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看出东北的重要性，调派众多精锐前去抢占。人民军队在这里也是一个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整个历史脉络可分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以及入关后的第四野战军四个阶段。

    期间共有五人担任过参谋长，分别是萧劲光、伍修权、刘亚楼、萧克、赵尔陆，在这些人当中，为何林总最青睐刘亚楼呢？

    这跟五人当初在部队中的地位以及整体大背景有关。

    首任参谋长萧劲光是一个老资格，1920年入团，21年去苏联，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24年列宁去世时，萧劲光还被安排为其守灵。

    回国后他得到组织重用，1925年就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党代表（即后来的政委），这个资历超过十大元帅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大革命失败后，萧劲光再次前往苏联学习，直到1930年才回国。

    土地革命时期，萧劲光担任过红五军团政委、红七军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

    本来在日本投降后，萧劲光和林总都奉命去往山东任职，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他们赶至河南濮阳时，中央急电要改赴东北，于是林总成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萧劲光担任副总司令兼参谋长。

    虽然萧劲光后来在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中都担任了副司令员，但他实际与林总直接配合的时间并不算长。

    刚进入东北时，各个方面都有麻烦，高级干部需要经常到一线去，后来国军大举进攻我南满军区，萧劲光和陈云又立即赶去坐镇，就这样与林总分开了。即便他在司令部有职务，但更多是象征意义。

    再往后，萧劲光成了东野第一兵团司令员、四野12兵团司令员，出去独当一面了，自然就没办法给林总做参谋工作。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后，萧劲光逐渐转到前线指挥，司令部的参谋工作由第二参谋长伍修权负责过一段时间，伍修权还是东北军区的参谋长。

    从资历上看，伍修权不及萧劲光，但他早年也是留苏出身，曾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红15军团73师参谋长、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八路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等职。

    从履历上就能看得出来，伍修权是更适合当参谋的，但他重心不在野战部队，而是在军区，主要配合管理东北的动员、训练、供给等方面。

    基于这样的背景，很多人说起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时都会将伍修权忽略。

    既然萧、伍二人都无法专注于野战军司令部的参谋工作，那就只能让其他人来负责了，于是，“林罗刘”黄金组合开始运转。

    刘亚楼早在红军时期就是红一军团的干部，跟林总、罗帅关系都很好，他留苏多年，拥有丰富且先进的军事知识。而且他刚回国不久，没有无可替代的职务在身，调动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怎么看都最合适。

    一开始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时，林总并没有指示工作，使得刘亚楼一头雾水，不过他很快就按照自己的规划开始工作。

    他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一是组建地图科、开办印刷厂，训练绘图人员。参谋部必须要有地图，光靠想象打不了仗，而那时我军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刘亚楼就立即着手培养，他在哈尔滨建印刷厂、成立首个测绘学校，有第一批种子后迅速开枝散叶；

    二是抽调有文化的干部，培养高素质的参谋人员。他把这些干部集中起来训练，自己授业讲课，然后将苏联传过来的《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进行有增改的翻译，更符合我军作战实际情况；

    三是召开参谋会议，明确参谋工作的重要性。其实早前我军一直都不太重视参谋人员，认为这工作性质跟旧军阀的随从、副官没什么区别。

    刘亚楼对部门内加强这方面的认知培训，一再重申：一个参谋要勇于承担责任，明白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应该向首长建议，要语言简练。如果首长向你提问，不懂就是失职，乱说就是犯罪。谋人员必须老实、精细、严谨，嘴里永远不许有“大概”、“可能”、“差不多”。

    对外则多次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全军传达指示：谁如果敢轻视司令部参谋人员，从重处罚。提高了参谋人员的威信，让更多人愿意来了解参谋工作，形成良性循环。

    刘亚楼通过自己所学，将野战军司令部打造成适应现代化大兵团作战的指挥机构，后来很多战事都变成“林总作出决定，刘亚楼负责实施”，胜利接连不断。

    无论是脾气还是指挥水平，刘亚楼跟林总都很有默契，并且他算是让参谋工作正式走向正规的那个人，贡献巨大，所以林总对刘亚楼也最是青睐。

    不过平津战役接近尾声后，林总认为还是不能耽误刘亚楼的前程，就放他出去担任14兵团司令员，野战军参谋长改由萧克接任。

    萧克资历是老资历，但抗战中后期就开始掉队，解放战争初期担任过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可晋察冀接连被傅作义击败，他的职务就被撤销，转而去搞军事教育。直到平津战役都已结束，他才担任四野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