东西，创造了价值。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投在仅仅作为土地的土地上的资本不可能提供任何地租。最坏的土地仅仅是土地。如果说较好土地提供地租，这只不过证明，社会必要劳动和个别必要劳动之间的差别在农业中固定下来了，因为这种差别在这里有一个自然基础，而这种差别在工业中却是不断消失的。(p.138-139)

    因而，不应该有绝对地租存在，只可能有级差地租存在。因为承认绝对地租存在，就是承认同量劳动（投入不变资本的物化劳动和用工资购买的劳动）由于投入不同的要素，或加工不同的材料，会创造不同的价值。但是如果承认，虽然在每一个生产领域的产品中物化着同一劳动时间，却依然存在这种价值差别，那就是承认，不是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而是某种不同于劳动时间的东西决定价值。这种价值量的差别会取消价值概念，推翻下述原理：价值实体是社会劳动时间，因而价值的差别只能是量的差别，而这个量的差别只能等于所耗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的差别。(p.139)

    由此可见，从这个观点出发，为了保持价值范畴——不仅价值量决定于不同的劳动时间量，而且价值实体决定于社会劳动，——就要否认绝对地租。(p.139-140)

    相反，如果知道，平均价格和价值并不是等同的，商品的平均价格可能等于商品价值，也可能大于或小于商品价值，那末问题就不存在了，问题本身不存在了，为解决问题而提出的假设也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农业中商品的价值（或者，无论如何，它的价格）不是超过商品的价值，而是超过商品的平均价格呢？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完全不涉及理论的基础即价值规定本身了。(p.141)

    他所说的相对价值无非就是平均价格。他甚至没有想到过价值和平均价格是不同的。他只以它们的等同作出发点。但是，因为在资本各有机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不同的情况下不存在这种等同，他就把这种等同假定为还没有得到解释的、由竞争引起的事实。因此他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农产品的价值不平均化为平均价格？相反，他假定农产品的价值会平均化，而且他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提出问题的。(p.141)

    ［（９）安德森反对马尔萨斯。安德森对地租的理解。安德森关于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它对级差地租的影响的论点］

    安德森是人口论的死敌，他非常明确地强调指出，土地有不断增长的持久的改良能力:“人口论”是“最危险的偏见”。（第５４页）安德森力求用历史的例子证明，“农业生产率”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提高，随着人口的减少而下降。（第５５、５６、６０、６１页及以下各页）

    如果对地租有正确的理解，自然首先会认识到，地租不是来自土地，而是来自农产品，也就是来自劳动，来自劳动产品（例如小麦）的价格，即来自农产品的价值，来自投入土地的劳动，而不是来自土地本身。(p.158)

    ［（１０）洛贝尔图斯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批判不能成立。洛贝尔图斯不懂资本主义农业的特点］

    李嘉图所以有片面性，是因为他总想证明不同的经济范畴或关系同价值理论并不矛盾，而不是相反地从这个基础出发，去阐明这些范畴以及它们的表面上的矛盾，换句话说，去揭示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p.164)

    亚•斯密把“产品的全部价值分解为工资、地租和资本盈利”，从而忘掉了也构成价值一部分的不变资本；这样，他的确把后来的所有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也包括洛贝尔图斯先生在内，都引入了“歧途”。没有［劳动总产品和新加劳动产品之间的］这种区分，要对问题做出任何科学的解释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我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中已经证明了。(p.165)

    洛贝尔图斯先生的错误是把价值的分配和产品的分配等同起来。“构成收入的财富”同这种产品价值的分配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因为这些生产者是生产商品，而不是生产供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既然供分配的价值，即一般说来归结为收入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是在各个生产领域内部，在不依赖其他领域的情况下（虽然由于分工每个生产领域都以其他领域为前提）创造出来的，所以，洛贝尔图斯不去考察这个价值创造的纯粹形式，而一开头就把事情搞乱，提出这些价值组成部分能保证自己的所有者取得一国现有总产品的什么份额的问题，那他就倒退了一步并且造成了混乱。(p.165-166)

    其他经济学家，特别是李嘉图，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两者分配出发，到后来才把地租所得者作为一种特殊赘疣引进来，那末，这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这是两个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正是建立在这两个因素的对立之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是生产职能的唯一承担者和当事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对立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产生的。(p.166)

    他——土地私有者——决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要的生产当事人，....。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把直接参与生产，因而也是直接参与分配所生产的价值以及这个价值所借以实现的产品的阶级，归结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而把土地所有者排除在外....，这丝毫不是李嘉图等人的错误，它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恰当的理论表现，表现了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p.167)

    现代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封建的，但是由于资本对它的作用，发生了形态变化，因而它作为现代土地所有权所特有的形式是派生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李嘉图把现代社会中存在和表现出来的这个事实也看成历史上最初的东西（而您呢，洛贝尔图斯先生，不是去研究现代形式，而是摆脱不了地主的回忆），这是一种误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在考察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经济规律时都陷入这种误解，在他们看来，这些规律是“自然规律”，因而也表现为历史上最初的东西。(p.168)

    ［第10章］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Ａ．李嘉图的费用价格理论］
    ［（２）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是李嘉图理论的基本论点。作为经济科学发展                           的必然阶段的李嘉图研究方法及其缺点。李嘉图著作的错误结构］

    李嘉图是从商品的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量”这一论点出发的。（后面我们将要研究李嘉图使用“价值”一词的不同含义。贝利对李嘉图理论的批评就是以此为根据的，同时，李嘉图的价值论的缺点也就在这里。）决定价值的这种“劳动”的性质，李嘉图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如果两种商品是等价物，或者说，它们在一定的比例上是等价物，或者也可以说，如果它们的量按它们各自包含的“劳动”量来说是不相同的，那也很明显，在它们是交换价值的情况下，它们按其实体来说是相同的。它们的实体是劳动。所以它们是“价值”。根据它们各自包含的这种实体是多还是少，它们的量是不相同的。而这种劳动的形式——作为创造交换价值或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殊规定，——这种劳动的性质，李嘉图并没有研究。因此，李嘉图不了解这种劳动同货币的关系，也就是说，不了解这种劳动必定要表现为货币。所以，他完全不了解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和商品必然要发展到形成货币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他的错误的货币理论就是由此而来的。他一开始就只谈价值量，就是说，只谈各个商品价值量之比等于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之比。李嘉图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他明确指出，亚•斯密是他的出发点（第一章第一节）(p.180-181)。

    李嘉图的方法是这样的：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其他经济范畴）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着这个价值规定。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它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不完备性不仅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p.181)

    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p.181-182)

    斯密的后继者们，....始终把亚•斯密作为自己的基础，不管他们是和斯密著作中的内在部分还是外在部分连结在一起，或者几乎总是把这两部分混在一起。但是，李嘉图终于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以及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p.182-183)

    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所以，凯里（注）....给李嘉图加上了共产主义之父的罪名:

    “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一个制造纷争的体系…… 整个体系具有挑动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仇恨的倾向…… 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真正手册。”（亨•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１８４８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７４—７５页）(p.183)
    （注）凯里，亨利•查理（１７９３—１８７９）——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反动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倡导者。

    可见，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它在科学上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p.183）

    李嘉图的全部著作已经包括在它头两章里了。在这两章中，把发展了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因而也把被阐明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同它们的原则即价值规定对质，查清它们同这个原则直接适合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查清它们给商品的价值关系造成的表面偏差究竟是什么情况。李嘉图著作的这两章包含着他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他在这里同亚•斯密的贯串其全部著作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断然决裂，而且通过这种批判得出了一些崭新的惊人结果。因此，这头两章给人以高度的理论享受，因为它们简明扼要地批判了那些连篇累牍、把人引入歧途的老观念，从分散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质的东西，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都从属于一个基本规律。这头两章由于其独创性、基本观点一致、简单、集中、深刻、新颖和洗炼而给人以理论上的满足，但是再往下读这本著作时这种理论上的满足就必然会消失。在那里，有的地方也会有个别独到的见解吸引住我们。但总的说来令人感到疲倦和乏味。进一步的阐述已经不再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阐述不是单调地、形式地把同一些原则运用于各种各样凭外表拿来的材料或者为这些原则进行辩护，就是单纯地重复或者补充；最多是在该书的最后部分有些地方作出某种引人注意的结论。(p.186-187)

    ［（４）］李嘉图对利润、利润率和平均价格等的解释

    李嘉图本应从自己的例证中作出如下的结论：［第一，］等量资本生产的商品价值不等，从而提供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也不等，因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而一笔资本所实现的劳动时间量，不取决于资本的绝对量，而取决于可变资本量即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量。第二，即使假定等量资本生产的价值相等（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产领域中的不等是同流通领域中的不等相一致的），等量资本占有同量无酬劳动并把它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那段时间，也还是由于资本的流通过程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使等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中在一定内必须提供的价值、剩余价值和利润产生了第二个差别。(p.210)

    如果我们不以价值规定为基础，那末，平均利润，从而费用价格，就都成了纯粹想象的、没有依据的东西。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的平均化丝毫不改变这个总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它所改变的只是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中的分配。但是，这个剩余价值本身的规定，只有来自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没有这一规定，平均利润就是无中生有的平均，就是纯粹的幻想。(p.210)

    怎样单纯从商品的“价值”规定得出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利润、甚至一般利润率，——这一点对李嘉图来说仍然是一个秘密。他在上述例证中实际证明的唯一东西是：商品的价格只要决定于一般利润率，它就根本不同于商品的价值。他所以会看出这个差别，是因为他预先就把利润率当作规律来假定。我们看到，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末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p.211)

    李嘉图的问题是：利润的提高或降低如何根据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不同比例来影响费用价格。这个例证（李嘉图的著作第３１—３２页）同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这一根本问题毫无关系。但这个例证还是不错的，因为李嘉图在这里一般指出了：在资本构成相同的条件下，工资的提高只会引起利润的降低，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这和庸俗观点相反），在资本构成不同的条件下，它只会引起某些商品价格的下跌，而不象庸俗见解所认为的那样，会引起一切商品价格的上涨。(p.212-213)

    李嘉图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他说，因为“劳动的价值提高，利润就不能不降低”，所以，利润提高，劳动的价值就不能不降低。第一个规律与剩余价值有关。但是，因为利润是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之比，所以，在劳动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不变资本的价值降低，利润就可能上涨。李嘉图根本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利润。由此他就得出了关于利润和利润率的错误规律。 (p.214)

    此外，李嘉图的观点还有更荒谬的一面。用作价值尺度因而用作货币的商品的价格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不然的话，我除了用作货币的商品之外还必须有第二种用作货币的商品——双重的价值尺度。货币的相对价值是以一切商品的无数价格表现出来的；因为，在商品交换价值借以表现为货币的这许多价格的每一个价格中，货币的交换价值都表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因此，谈不上货币价格上涨或下跌的问题。(p.223)

    ［（５）］平均价格或费用价格和市场价格

    李嘉图为了阐明级差地租理论，在第二章（《论地租》）提出以下论点....

    上述论点可以一般表达如下：商品（它是某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产品）的价值，决定于为生产这个生产领域的全部商品量即商品总额所需要的劳动，而不决定于这个生产领域内部单个资本家或企业主所需要的特殊劳动时间。(p.225-226)

    一般的结果是：这种产品具有的一般价值，对所有这种产品都是相同的，不管它对每一个别商品的个别价值的比例如何。这种一般价值，就是这些商品的市场价值，就是它们进入市场时具有的价值。这种市场价值用货币表现出来就是市场价格，正如价值用货币表现出来就是价格一样。实际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这种市场价值，有时低于这种市场价值，只是偶然同市场价值一致。但是在一定时期内，波动会互相抵销，因此可以说，实际市场价格的平均数，就是表现市场价值的市场价格。不管实际市场价格在当时按其大小来说，从数量来说是否同这种市场价值一致，市场价格总是同市场价值有一个共同的质的规定，即同一生产领域的所有在市场上的商品（自然假定它们的质是相同的）都具有同一价格，或者说，它们实际上代表这个领域的商品的一般价值。（p.227)

    李嘉图的这整个错误和由此而来的对地租等的错误论述，以及关于利润率等的错误规律，都是由于他没有区分剩余价值和利润而造成的，总之，是由于他象其余的政治经济学家那样粗暴地、缺乏理解地对待形式规定而造成的。李嘉图怎样被斯密俘虏，从下文就可以看出。(p.239)

    ［Ｂ．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

    ［（１）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的错误前提。李嘉图由于保留了斯密把价值和费用价格等同起来的观点而表现出前后矛盾］

    斯密在阐述了他所研究的对象的内在联系之后，突然又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被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事物联系所迷惑，而在竞争中一切总是表现为颠倒的、头足倒置的。(p.241)

    斯密正是从这个颠倒了的出发点来阐明“商品的自然价格”同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区别的。李嘉图接受了斯密的这个观点，但是他忘记了，按照斯密的前提，斯密的“自然价格”只不过是由竞争而产生的费用价格，而在斯密本人的著作中，只有当斯密忘记了他自己的比较深刻的观点，仍然保持从表面的外观中得出来的，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独立决定的工资价值、利润价值和地租价值相加而成的错误观点的时候，费用价格才和商品的价值等同。李嘉图处处都反对这一观点，但是他又接受了亚•斯密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产生的，把交换价值同费用价格或“自然价格”混淆起来，或者说，等同起来的看法。这种混淆在斯密那里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他对“自然价格”的全部研究是从他对价值的第二个观点即错误的观点出发的。而在李嘉图那里就毫无道理了，因为他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接受斯密的这一错误观点，相反，他认为它前后矛盾而专门加以驳斥。但是，斯密又用“自然价格”把李嘉图引入了迷途。(p.241)

    在斯密看来，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格构成的，而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真正价值也是以同样方式构成的，所以很明显，在它们处于自己的自然水平的情况下，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费用价格是等同的，而商品的费用价格又是和商品的“自然价格”等同的。利润水平即和润率，以及工资率，都被假定为事先既定的。对于费用价格的形成来说，它们确实是既定的。它们是费用价格的前提。因此，它们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也表现为既定的。至于它们怎样产生，在什么地方产生和为什么产生，资本家是不关心的。斯密在这里是站到确定自己商品的费用价格的单个资本家即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立场上去了。(p.242-243)

    斯密天真地一方面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完全按照这种当事人所看到和所设想的样子，按照事物决定这种当事人的实践活动的情况，按照事物实际上呈现出来的样子，来描绘事物，另一方面，在有些地方也揭示了现象的更为深刻的联系，——斯密的这种天真使他的著作具有巨大的吸引力。(P.243)

    ［（２）斯密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率”的理论］

    在考察工资的时候，斯密有一个确定工资的“自然率”的牢固的出发点，即劳动能力本身的价值：必要工资。

    不过，斯密的这一论点从另一方面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从来没有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

    实际上，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部分地由“劳动的自然价格”决定。而劳动的自然价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由生活资料的价值，或者说，商品的价值决定。这是可怜地在没有出路的圈子里打转转。(p.247-248)

    在作了所有这些反复曲折的论证之后，斯密又用他原来比较深刻的观点，即商品价值由劳动量决定的观点，来同工资是商品价值的源泉这一观点相对立；....由此产生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尽管绝对工资提高，利润还可能增加。

    这样，斯密就抛弃了他的错误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斯密在这里用他的正确理论抵销了、补救了错误的理论；按照他的错误理论，工资作为构成价值的一个要素，决定商品的价值，而按照他的正确理论，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p.251-252)

    在这里，斯密还谈到了“分工”的不利方面。

    分工使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者说，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获得发展，但这是靠牺牲工人的一般生产能力来实现的。所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不是作为工人的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而是作为支配工人的权力即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而同工人相对立。如果说城市工人比农村工人发展，这只是由于他的劳动方式使他生活在社会之中，而土地耕种者的劳动方式则使他直接和自然打交道。(p.259-260)

    由上所述，很清楚：亚•斯密把商品的“自然价格”，或者说，费用价格和商品的价值等同起来，是由于他事先抛弃了他对价值的正确的观点，而代之以由竞争现象所引起的、来源于竞争现象的观点。在竞争中，并不是价值，而是费用价格作为市场价格的调节者，可以说，作为内在价格——商品的价值出现。而这种费用价格本身在竞争中又作为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既定平均率决定的某种既定的东西出现。因此，斯密也就试图离开商品的价值而独立地确定工资、利润和地租，更确切地说，把它们作为“自然价格”的要素来考察。李嘉图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斯密的这种谬误说法，可是他也接受了这种说法的必然的，而如果他前后一贯的话，对他说来是不可能有的后果——把价值和费用价格等同起来。(p.261)

    ［第11章］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１）安德森和李嘉图发展地租理论的历史条件］

    大陆上的人们一定会感到非常奇怪：在这样一个他们看来最顽固地保存了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国家里，经济学家们——安德森也好，李嘉图也好——却从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观点出发。这种情况可用以下两点来解释：

    第一，英国的“公有地圈围法”有它的特点，同大陆上的瓜分公有地毫无共同之处；
    第二，从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关系，不仅村落的位置，而且村落本身，不仅农业人口的住所，而且农业人口本身，不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而且这种经济本身，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p.263)

    什么叫做“清扫领地”呢？就是毫不考虑定居在那里的居民，把他们赶走，毫不考虑原有的村落，把它们夷平，毫不考虑经济建筑物，把它们拆毁，毫不考虑原来农业的类别，把它们一下子改变，例如把耕地变成牧场，总而言之，一切生产条件都不是按照它们传统的样子接受下来，而是按照它们在每一场合怎样最有利于投资历史地创造出来。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不存在土地所有权。（p.264）

    ［（２）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他对费用价格的解释的联系］

    我所说的级差地租，是指由于不同等级土地的肥力不同而产生的地租量的差别——较多的或较少的地租。....这种级差地租完全相当于超额利润，就是在每一工业部门，例如在棉纺业中，在市场价格既定时，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市场价值既定时，生产条件比这个生产部门的平均条件好的那个资本家赚得的超额利润，因为一定生产领域的商品的价值不是决定于单个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而是决定于在该领域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那个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p.267)

    正是那个证明绝对地租可能存在的论据也证明，绝对地租的现实性、绝对地租的存在仅仅是一个历史事实，是农业的一定发展阶段所特有的、到了更高阶段就会消失的历史事实。(p.271)

    李嘉图用农业生产率的绝对降低来说明级差地租，而这种降低完全不是级差地租的前提....。李嘉图否定绝对地租，这是因为他以工业和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同为前提，从而他也就否定了农业劳动生产力同工业相比处于只是历史地存在的较低发展阶段。因此他犯了双重历史错误：一方面，把农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率看成绝对相等，因而否定它们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仅仅是历史性的差别，另一方面，认为农业生产率绝对降低，并把这种降低说成是农业的发展规律。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把较坏土地的费用价格同价值等同起来；另一方面是为了说明较好土地的产品的［费用］价格同价值之间存在差额。全部错误的产生都是由于混淆了费用价格和价值。(p.271)

    ［（３）李嘉图的地租定义不能令人满意］

    就真正的农业地租....来说，地租是为了获得许可在土地这个生产要素上投资，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而支付的东西。(p.272)

    李嘉图的定义：“地租是为使用土地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力而付给土地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第５３页）

    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土地并没有“不可摧毁的力”。....第二，土地也不具有“原有的”力，因为土地根本就不是什么“原有的”东西，而是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但是，我们且不管这个。所谓土地的“原有的”力，在这里应该理解为土地不依赖于人的生产活动而具有的力，虽然从另一方面说，通过人的生产活动给它的力，完全同自然过程赋予它的力一样要变成它的原有的力。除此以外，下面这一点还是对的，即地租是为“使用”自然物而支付的，完全不管这里所说的是使用土地的“原有的力”，还是瀑布落差的能量，或者是建筑地段，或者是水中或地下蕴藏的有待利用的宝藏。(p.273)

    [第12章］  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１）地租量和地租率的变动］

    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或者说，生产出来的一定量商品的价值减少——仅仅是由自然要素的富饶程度的变动引起的，是由土地、矿山、采石场等的自然富饶程度不同引起的，那末，地租量可以由于在改变了的条件下使用的资本量减少而减少；地租量可以由于有追加需求而保持不变；地租量可以由于追加需求大于原来使用的自然因素和现在使用的自然因素的富饶程度之间的差额而增长。但是，地租率只有在使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发生变动的情况下才能增长。

    因此，当放弃较坏的土地、较次的采石场、较次的煤矿等的时候，地租量不一定下降。而且，如果这种放弃只是它们的自然富饶程度较低的结果，地租率甚至永远不会下降。(p.281)

    在这种场合，说地租量在一定的需求情况下可能下降，就是说，地租量的变动取决于使用的资本量是减少、不变还是增加，这是正确的看法。但是，说地租率一定下降，那是根本错误的看法，在这种前提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已经假定，资本有机构成没有发生任何变动，也就是说，没有发生足以使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比例受到影响的变动，而这个比例是决定［绝对］地租率的唯一比例。李嘉图十分荒谬地把正确的看法同根本错误的看法混在一起了。（p.281-282）

    （２）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各种组合。Ａ、Ｂ、Ｃ、Ｄ、Ｅ表］

    如果产品加入工人的消费，如果由于单个商品的价格下降，或者换句话说，由于一定量商品的价格下降，因而正常工资减少，或者换句话说，劳动能力的价值减少，那末劳动生产率就会使剩余价值增大。由于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它就不是使产品的总价值增大，而是使这个总价值中代表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部分增大。因此，如果劳动生产率较高，但由于价值借以表现的商品总量已经增大，摊到单位产品上的价值部分较小，因而单位产品的价格下降，那末，在上述情况下，这个价格中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仍然会增大，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对再生产出来的价值之比会增大｛其实，这里首先还是应该谈对可变资本的关系，这里还谈不上利润｝。但是，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在产品的总价值中，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剩余价值增大了。正是这个原因，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它的提高使同量劳动表现为一个较大的产品量，从而使这个产品量的任何一部分的价值或单位商品的价格降低，——使劳动能力的价值减少，因而使包含在总产品价值中的，从而包含在单位商品价格中的剩余劳动即无酬劳动增加。因此，虽然单位商品的价格降低，虽然包含在单位商品中的劳动总量减少，从而它的价值也减少，这个价值中由剩余价值组成的比例部分却增大，换句话说，同以前劳动生产率较低，因而单位商品的价格较高，包含在单位商品中的劳动总量较大的时候比较起来，在单位商品包含的较少的劳动总量中，却包含较大的无酬劳动量。(p.295-296)

    因为在竞争的条件下一切事情都以虚假的、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单个资本家会以为：（１）由于单位商品价格降低，他从单位商品赚到的利润降低了，但是由于商品量增加，他才赚到较大的利润（这里又同由于使用的资本增大，即使在利润率较低时也可能获得较大的利润量的情况混淆起来了）；（２）他确定单位商品的价格，并通过乘法确定产品的总价值，可是，本来的过程却是除法，然后才是乘法，乘法以除法作为自己的前提。庸俗经济学家实际上只不过把陷入竞争中的资本家们的奇怪想法翻译成一种表面上比较理论化的语言，并企图借此来说明这些想法正确而已。（p.296-297）

    五个表都表明，绝对地租总是等于商品［个别］价值超过它自己的费用价格的余额；级差地租等于商品的市场价值超过它的个别价值的余额；总地租（如果除绝对地租外还有级差地租的话）等于市场价值超过个别价值的余额加上个别价值超过费用价格的余额，或者说，等于市场价值超过个别费用价格的余额。(p.300)

    ［第13章］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结尾）

    ［（１）李嘉图关于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前提。向新的土地推移取决于土地的位置和肥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土地对资本来说作为自然要素而存在，那末，资本在农业方面的活动就会同它在其他任何生产部门的活动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土地所有权，不存在地租。
相反，如果土地（１）是有限的，（２）是被占有的，如果资本遇到作为前提的土地所有权，....那末，土地对资本来说一开始就不是自然要素那样的活动场所。因此，在级差地租之外，还是存在地租的。....李嘉图提出的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前提，当然排除不了那个受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制约并与此密切联系的规律的存在。(p.349-350)

    李嘉图的从比较肥沃地区向比较不肥沃地区这个按下降序列推移的假定，完全是偷运进来的。只能这样说：因位置最有利而最早被耕种的地区不支付任何地租，直到在这个地区内从比较肥沃的土地推移到比较不肥沃的土地为止。(p.352）

    ［（４）李嘉图对农业改良的看法。他不懂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发生变化的经济后果］

    “但是，这样的结果也能在一个国家的财富和人口增加的情况下产生，如果随着这种增加农业也进行显著的改良，因为这种改良能够得到使耕种比较贫瘠的土地的必要性减少，或者在耕种比较肥沃的土地时花费同量资本的必要性减少的同样效果。”（第６８—６９页）

    （奇怪的是李嘉图在这里忘记了：那些改良也可以使比较贫瘠的土地的质量得到改良，并把比较贫瘠的土地变成比较富饶的土地，——这个观点在安德森那里占主导地位。）（p.362）

    李嘉图完全没有接触到真正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于在农业中使用的直接劳动量的减少、增加或保持不变是否与不变资本的降价（按照假定，不变资本现在耗费较少的劳动）有关。简言之，是否在资本中发生有机的变动。(p.365-366)

    {资本家是工人的直接剥削者，他不仅是剩余劳动的直接占有者，而且是剩余劳动的直接创造者。但是，因为剩余劳动对产业资本家来说只有通过生产并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所以产业资本家本身就是这一生产职能的承担者，生产的领导者。相反，地主在土地所有权上（就绝对地租来说）和在土地等级的自然差别上（级差地租）却拥有一种特权，使他能把这种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尽管他在管理和创造这种剩余劳动或这种剩余价值方面毫无贡献。因此，在发生冲突时，资本家把地主看作纯粹是一个多余而有害的赘疣，看作资本主义生产的游手好闲的寄生虫，看作长在资本家身上的虱子。｝(p.372)

    ［第14章］  亚•斯密的地租理论

    ［（１）斯密在地租问题提法上的矛盾］

    最初斯密正确地把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撇开不变资本）。但是他立即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把价值和“自然价格”（即由竞争决定的商品的平均价格，或者说，费用价格）等同起来，认为后者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的。(p.390)

    {总之：劳动的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不仅由生产这种产品所使用的劳动的工资构成，而且由利润和地租构成。但是支配或者说购买这种劳动的，只是价值中归结为工资的部分。因此，如果把利润和地租的一部分用于支配或者说购买劳动，也就是，如果把这一部分变为工资，能够推动的劳动量就大得多。这样就得出如下的结果：劳动的年产品的交换价值分解为有酬劳动（工资）和无酬劳动（利润和地租）。如果把归结为无酬劳动的那部分价值的一些份额变为工资，那末，比起单单使用由工资构成的那部分价值来重新购买劳动，就可以买到更大量的劳动。｝(p.393)

    这里斯密已经明显地流露出一种庸俗的观念，似乎工资由劳动产生，而利润和地租则不依赖于工人的劳动，由当作独立源泉（不是当作占有别人劳动的源泉，而是当作财富本身的源泉）的资本和土地产生。在斯密那里，最深刻的见解和最荒谬的观念就这样奇怪地交错在一起，而这种荒谬的观念，是由从竞争现象抽象出来的庸俗意识形成的。(p.394)

    斯密首先把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随后又反过来，用不依赖价值而决定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来构成价值。这样他就忘记了他原来正确阐述过的利润和地租的起源，因此他才能说：“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 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第１卷第１０５页）（第１篇第６章）(p.394)

    ［（５）斯密关于地租变动的观点和他对各社会阶级利益的评价］

    斯密随后还指出，工业劳动生产力的任何发展，都会给土地所有者带来好处。

    斯密由此作出结论说，地主（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始终同“整个社会的利益”一致。在斯密看来，工人的利益，也同整个社会的利益一致（第２卷第１６１—１６２页）。但是斯密毕竟诚实地指出了如下的区别：

    “土地所有者阶级也许能够由于社会的繁荣而比他们〈工人〉得到更大的利益，但是没有一个阶级象工人阶级那样由于社会衰落而遭受那样大的苦难。”（第２卷第１６２页）

    相反，资本家（工业家和商人）的利益却同“整个社会的利益”不一致（第２卷第１６３页）。

    “在任何一个商业或工业部门投资的实业家的利益，总是在某些方面和社会利益不同，有时甚至相反。”（第２卷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阶级，这些人的利益始终不会和社会的利益完全一致，通常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社会，甚至压迫社会，他们因此也常常既欺骗社会又压迫社会。”（第２卷第１６５页） (p.422)

    ［第15章］  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Ａ．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的观点与他对利润和地租的见解的联系］
    ［（１）李嘉图把剩余价值规律同利润规律混淆起来］

    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离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来单独考察剩余价值。因此，他对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资本有机构成的论述，只限于说明从亚•斯密（特别是从重农学派）那里传下来的，由流通过程产生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生产过程本身内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涉及，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把价值和费用价格混淆起来了，提出了错误的地租理论，得出了关于利润率提高和降低原因的错误规律等等。(p.423)

    因此，当我们谈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时，我们谈的就是他的利润理论，因为他把利润和剩余价值混淆起来了，也就是说，他只是从对可变资本即花费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关系来考察利润。（p.424）

    李嘉图把全部资本看作可变资本，而把不变资本撇开不谈，虽然他有时也以预付资本的形式提到不变资本。

    剩余价值不取决于全部资本的量，而取决于可变资本的量，或者说，取决于“所使用的劳动量”。....如果剩余价值率既定，对一定资本来说，剩余价值量就必然总是取决于所使用的劳动量，而不取决于资本的绝对量。另一方面，如果平均利润率既定，利润量就必然总是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量，而不取决于所使用的劳动量。

    但是，利润率一般是大还是小，确实取决于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资本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取决于所使用的无酬劳动的相对量，最后取决于花费在劳动上的资本同只是作为生产条件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之间的比例。(p.424-425)

    李嘉图没有看到，在剩余价值既定时，有些原因会使利润提高或降低，总之会对利润发生影响。....他没有看到，如果撇开在剩余价值量既定时影响利润率（虽然并不影响利润量）的那些情况不谈，利润率就取决于剩余价值量，而决不是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如果剩余价值率，剩余劳动率既定，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在资本有机构成既定时，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可见，剩余价值量决定于以下两个因素：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和剩余劳动率。(p.427)

    ［（４）李嘉图在他的利润理论中把费用价格同价值混淆起来］

    为了确定一般利润率，由一般利润率决定、调节的价格或费用价格，与商品的价值必然是极不相同的，而这个极为重要的观点，李嘉图是根本没有的。(p.438-439)

    ［（５）一般利润率和绝对地租率之间的关系。工资下降对费用价格的影响］

    谷物的价格决定于物化在谷物中的劳动量，不决定于它的生产费用，而地租是价值超过费用价格的余额，因而是由费用价格决定的：与价值相比，费用价格越小，地租就越多，费用价格越大，地租就越少。一切改良都会使谷物的价值降低，因为它们使生产谷物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但它们会不会使地租降低，却取决于各种情况。(p.440)

    工资的降低，....会引起费用价格的上涨［与价值相比］，....这就是李嘉图在考察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差别时所引出的规律，但是他丝毫没有证明，也不可能证明：这一规律同价值规律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产品的价值对总资本来说保持不变［不管它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如何分配］。(p.444)

    ［Ｂ．李嘉图著作中的剩余价值问题］

    （1）劳动量和劳动的价值。
    ［劳动与资本的交换问题按照李嘉图的提法无法解决］

    两个商品按照它们包含的物化劳动进行交换。等量物化劳动互相交换。劳动时间是它们价值的“标准尺度”，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的“价值的大小同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的多少成比例”。....这个商品的“价值的大小”，同它换得的其他商品中的物化劳动量的多少成比例，因为这种交换比例是这个商品本身包含的劳动的相对量的表现，是和这种劳动的相对量相等的。(p.451-452)

    但是雇佣劳动是一种商品。它甚至是作为商品的产品进行生产的基础。原来，价值规律不适用于雇佣劳动。那就是说，这个规律根本不支配资本主义生产。这里有一个矛盾。这是亚•斯密遇到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商品（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不是同它所包含的劳动成比例，而是同它所支配的别人的劳动成比例，它所支配的别人的劳动量大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这实际上是斯密下述说法的第二个秘密动机，他说，自从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后，商品价值就不决定于商品所包含的劳动，而决定于商品所支配的活劳动，因而决定于劳动的价值。(p.452)

    李嘉图简单地回答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情况就是这样。他不仅没有解决问题，甚至没有发觉亚•斯密著作中的这个问题。他根据自己研究的整个性质只限于证明，变动着的劳动价值——简单说，就是工资——并不会推翻如下的论点：不同于劳动本身的商品的价值由商品所包含的劳动的相对量决定。“它们不是相等的”，就是说，“用于生产某种商品的劳动量和这种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不是相等的。李嘉图满足于确定这一事实。但是，劳动这种商品和其他商品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活劳动，另一个是物化劳动。因此这只是劳动的两种不同形式。既然这里只是形式的不同，那末，为什么规律对其中一个适用，对另一个就不适用呢？李嘉图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p.452)

    问题正是在于：劳动同劳动所交换的商品为什么不按价值规律进行交换，不按劳动的相对量进行交换？

    这样提出问题，既然以价值规律作为前提，问题本身就无法解决，所以不能解决，是因为这里把劳动本身同商品对立起来了，把一定量直接劳动本身同一定量物化劳动对立起来了。

    我们后面将会看到，李嘉图的解释的这个弱点促进了李嘉图学派的瓦解，并且引出了荒谬的假设。(p.453)

    威克菲尔德（注）说得对：

    “如果把劳动看成一种商品，而把资本，劳动的产品，看成另一种商品，并且假定这两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相同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那末，在任何情况下，一定量的劳动就都会和同量劳动所生产的资本量相交换；过去的劳动就总会和同量的现在的劳动相交换。但是，劳动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相比，至少在工资取决于［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的情况下，不是由同量劳动决定，而是由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决定。”（爱•吉•威克菲尔德给他在１８３５年伦敦出版的亚•斯密的《国富论》一书第１卷第２３０页所加的注）(p.453-454)
    （注）威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１７９６—１８６２）——英国国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殖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