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1910年4月8日生于福建省武平县湘店乡湘洋村一个农民家庭。

    192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1月任抗大教育长；1946年2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兼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1948年任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参谋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49年10月出任空军司令员，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1959年9月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刘亚楼在革命生涯中，先后参加了文家市战斗、第二次攻打长沙、吉安战斗、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突破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进攻遵义、四渡赤水、夺取泸定桥、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苏联卫国战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等。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支队政委、团政委、师政委、师长、纵队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参谋长、东北军区参谋长、四野兵团司令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为全面加强空军正规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使空军部队成为一支训练有素、具有相当规模的重要国防力量。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5年5月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

    刘亚楼三十六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刘亚楼忠于人民，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事业，立场坚定，英勇战斗，雷厉风行，认真负责，勤奋工作，鞠躬尽瘁。在革命斗争中，对党和人民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战斗化的建设以及国防建设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9年6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驻北平后，国民党空军不时来袭扰。毛泽东强烈感受到来自天空的威胁，作出了组建空军的决定。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建立空军的问题。周恩来随即着手进行组建空军的各项具体工作。

    空军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新军种，揭开“天幕”的人，非要有勇有谋不可。

    周恩来向毛泽东问道：“主席认为由谁来组建空军呢？”

    毛泽东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位个头不高却干练潇洒的“洋八路”来：“让刘亚楼来干！刘亚楼在苏联留过学，据说，俄语说得很不错，回国后又兼任过东北航校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我看他是未来空军司令的最合适人选。”

    “好，那就这样定吧！”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打仗，打将。在众多将领中，毛泽东选中了刘亚楼。刘亚楼是从长征路上走出来的高级将领，曾赴苏留学，作为四野参谋长指挥过大兵团作战，还担任过东北老航校校长。早在东北工作时，他就两次赴老航校调研指导工作，围绕加强党的领导，提出把“依靠谁、培养谁”作为办校方针确立起来，亲自调整老航校班子，把一批老红军战士安排到重要岗位，从组织上思想上确保了党对航校的领导和我军优良传统的传承，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949年10月25日，刘亚楼将军就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人民空军司令员，奉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空军初创阶段，在原航空学校的基础上，组织建立了7所航空学校；主持制定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方针，迅速组建空军部队。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后，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人民空军建设中，指挥抗美援朝空战，创造20世纪战争史上的奇迹。

    1959年，刘亚楼在六航校十周年校庆大会上讲话。

    组建人民空军，刘亚楼功在千秋。1964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由刘亚楼介绍空军的工作经验。那个年代，在人民大会堂介绍经验的只有两个人，一是时任石油部长的余秋里，另一个就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钟兆云在《开国上将刘亚楼与高层人物》一书中，以翔实而又生动的笔触，记述了开国上将刘亚楼戎马倥偬、叱咤风云的战斗生涯：

    毛泽东批评过刘亚楼，但更多的是表扬，在空军放手让他算了算，他对刘亚楼的信任基于两个字：放心。

    1957年11月，赴苏访问的刘亚楼和萧劲光联袂看望率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的毛泽东，毛泽东问道：萧劲光还晕船吗？刘亚楼还晕飞机吗？并风趣地当着众人的面说：空军司令晕机，海军司机晕船，这就是本人的干部政策！

    这一年反右，人们发现，空军中右派抓得最少，原因是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刘亚楼不让多抓。在此背后又有个什么“科学14条”，提出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刘亚楼也是不太执行。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评了“反冒进”，进而又提出“大跃进”。在“一天等于20年”的思想影响下，军队内部也开展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运动。

    早在1952年12月，刘亚楼就在空军党委会上提出“稳步前进”这一飞行训练方针。

    这次全国性的“大跃进”热潮，引发了对“稳步前进”方针的争论。空军内部有人认为“稳步前进”不合潮流，飞行训练也可以跃进，主张去掉这一提法，空军外部对此也有议论和指责。

    苏联顾问也有意无意地凑起了热闹。

    1958年国庆检阅，阅兵机群因气候原因改为翌日通过颐和园上空。空军司令员的苏联顾问（苏联空军中将）要机群通过颐和园上空时，做些事先未做过的特技动作。主持空军受阅工作的北空领导李中权不同意这种做法，该顾问大发脾气，说李不尊重顾问。李中权说：我只能尊重你的正确意见，不能支持你错误的意见。你是顾问，出了问题是我负责，你不能负责。两人在北京饭店楼上的空军受阅指挥所大吵一架后，苏联顾问火气十足地到刘亚楼那里告状去了。

    10月2日，刘亚楼在颐和园空军受阅指挥所听了李中权报告问题始末后，说：你做得对，当然不能唯顾问是听，应当顶他！

    这天10时整，上百架飞机顺利地通过了颐和园上空，获得了中央首长和众多外宾的好评。……

    选自钟兆云的《开国上将刘亚楼与高层人物》

    在接到组建空军的任务后，刘亚楼一直努力学习，一边收集资料，一边组织身边同志研究如何最好的建立空军。刘亚楼有个特点，就是凡事十分严谨，一丝不苟。刘亚楼把空军搞得非常好，同时严谨务实，注重科学的工作态度和方法。

    1961年，刘亚楼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话说：干部队伍里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既能严格要求，又能说服教育”；“第二种人是能严格要求，但有些简单粗暴，说服教育不够”；“第三种人既不严格要求，又不说服教育，什么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又说：“对第一种人，我们应该表扬他，培养他”。“第二种人基本上是好的，我们要支持他，赞扬他严格要求的一面，对他方法不够的一面要帮助他改正”；“第三种人不好，要揭穿第三种人，改造第三种人”。刘亚楼还说：“我呢，就是属于第二种人！”

    刘亚楼常说：“我主张把话说在明处，当面可以骂娘，但背后不要捣鬼。我最憎恨那种当面拍肩膀，背后动家伙的小人。”

    一些当年受过刘亚楼批评的老同志，至今回忆起来，不仅没有什么反感，反而很怀念说：“刘司令员虽然当面批评得十分严厉，但心是热的。今天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他批评得很严重；明天改正了，工作有了成绩，他就高兴啊！又大会、小会的表扬你；后天该奖励你就奖励你，该提拔你就提拔你。知道了他的脾气和作风，受了他的批评不仅没有一点包袱，反而成了很大的动力呢！

    空军政委高厚良从心底感到，刘亚楼是中国空军的骄傲，他的光辉业绩永存。高厚良回忆刘亚楼：

    他提出了“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的凝聚人心的标准。

    早在航校建设之初，他在研究审定政治教育计划草案时提出：“培养人民空军战士的标准应该是：忠实于祖国，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党。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研究掌握先进的航空业务知识与技术。具有政治坚定的、自觉遵守纪律的、集体主义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准确敏捷的作风。”这一标准，奠定了空军政治合格的基石。

    他自己特别讲政治、爱学习、树正气，自律意识强，坚决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时时处处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权威，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爱憎分明。

    他独创了“三最一假如”的人才选拔方法。

    为了对干部知人善任，他在了解被考核对象的工作经历和对今后工作分配的愿望之后，把重点放在请你介绍所熟悉的其他干部的情况，而且总要问：“他最善于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他在实际工作中最突出的成绩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做出来的？他最不会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不会做？”最后还要问：“假如你来提工作分配意见，他担任什么职务最合适？”这一考核了解干部的方法有其鲜明的特点，我在后来的工作中也仿效了此法，得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照此方法，不仅能了解干部的主要特长和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才干，而且能掌握干部工作、生活情况；不仅能掌握干部的弱点，而且也能从“民意测验”中明白干部的适任职务。同时，还可以从中考察出被询问者的思想水平、分析能力和工作标准等情况，可谓一举多得。

    他白手起家，建立了具有空军特色的“家规”“家法”。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要在一张张白纸上描绘新的蓝图。刘司令员日理万机、有条不紊地抓建设、立“家规”。空军初创时期使用的教材，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空军的。

刘亚楼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为了建立一套科学的符合中国空军特色的条令教材，他遵照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的指示，亲自担任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组长，并亲自点将组成多个编写小组。他还多次坐镇杭州疗养院，专心致志于该项工作，历经5个春秋，终于形成了“以我为主”的条令教材系列，使空军部队、院校、机关各行各业工作有章可循，教学有本可依。

    又如，他对机关建设十分重视，提出了机关干部“宁缺勿滥”，切忌“滥竽充数”。还亲自为机关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特别强调军容风纪和礼节，细到在办公室不准大声喧哗，不准闲聊；走路要轻，不许穿带铁掌的鞋在走廊行走；关门要轻，不得乒乓作响，保持安静等。

    还如，在参谋的选拔上，他提出了“三看”指导原则。

    第一，看能不能写。写是参谋人员的基本要素，不会写文章，不懂作战文书的格式，最起码地说是不够称职。

    第二，看会不会办事。办事是个学问，其间透着灵性。会办事的人能想着法子办成事、办好事；不会办事的人，即便给你搭好桥，到头来还是把事交还给领导，附上一句“不给办”完事。

    第三，看会不会出谋划策。出谋划策是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是智慧和灵感碰出的火花。军队是要打仗的，战前、战中，有许多事情要运筹帷幄，高级领率机关的参谋人员如果不能为指挥员出谋划策是绝对不行的，等等。如今来看，尽管过去了几十年，但他的思想对空军的建设依然是万变未离其“宗”。

    他身体力行，建立了空军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工作作风。

    可以说，这是刘司令员组建空军、建设空军、从严治军的灵魂。依靠这种精神，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使人民空军脱颖而出，发展壮大。直到今天，这种“灵魂”依然作用于空军官兵，并化为大家的自觉行动。

    早在1949年12月24日，他在空直机关干部大会上，提出了机关干部作风培养的七条要求：

    一是加强政治生活和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积极负责；
    三是团结一致；
    四是多动脑筋，开动机器；
    五是彻底、准确、迅速；
    六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七是加强组织纪律性，多请示报告，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不久，他又进一步提出“机关工作必须有预见性、彻底性、及时性，要提高工作效益”。这使空军机关的工作作风从组建开始就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他把“保证安全”作为飞行训练方针的内容之一，响亮地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为飞行安全负责”“消灭严重事故，大大减少一般事故”等口号，要求空军上上下下都要严守规章，严肃纪律，积极与事故作斗争。不仅如此，刘司令员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极为严格，他的一身正气引领了领导机关风气。

    他大兴理论研究之风，集中精力研究探讨重大问题。

    刘司令员提出的“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思想，为空军建设的加速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也是他对空军初建时期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符合毛泽东主席“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的题词精神。

    为了发展毛泽东主席“十大军事原则”和我军传统的作战经验，摸索总结一套管用的空战战法，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在前线调研，与前指领导探讨空战战术问题。此间，参战部队每打一仗，他都要参加战斗讲评会，与飞行员一起研究作战的经验教训，并发动大家献计献策。深入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终于形成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原则，实现了志愿军空战战术从实践到理论再指导实践的飞跃。

    他事必躬亲，开创了“领导就是服务”的先河。

    空军原副司令员何廷一对我说过：空军成立不久，为了给毛泽东主席选专机，刘司令员慎之又慎，亲自督办。那时，人民空军刚成立不久，加之运输机机型很少，仅有里-2和伊尔-14可供选择。从飞机的性能上讲，伊尔-14优于里-2，仅飞行速度就快120千米。但从飞行技术和机务保障上讲，空军还没有完全掌握它的性能。里-2虽然航速慢些，但已经受了考验，安全性能好。综合速度与安全因素，刘司令员果断拍板：“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我们宁要安全，也不单求速度。”直到后来空军完全掌握了伊尔-14的性能，才将专机作了调整。

    还有一次，毛泽东主席的专机回京飞抵河北衡水上空时，遇到了危险天气。在塔台迎接的刘司令员得知后，快速跑下塔台，向已落地的第一架飞机上的同志询问航线上的情况后，一边做出特情处理方案，一边跑回塔台，拿过指挥员的话筒亲自指挥，直到专机平安落地。

    他鞠躬尽瘁，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人民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