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至1936年2月，长征的红军来到了芦山，给这里带来了一抹红色，一抹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红色。

    千百年来，芦山一直是边关僻邑，历经战乱，民不聊生，三国时期的姜维，曾给这里带来短暂的安稳与微薄的富裕，于是，一直生活在战乱与贫穷的人们总期待有姜维那样的英雄来拯救自己，于是芦山便成了姜城，但英雄一去不复返，芦山苍夷仍如昔。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袍哥土匪横行，杀人如草介，程志武、牟国材、张德睿等袍哥势力互争地盘，战胜一方总把战败一方老百姓的房屋洗劫一空，还将房屋全部烧毁，青龙场、程家坝、王家坝都经历过战火洗礼；黑暗的统治，使这里的税收收到了2045年，这里的人们遭受着非人的待遇，老百姓看不见出头的日子。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兴与亡都是少数统治者和贵族们的事，从来没有人关心群众的疾苦。

    来到芦山的红军，穿着像穷人，却高喊着“我们是穷人自己的队伍”“红军是帮助穷人找吃找穿的军队”。中央红军在攻占芦山县城的第一时间，便释放了被反动派关押的贫苦百姓，烧掉了压在人们心头上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田契地约。那些让人们累死累活一辈子，却不能养家户口，让家人吃不饱穿不暖的契约。人们看见红军虽然有枪，但说话和气、公平买卖，还帮助老百姓背水、劈柴、扫地、做事。接着，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龙门骆育成老人回忆：当时开会，我被选为土地委员，我说：“不得行，我一家三代人哪个时候做过官哦？”主席台上一位姓向的红军代表给我做工作：“干不来就学，有我们共产党给你撑腰，您就干嘛”。分土地的时候，我们月光村的人都喜气洋洋的，有的手拿竹片，有的手端墨盘。按各家各户人口平分，分一户，就用竹片写上某户的名字。才两天，月光村几百亩土地就分好了。穷人高高兴兴地开始了冬耕田间管理的工作。

    好坏对比，让老百姓明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穷人！”“只有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红军，才能保住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和富裕稳定的幸福生活！”他们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跟着红军闹革命，群众“清仓见底捐粮给红军”，芦山不足3万人口就为中央红军筹粮20万公斤，为南下的红四方面军筹粮150万公斤。群众送子送夫参加红军，全县有1343人参加了红军。芦山在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录中被誉为“中央红军的‘天堂’”。这一句“天堂”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工农红军一心为群众、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也是芦山群众用身性命维护共产党及红军的真实写照。

    特别是红军为保存实力，北上抗日后。老百姓为了心中那一抹红色，付出了惨重的牺牲。红军一走，芦山逃匿的地主、豪绅、团总、袍哥大爷等反动势力接踵而还，杀气腾腾，疯狂报复。他们对苏维埃干部、革命群众采取抄、关、杀的罪恶政策。

    凤禾还乡团抓住禾茂坝游击队长李国益，押至芦山河畔，还派人给李妻带信说：你丈夫要给你说几句话，李妻背上一岁多的儿子，赶到河边，看见刽子手们正把背捆重石的丈夫推向深沱，顿时不顾一切扑上去。暴徒们立即将她们母子一齐捆绑，丢入深沱，诛绝全家。接着，又将李国益的堂兄弟、游击连班长李国兴、李国贤抓去，枪杀在禾茂渡口路边。同时，还乡团的兄弟伙，又将村苏维埃没收委员任绍堂绑至三江口背石沉入深沱。将乡苏维埃代表任启先枪杀于下关。并将上述这几户的家财抄劫无余。据不完全调查，芦山被还乡团杀害的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少先队员、家属群众、红军伤病员等109人。其中妇女10人，年龄最大的73岁，最小的1岁半。

    敌人的惨无人道的报复，更坚定芦山群众对那一抹红色的维护与期盼。宝盛乡玉溪村高兴顺将红军战士离别时，送给他的一包“红军茶”，一直细心保存下来，1976年献给县文化馆，后被省博物馆征藏。太平场新街杨春发的爷爷，当年给红军背米去大川，红军付给他一块红军铜元。杨大爷从大川回到家，孙子杨春发刚出生。春发几岁时，杨大爷把这个红军铜元拿给春发说：这个红军铜元是与你一同到我家来的，这是个宝贝。春发将这“宝贝”与钥匙穿在一起，终日相伴。西水坝朱永阳夫妻等芦山群众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将红军临走时托付的受伤女战士郭大清等10多名红军保护下来。许多群众自发保护红军留下的红军标语。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流传的一本《铲牌坊》的书讲的就是当地群众千方百计保护红军标语的故事。在宝盛乡还留下一守歌谣：“红军好，红军亲，留下的茶叶能治病，穷人日夜盼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