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战斗在江淮河汉之十四：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浮雕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代电（即“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朱德等于11月9日复电（即“佳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同时为顾全抗日大局，表示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到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1月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多人的拦击。8日，陷入重围。众指战员在叶挺军长指挥下进行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

    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罪恶阴谋，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惩治祸首、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实行民主政治等要求。

    这一罪恶过程，即为国民党反动派1941年在皖南围袭新四军的事件，是为“皖南事变”。

    国民党的阴谋及我军的应对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给八路军朱德总司令、新四军叶挺军长一个电报。这个电报，诬指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战。并限令在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皓电”。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密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率10万人向皖东北地区进犯，令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向皖东地区进犯，妄图实现其配合日军夹击并歼灭华中新四军的罪恶计划。

    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复电（即“佳电”），对何、白“皓电”作了公开答复，驳斥了国民党对我们的造谣诬蔑，严词拒绝其强令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并表明为顾全全国团结抗战的大局，愿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全部移至长江以北。

    “佳电”发出后，叶挺军长就前往上饶，见了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交涉了军需补给，提出了保证北移部队的安全问题，商谈了北移的路线。

    按照国民党第三战区划定新四军北移的路线，是经苏南北渡长江，即沿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竹箦桥、水西地区，然后经苏南敌占区过长江至苏北。走这条路线，虽要通过国民党52师的防区，对我有所威胁，但苏南有我们的部队接应，如果真打起来，必要时我可以深入沦陷区，顽军对进沦陷区是有顾忌的。我皖南部队非战斗人员于12月8日前，已分批沿此交通线转移至苏南北渡。但到12月10日，蒋介石又电令：新四军由原地从皖南铜陵、繁昌间北渡。我考虑经苏南北移的路线，由于国民党52师在沿途大肆构筑工事，阻我通过；同时，日军在苏南敌后又不断进行“扫荡”，我军如若仍沿此路线北移，即有遭敌、顽夹击之可能，故不得不放弃原路线而按蒋介石指定的路线北移。

    鉴于大部队经铜、繁间过江缺乏经验，军部派原总兵站站长张元寿，率少数精干人员（内有参谋张云龙、周绍昆、唐炎及侦察连等约70余人），携带电台到江北的无为县一带，选择渡口，筹集渡船，掌握江面日军舰艇的活动规律和江边敌伪活动规律，以便为大部队开路。由于得到了江南沿岸3支队、江北沿岸孙仲德纵队和地方党及当地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全力援助，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已筹集到大、小船只100多条（大船乘员可达100余人，小船乘员可达三四十人）；并挑选了水性好、有经验的舵手、船工近300人。经估算，在12处比较可靠的渡口，一次可渡7500人。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有意泄露我军从铜、繁地区北渡的企图，到了12月下旬，日军巡江艇一改以往规律，增多了巡逻次数；李品仙所属176师的部队，控制了若干渡口，也随时准备袭击我们。这样北移的两条路线国民党都设置了重重障碍，企图借日军之武力，消灭我军于渡江之际。

    当时虽已险象环生，困难重重，但有利于我们的基本条件还是存在的。北移，全军将士同仇敌忾，战斗力是很强的。要是在上述的两条路线中选定任何一条迅速开动，完全有可能达到胜利北移的目的。

叶挺军长

    中央一再电催我早日北渡，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多次来电，建议尽快北移，皖南军部也有不少同志建议尽早行动。直至12月28日，项英才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决定，皖南部队全部于1月4日出动，以备战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溧阳竹箦桥地区，待机北渡。同时将皖南部队编成三个纵队，北移部队总共9000多人。

    部队突围行动迟缓

    1941年1月4日晚，我军分三路开始行动：1纵队为左路纵队，由土塘向大康王开进；2纵队为中央纵队，由北贡里向凤村开进，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随2纵队后跟进，军部驻茂林附近之潘村；3纵队为右路纵队，由皖南铜、繁前线于1月4日下午到达云岭地区，当晚继续向茂林地区集中，各部的行动，均预定在1月5日拂晓前到达指定地点。

    军部机关在当夜黄昏时出发，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袁国平主任、周子昆副参谋长等率领着千军万马，随军部机关一起行动。随机关一起行动的，还有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

    部队行至青弋江边，由章家渡通过浮桥。在通过浮桥时，因过于拥挤，浮桥的质量又不牢固，仅过千余人，浮桥断裂便不能使用，部队只好仍由江中徒涉。因水深齐腰，部队不得不脱掉裤子过江，天气又冷，增加了行军难度。当时部队比较混乱，过江的速度非常缓慢。

    第一天的行军很不顺利，从云岭到茂林只有20公里，平时只要数小时可走完的路程，如今由于下雨、黑夜、泥泞、路滑和过重的负荷，极其艰难地走了一夜，军部在5日天明时才到达茂林以南的潘村驻地。掉队人数也很多，直到5日下午3时，才全部到达预定位置，且都非常疲劳，被迫在茂林地区停留了一天。

    6日下午，军首长召集会议，由各纵队负责人汇报部队情况，会议讨论了行军部署，决定以1纵队全部出裘岭，2纵队出丕岭，军直属队（包括教导总队）随2纵队行进，3纵队（欠5团）出高岭，5团为全军后卫；并决定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通过各岭，中午前到达榔桥、星潭地区（旌德县以北）会合后，继续经苏南北渡。

    危机之中开了7个小时的丕岭山下会议

    此时，蒋介石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军事部署也早已悄悄进行。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密令，于1940年10月就将三十二集团军总部由江西临川调至皖南宁国，并指示上官云相负责指挥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12月下旬，顾加紧了进攻的准备，从赣东、浙东、苏南等地秘密调来部队，即以52师、108师、40师、79师、144师、新7师等为第一线部队，部署在新四军军部外围之泾县、太平、青阳一线，以145师位于太平附近，62师位于宁国附近，作为第二线的机动部队，企图以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形成包围。另以第2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等部，布防于郎溪、广德至天目山一线，以切断新四军东去之路；李品仙以176师在长江以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

    当新四军皖南部队进入茂林以东山区时，国民党军队按照上官云相在宁国万福村制订的“进剿匪军计划”，52师由泾县向南伸进，79师已秘密进至太平，40师也由苏南赶到了旌德、三溪一带设置了防务，隔断了皖南、苏南之间的联系。

    6日黄昏，我军各纵队按照计划行动，向榔桥、星潭方向开进。

    7日拂晓，2纵队在行军途中通过丕岭时，遭到国民党军40师1个连的拦击。“皖南事变”的枪声就在这时打响了。新四军前卫部队将其击退后继续向星潭前进。但星潭已为40师占领，我前进受阻，虽经激烈战斗，但没有攻下。

    7日上午，我军部也经高坦、外潭仓、里潭仓越过丕岭，到达了山下的百户坑，在几间茅屋里架起了电台，与各方联络。当时1纵队的电台没有联络上，情况不明。据事后了解，他们占领裘岭以后，已越过坑口小河，其后续部队遭到敌军的伏击，受到很大损失。3纵队特务团进展比较顺利，占领高岭后分路南下，离星潭15里处与40师119团激战于牛栏岭一带，将敌军击退。

    星潭受阻，叶挺军长、周子昆副参谋长从前线观察了战况之后，回到百户坑与项英同志商讨决策。

    军部的会议大约从下午的3时左右开始，讨论继续前进还是后撤，对星潭打还是不打的问题。长时间的讨论，意见不一致，定不了决心。1小时，2小时……直至夜间10时左右，才决定中央纵队撤回到丕岭以西，令5团立即控制高岭，特务团退守濂岭，而叶挺军长坚决攻下星潭，突出包围圈的意见没有得到支持。

    当时，我们部队损失不大，作战士气高，兵力对比也相对地占着优势，是有条件攻下星潭突出合围的。但是丕岭山下的7小时会议，丧失了时机，挫伤了士气，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项英副军长

    部队辗转反复于里潭仓山谷

    7日夜，军部折向丕岭以西的里潭仓。

    里潭仓是山谷中的一个小村，只有几间茅屋。从这里向东可出丕岭、向南和东南可出高岭、濂岭，向西可出高坦直达茂林，是个交通要道。军部返回里潭仓时，已是凌晨3点多了，决定在此宿营。军的领导人以及作战、机要部门住进茅屋，其余部队都在山坡上的树林里休息。

    8日临近中午，军部及2纵队向高岭前进，大约走了三个小时，发觉在岔道口错向濂岭走去。此时，特务团已经撤回濂岭，与敌军79师一部对峙。当机关和部队向后转向高岭前进，准备出太平时，又获悉79师另一部正向高岭攻击，与我5团形成对峙。不得已，军部又只好转回原地里潭仓宿营。

    原计划各路纵队于榔桥、星潭地区会合，没有能够实现。出高岭又被敌军所阻，如此大部队行动，辗转反复于山谷之中，来回折腾，打乱了部署，部队十分疲劳。

    时值寒冬腊月，军部机关和部队在里潭仓一带宿营，经受着山区的阴冷。大约在夜间八九点钟，得到一个消息，上官云相令“集团军决于明（9）日正午以前将匪包围于现地区而聚歼之”，国民党军紧缩包围圈，调144师由茂林进占高坦，堵我后路合围，以收夹击之效。军首长立刻研究了对策，决定马上集合部队出发，抢先于顽军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出去，仍由铜陵、繁昌之间直插江边北渡。具体部署是：特务团留原地坚持，3团为前卫，5团殿后保障本队安全。军部机关出发时，副参谋长周子昆交代作战科组织3团立即出发，越过军直的机关部队，充当前卫，以便战斗。

    山区的道路很窄，后面的部队要越过去很困难。当3团赶到高坦时，与茂林方向敌军发生激战。由于在夜间双方都不太清楚情况，形成了对峙状态。

    隆冬之夜，北风刺骨，雨不停地下着，高坦前边不远的地方传来阵阵枪声，军部机关的同志们一个挨一个地站在路边淋着雨，静待着行动的命令。

    叶挺军长斗志长歌战高坦

    1月8日夜，大雨倾盆，哗哗地下个不停；北风刺骨，呼呼地叫个不休。夜特别黑，对面不见人，伸手不见掌，部队的联络和行动十分困难。我军前卫部队刚到高坦，即与茂林方向拥来的敌军展开激战，双方胶着，形成对峙。枪弹声、风雨声响成一片。在高坦外，我军长长的行列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只好停在严寒的山路上，迎着无遮无挡的风雨，静待打开前进的通道。

    高坦，在东流山南侧脚下，位于茂林东20里。这时，叶挺军长正在村口的一个祠堂里沉思着。后来，军机关的一些参谋、科长们渐渐都进了祠堂，在军长周围三三两两地互相探询着什么，像是开起了无人主持的讨论会。对如何突围，提出了各自的方案，把希望寄托在军长身上。一直在认真地听着大家发言的叶挺军长，终于操着他特有的广东乡音说话了，他说：“同志们的意见都很好。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军部是有责任的；但是，现在不是谈论是非的时候，同志们，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发扬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就一定能打出去！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鼓舞，精神一振，信心倍增。

    9日拂晓，余立金同志把军直属队和教导总队以及其他一些零零散散的人，统统集合在阵地上，请军长讲话。

    叶挺同志习惯地拄着他的手杖，深情地注视着大家，开始了他的讲话。大意是：当前情况严重，同志们都看到了。卑鄙无耻的国民党蒋介石，他们的军队不打日军反来打我们，设下埋伏，阻止我们北渡长江。我们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为了抗日，为了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岂能容忍蒋介石的欺侮？！愈是危难时刻，愈显英雄本色，现在是每个人献身于革命的重要关头，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同志们可以随时把我枪毙！……

    余立金同志接着作了补充讲话，着重强调要在叶军长领导下团结一致，不怕牺牲，坚决打退顽军的进攻……

    “坚决团结在叶军长的周围！”
    “坚决拥护叶军长领导！”
    “坚决服从叶军长指挥！”
    “坚决打退敌人进攻！”
    “坚决冲出重围去！”

    部队情绪激动悲愤，口号声震天动地，军心大振。这时，军部的电台已经架起来了，向党中央报告了部队的处境。

    军指挥所设在高坦以北的蛇山小高地上。军长同以往一样，镇定自若，只见他手拿望远镜，全神贯注于观察敌情，指挥作战。战斗是那样的紧张激烈，可军长却稳如泰山，他那在枪林弹雨中岿然不动的高大身躯，他那在危急情况下坦然处之的坚定神态，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命令，对部队具有极大的鼓舞力量。当敌军火炮不断地向我轰击时，军长说：“我们不是也有两门迫击炮吗？架起来还击！炮弹打完了把炮身埋起来。”于是，皖南我新四军的迫击炮兵，以其仅有的几发炮弹，射向敌军阵地。打得很准，摧毁了敌军重机枪阵地，有效地压制了敌军的火力。我们的部队不失时机，像洪流般冲了下去，给敌军以大量杀伤。猖狂进攻之敌军，丢下一片尸体缩回去了。

    高坦激战终日，在叶挺军长的指挥下，军威大振，以步枪、手榴弹，打退了敌军成连、成营的轮番进攻，迫使气焰嚣张的敌144师龟缩茂林。

    这天，1纵队在裘岭一带与敌52师激战，军部命令他们坚守阵地，牵制敌52师、40师，掩护军部、2纵队、3纵队突围，必要时相机突围。但在21时，裘岭失守。在突围时，傅秋涛带领一部分向东南突出去，一部分向东流山撤退。

    黄昏时，叶挺军长和参谋处长张元寿、作战科长李志高等，从指挥所回到徐家祠堂。当时的态势是，敌144师被击退后龟缩茂林，夜间也不敢向我进攻；我军也由于连日行军作战，相当疲劳，难以攻下茂林。因此，军长决定甩开茂林之顽军，带领3团、教导总队和军直属队，向东北方向开进，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于泾县、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至孤峰，仍打算由铜陵、繁昌北渡长江。

    石井坑守备战最后的辉煌

    9日黄昏，叶挺军长率2纵队、3纵队及军直全部人员撤出高坦，向东北方向开进。

    部队撤离高坦后，时有枪声，也弄不清是谁打枪。山路极其狭窄、崎岖，连乘马也很难走，根本不能骑。军长同大家一样步行，走走、停停，行军速度慢得很。至10日拂晓一看，才刚走到石井坑。计算了行程才知道，一夜只走了10里路！突围决心又未实现，行动计划再次落空。天大亮时，军部作战参谋叶超遇到了老3团1营的号目张有利同志，要他吹号向周围联络，结果都有回答，周围都是自己的部队。接着又发现5团的部队从山上下来，建制完整，比较整齐。这些情况报告军长后，军长下令就地整顿部队，收容失散人员。他明确指示三点：第一，5团迅速占领周围有利地形，立即筑工事坚守，掩护部队稍事休整；第二，通知各单位就地收容失散人员，恢复体力，整顿部队，准备战斗；第三，要政治部同后勤部配合做好群众工作，动用所有的经费，尽可能多买些粮食和猪、牛肉，改善一下部队生活。

    部队走了一夜才到达石井坑，东西四五里，南北七八里，确实像个大“井”和大“坑”，稀疏地散落着几个小村庄，总共不过百多户人家；四周被大山环抱，北口的两侧是象形山和狮形山。此处本是我军计划突围时经过的地方，并不打算扎营落脚，却因部队过度劳累和饥饿，走到这里已乱了建制，不得不在此稍事喘息，另图突围之计。鉴于敌军分多路向我扑来，对我形成了越来越小的包围圈，叶挺同志决心在此固守。

    军的领导人在此召开了会议，研究战斗行动，决心待机突围。

    10日晚上，根据叶挺同志的指示，周子昆同志主持召开了司令部会议。这是突围以来头一次召开的一个像样的会议，会上健全了组织，部署了工作，任免了干部。经过收容整顿，战斗力有了很大恢复，总共有四五千人。当即在周围调整了守备部队，区分了任务，加强了扼守东流山的兵力。因附近居民有限，所购买的粮食、猪、牛、羊等也有限。为了给部队充饥，军首长决定把他们的乘骑都杀了，把肉全分了。

    10日，国民党军的第一线部队52、108、40、79、144等五个师，开始了试探性的局部进攻，被我击退。11日、12日向我发动的总攻，均为我击溃，并且缴获不少武器弹药。

    13日上午，一种深沉的平静，显然是风暴的前奏和预兆。下午，第三次总攻开始了，他们凭着火力的优势，反复向我冲击，攻势更加猛烈，我各部队顽强抗击，誓死不屈，阵地反复争夺，得而复失，弹药打光了，展开了白刃战，终因敌众我寡，弹药不济，首先5团在东流山的阵地被占领，同时我特务团之阵地也被敌军出薄刀岭的部队所突破。延至黄昏，敌军向石井坑各地发起总攻，四处流弹纷飞，曳光弹在山间乱舞，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双方进入混战状态。此时，军首长经过研究，决定军首长率领少数战斗部队和精干人员，分两路突围，其余部队，根据实际情况，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一个是经铜、繁到皖中，或就地坚持打游击。总之，尽可能保存更多的骨干和有生力量，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石井坑守备战打得十分英勇激烈，但在四面被围，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坚守那么长时间，但不管怎样，这是最后一仗了。

叶挺（居中）项英（右2）在一起

    在西坑作最后的决战

    军首长下达了分散突围的命令之后，全线从四面八方向外冲，突围的大血战开始了。当时，2纵队尚有1400多人，他们分成两路向北向西的方向突围，其他部队多数也是朝这个方向突围。一时间，机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以及冲啊、杀啊的喊声，震动了整个山谷，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冲出去，杀开一条血路到江北去。军首长和机关以及教导总队的大部分，都是向石山方向突围，这个山的最高峰叫火云尖，敌军没有占领，虽然是分散突围，但下山后，又都会合到了西坑。

    西坑，这是一条又长又窄的山谷，没有人家，什么吃的也没有，只有一条小溪，喝水尚不成问题。北面的山口，就是大康王，但坑口已被敌108师的部队所控制，与教导总队的一部形成对峙。这已是14日的早晨了。

    被困在西坑的新四军，大约还有四五百人，各单位的人都有，没有一个建制单位。其中主要是军直属队与教导总队的同志，余立金同志仍想把大家组织起来，但效果不大。这天黄昏，周围的敌人向西坑发起了最后一次总攻，我军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被俘，有的三五成群地从敌军间隙突出包围圈。大的战斗就此结束了。

    1月4日，新四军军部从云岭出发，到1月14日西坑最后失败，整整10天。我军皖南近万人的部队，除前后约2000人分散回到新四军部队外，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英勇殉职，军长叶挺下山与上官云相谈判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于3月中旬在赤坑山蜜蜂洞遭叛徒杀害。皖南新四军蒙受重大损失。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严厉谴责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并且严正地宣布重建新四军。1月20日，毛泽东发布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声讨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揭露国民党和亲日派的阴谋。向国民党提出悬崖勒马，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停止挑衅，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一党专政，逮捕亲日派首领等解决时局的十二条办法。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坚决斗争，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当《新华日报》关于揭露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压后，周恩来立即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登在被扣稿件的位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声讨。周恩来还领导南方局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各界人士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

    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也表示不满和愤慨。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在国际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也表示不满。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1941年2月，蒋介石加紧筹备于3月1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企图通过邀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以粉饰门面，欺骗舆论。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3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提出承认中共及民主党派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中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十二条要求，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共产党的坚决态度，赢得中间势力的拥护和支持，迫使蒋介石在第二届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3月8日，国民参政会仍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后 记

    “皖南事变”，是新四军艰苦历程当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我看过：差不多所有“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幸存者的情况叙述、历史回顾、原因分析、战略探讨；国民党军队的内部资料、国民党军队亲历者的个人回忆；以及后人写作编著的史料和研究分析。客观公正的叙述历史，认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科学准确的进行敌我情况情报分析，在所有这些历史的回顾和资料分析的文章当中，张云龙和叶超的《皖南事变》是最为可信、最为真实、最为科学、最为准确的。主要原因他们两位当时是新四军军部的参谋，离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最近，他们当时就看到了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最高当局和战区来往的电报，“皖南事变”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他们都是亲历者、参与者、受难者。他们的文章受到了高度重视，陈毅元帅、张云逸大将都曾指示，必须将有份量的有关新四军回顾研究的文章及时送他们参阅。两位首长看到相关文章后即指示，情况叙述真实全面，历史原因分析准确。我在编辑和领导编辑了我军差不多全部回顾的研究新四军的文章和书籍的过程中，始终以这两位老革命家和所有“皖南事变”亲历者的文章，作为科学准确回顾新四军历史的主要依据。

    自今日起《新四军战斗在江淮河汉》将持续发表本人曾经编辑、领导编辑、主编、编著、写作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