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冯•沙培尔在1842年12月17日给书报检查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局没有放弃对《莱茵报》的编辑，特别是对马克思着手侦查的意图。但是，由于缺乏迫害的正式理由，当局只好暂时限于加强检查措施。

    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

    在我们的时代，荒唐的、下流的行为应当受到公开而坚决的谴责；我们的时代需要严肃、刚毅和坚定的人来达到它的崇高目标。（p.323）

    （注）“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爱•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人。小组的成员对现存制度进行抽象的、缺乏实际革命内容的批判，他们的言论表面上十分激进，往往损害了民主运动的声誉。在以后的年代，“自由人”的许多代表人物抛弃了激进主义。

    ［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

    我们这位把等级差别视为“神的世界秩序”的最后的、终极的结果的作者，只不过表明他对这种世界秩序的认识是肤浅的。（p.333）

    如果试图把人民当作原生无机体来推动是不合理的，那么把人民机械地划分成几个固定的、抽象的组成部分并要求这些无机的、强制固定的部分独立运动（这只能是抽搐运动），指望这样做可以引起有机运动，同样是不合理的。（p.333）

    为自己的家园而奋斗的功利主义的智力，跟不顾自己的家园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自由的智力当然是不同的。（p.339）

    如果这种特殊利益在政治上的独立化是国家的需要，那么这只是国家内部疾病的表现，正如不健康的机体，按照自然规律，必然会长出肿瘤一样。（p.344）

    评内阁训令的指控

    既然对普鲁士国家制度及其基础的看法存在如此重大分歧，那么《莱茵报》也有自己的观点是很自然的。当然，这个观点可能背离政府现时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却能够从普鲁士历史、从现代国家生活的许多因素和高级权威得到有利的印证。（p.350）

    因为合法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法律的发展，因为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p.352）

    《勒•勒瓦瑟尔回忆录》摘要

    （注）勒瓦瑟尔，勒奈（1747—1834）—— 医生，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雅各宾党人，法国革命回忆录的作者。

    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斗争
    ［提纲］

    1792年8月10日空位时期开始。立法议会软弱无能，从中产生的内阁也软弱无能。政权转入人民会议和市参议会之手，它们是临时成立的行政管理中心，无政府状态的产物；它们应当成为人民运动的体现者，因为它们的权力也就是民意的权力（第44、45页）。

    有影响的党派之间的分歧由此产生了。

    一派希望恢复被8月10日事件推翻的秩序，并实施现行法律。内阁和立法议会的主要人物是这一派的领袖。

    另一派则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它引起的那股热情的唯一推动力量，是替代现有组织的东西，是外部和内部的唯一对抗力量。这一派的代表在巴黎公社和几乎法国各地的市参议会中占优势，在内阁中拥有一票（丹东）（第45、46页）。

    吉伦特派（前一派）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来同人民的潮流对抗。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仅限于发表演说和宣言，这些东西使他们彻底地脱离了大众，却丝毫无法影响事件的发展。

    “这时，巴黎公社派出公民去守卫边界。信号炮每小时都在轰鸣，通报着共同的危险。所有的公民都在各区登记，准备去打敌人。”

    这时，九月的日子在激荡。

    如果这个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那么，整个社会生活也就窒息了（第46、47页）。

    在外省，人们咒骂九月屠杀，但感谢那些支持起义狂以使军营充满公民士兵的人们。

    人们鄙视吉伦特派，因为他们没有勇气调动公民同外国军队作战，完全不能有力地反击违法行为；吉伦特派诅咒违法行为，却利用它作为反诬自己强大对手的根据。

    选举正是在这个疾风暴雨的时期进行的。

    国民公会开幕时巴黎的起义运动还在继续；公社最有权威。

    吉伦特派首先同山岳派闹分裂。新来的山岳派不想分裂，这一点从几乎一致推举佩蒂昂为国民公会主席一事中可以说明。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是这样从上一届议会有影响的成员中选出。几乎所有新来的代表对内部分歧都一无所知。罗伯斯比尔和佩蒂昂，丹东和加代同样受到他们的尊敬。

    唯一在参加国民公会时有现成的办法和事先制订好的行动计划的党派（吉伦特派），在右边的席位上就座。他们离开了他们原先的（左边的）席位，成群地涌向右边的席位，从而向新来的坐在左边——传统上是爱国主义者坐的一边——的共和派宣战。

    吉伦特派在立法议会中拥有多数，同时控制着雅各宾俱乐部。在8月10日事件时，他们认为法国在他们的掌握中。他们在召开国民公会时丝毫也没有想到可能形成一个不取决于他们的多数。但是，四十二天的空位时期使情况和选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立法议会，因而也就是吉伦特派，在反对王室的斗争中表现出一定的劲头。一旦国家政权顺利地转入他们手中，他们便变得软弱无力、优柔寡断。他们没法制止8月10日迸发出来的那股洪流，他们是如此笨拙，竟用演说来抗拒潮流。他们蔑视公众舆论，无力制止混乱。他们自己使自己失去了可以支配的对事件因势利导的手段。当时雅各宾俱乐部是公众舆论的晴雨表。长期以来吉伦特派在这里发号施令。甚至在制宪议会解散前夕，他们还驱逐了拉梅特兄弟俩，把立宪派赶到斐扬派的不得人心的穹窿下。8月10日以后，他们也落到后头了；他们的声誉下降了。他们几乎全部离开了这个团体，可是，过去当这个团体还赞同他们的观点的时候，他们曾经大肆宣扬过它的功绩；而一旦它的想法跟他们不同，它在他们眼中便成为一窝叛乱者了。

    此外，8月10日吉伦特派把行政权授予临时内阁。这个在国民中得不到支持的内阁，一当它所依附的党派不得人心，就显得软弱无能了。行政权实际上操在各个公社，特别是由朝气蓬勃的人民代表组成的巴黎公社手中了。首都的选举是在巴黎公社的影响下进行的，公社最著名的成员都被选入［国民公会］。”

    于是，吉伦特派从国民公会开始活动起就采取了敌对立场。

    “所有多少以刚毅和爱国精神著称的新代表一来到就被吸收进受公社巨大影响的雅各宾俱乐部。这些代表坐在左边的席位；单是这个举动就足以使吉伦特派坐到右边的席位上去了。雅各宾派［……］成了他们的敌人［……］——因此，他们把他们的新对手也叫做雅各宾派［……］起初，他们只是敌视巴黎公社和巴黎的代表，后来，他们的仇视扩及所有坐在雅各宾派通常坐的那一边的、狂热的共和派。因此，在开会之初，国民公会并没有分裂，它是由结成一体的共和派组成的，他们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被一种共同的感情团结起来。只是在其内部产生了一个沽名钓誉的集团，它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大会，并且准备进行一场战争，为其自尊心受到的创伤复仇，也为了泄私愤。”

    大多数吉伦特派并不是变节分子，但是，他们中间隐藏了变节分子。他们并不想要毁灭共和国，但是，他们的理论导致这个后果。因此，国民公会中为数不多的保皇党人便趋附他们。他们是进攻的一方，山岳派很久都处于守势，吉伦特派不能为共同事业而牺牲自己的自尊心（第47—59页）。

    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开幕。主席：佩蒂昂。丹东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和解的演说。如果未经基层议会的多数票通过，任何宪法都不能存在。财产不受侵犯的宣言应作为法令颁布。丹东的两项提案成为法令（国民公会颁布的首批法令）。丹东在演说中认为，人民的骚动是一种必要的、但是暂时的现象；如今应让位于国民公会的合法权力，过火行为应当停止。

    根据格雷哥里的提议，一致通过废除王权。

    从国民公会首次会议可以看出，山岳派为了秩序和自由的利益而谋求普遍和解。吉伦特派则立即露出了复仇的渴望。

    9月24日。克尔森借口首都［国民公会］面临危险，提议从外省调进相当数量的军队。这是吉伦特派的首次宣战，他们极其痛恨巴黎的代表，因为巴黎公社的行动和丹东在执行委员会的控制权使作为立法议会成员的吉伦特派的影响化为乌有。

    让•保尔•马拉和约瑟夫•埃加利泰给吉伦特派提供了攻击山岳派的借口，一方面攻击该派嗜血成性和煽动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攻击它贪图虚荣和保皇主义。

    9月24日间接指责巴黎公社力图建立专政。

    9月25日。雷贝基和巴巴鲁把罗伯斯比尔称为独裁者的候选人。丹东再次鼓吹和解，为巴黎公社辩护，说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在立法议会领导力量薄弱时是必要的；现在应恢复法治。吉伦特派不听从丹东的劝告，他们老是诉诸过去，以便不断从中寻找指控的材料。维尼奥和布瓦洛攻击马拉。马拉勇敢反击。大会转入讨论当前的问题。但是，已开始的敌对行动在继续。

    “在等待决定性事件以及罗兰和丹东之间的分裂到来期间，虚构的巴黎公社违法活动和马拉的海报是这些无谓冲突的借口。看来，胜利几乎总是偏向吉伦特派。在这些最初的冲突发生时，多数人还没有组织起来；他们还处在动摇不定的状态中；相当数量的坚决的共和长期同右派一起投票，其中有菲力波、康邦、康巴塞雷斯等人。”

    9月29日。选出的松姆省代表罗兰向国民公会声明，他准备辞去内政部长的职务。右派表示惋惜。比佐提出挽留罗兰的议案，菲力波提议此挽留亦适用于丹东。丹东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的议案有损国民公会的尊严，唯一能够使罗兰留任的方法是宣布他的当选无效。吉伦特派坚持［比佐］的提案。瓦拉泽宣称，罗兰的名字对他是神圣的。卢韦、巴巴鲁则对罗兰赞不绝口。这一次，反对比佐提案的有中间派的代表巴雷尔、拉克鲁瓦、蒂里奥，他们不属于右派，过去却常常使右派获得多数。

    9月30日。罗兰写信给国民公会，表示愿意留任部长。他在信中极力吹嘘自己，教训他的对手，间接指责丹东。对丹东和巴黎公社的一切指责，根据的都是国民公会召开前的事实，并且证明了被击败的一派对获胜的一派的仇恨。

    右派每天都在攻击巴黎公社；巴黎代表则为公社辩护。后来终于发布了解散这个革命政权机构的命令，要求它提出总结报告。出现了新的争论点。公社警戒委员会宣布他们截获了清楚说明王室叛变阴谋的重要文件，而且，某些代表的名誉将受到损害。该委员会要求不要将这些文件取走，并让它在利用这些文件的适当时机到来以前继续行使职能［……］吉伦特派把这看作是巴黎公社的［委员会］想无止境地继续其活动的公开愿望，山岳派则认为对方是一些热衷于扼杀真理的人。每一派都从各自的成见出发进行辩论［……］最后，这些文件转交到一个由二十五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其中既无巴黎公社的成员，也无巴黎的代表，也无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代表。

    既没有发现反对巴黎公社的事，也没有发现反对吉伦特派的事。甚至约瑟夫•德洛奈（吉伦特派）代表的报告实质上也是有利于巴黎公社的。

    “每天双方都怒气冲冲地互相指责：右派总是先发动攻击，援引国民公会开幕前的旧事［……］当左派代表要发言时，言论自由总是受到压制。罗伯斯比尔被一阵阵嘘叫声和辱骂声赶下讲台。”

    马拉靠自己的顽强意志才得以进行答辩。

    直到此时，右派经常获得多数。一到事关原则问题、恢复秩序、执行法律时，山岳派便同右派一起投票。

    罗兰在致国民公会的报告中一再说，在空位时期所犯的罪行尚未受到惩治；他是借此间接指责罗伯斯比尔、丹东和巴黎的代表。

    罗兰由于丹东在委员会中占优势、压倒了他而怒火中烧。

    10月29日。罗兰向国民公会提出一份报告，再次点了罗伯斯比尔的名。罗伯斯比尔站在讲台上进行辩护，但由于吉伦特派起哄以及主席加代老是打断他，不得不停止发言。
卢韦攻击罗伯斯比尔。

    11月5日。罗伯斯比尔答辩。

    “各方面都要求转而讨论当前的问题；甚至维尼奥、加代、佩蒂昂也支持这一点。赞同卢韦的只剩下萨尔、巴巴鲁、朗瑞奈、拉里维埃尔……几乎一致通过转入讨论当前问题。巴巴鲁仍然要求发言以支持指责［……］后来，他下到栏杆前，想作为一个请愿人，甚至作为一个被告来发言。这个难堪的场面持续相当久，结果象通常那样，不了了之，—— 大会没有通过任何决定。”（第60—83页）

    12月16日。根据蒂里奥的提议，宣布共和国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比佐提出驱逐奥尔良公爵和他的儿子们的议案；卢韦和朗瑞奈附议。吉伦特派通过这种方法搞了大大削减国民议会代表名额的初步尝试。其实，吉伦特派同奥尔良公爵的亲信们——杜木里埃、西耶里、比朗、瓦朗斯——交谊甚笃。

    部长们效忠吉伦特派的公开表现。

    “当卢韦发言指责罗伯斯比尔时，国民公会决定公布指责和辩护的发言。罗兰下令广泛散发卢韦的发言，并加上‘根据国民公会决议刊印’字样，可是规定罗伯斯比尔的发言只发给国民公会的成员。这样一来，在广大群众中势必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作出了某种不赞成罗伯斯比尔的决定。在驱逐波旁家族的法令上又采取了这种欺诈作法。在确认法令被通过的记录宣读以前，即法令条文按照通常的规定由大多数批准以前，罗兰已下令迅速把它刊印出来并发给八十四个省；与此同时，对于推迟就菲力浦－埃加利泰的命运作出决定一事却没有那样公布。因此，人们可能以为，奥尔良公爵的亲信们第二天以突然的行动取消了针对他的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