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7位开国上将中，刘亚楼无疑是引人嘱目的一位。他深受毛泽东的器重和厚爱，当兵三年就当上了师长，他亲手创建的人民空军，短短几年就令美国为之侧目，他被列为“世界十大空军人物”。

    19岁那年，先后引起林彪、毛泽东的瞩目

    古人云：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必起于州部。1910年出生于闽西武平的刘亚楼，便是一位发于卒伍的新中国开国上将。

    1929年12月下旬，刘亚楼从红四军随营学校学习结束后，任红军连长，后任红十二军一营营长兼政委。一次，红四军军长林彪看见刘亚楼，瞅一阵子，摸着他的脑袋对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说：19岁当营长，这个小营长不错！刘亚楼没什么不好意思，大大咧咧地回敬林彪：你说我是个小营长，你才多大呀，不就是个24岁的小军长嘛！那时林彪还不是刘亚楼的顶头上司，却一下注意起这位与众不同的年轻指挥员来。

    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刘亚楼所在的红十二师奉命牵住敌中将师长、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的鼻子。刘亚楼任政委的三十五团作为师的第一梯队。战前，毛泽东面谕刘亚楼和团长毕占云：三十五团的任务是把敌军引到龙冈来，这是一次很重要的特殊任务。

    刘亚楼领会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军事谋略。一路上，他和毕占云指示战士们沿途丢弃一些包袱、马灯，造成一副溃败退却的假象。12月30日，三十五团的“肉”把张辉瓒拖到了永丰县龙冈九菜岭下。正当敌人感到沮丧、疲倦时，冲锋号响了，从天而降的红军大部队猛虎下山般冲向敌群。激战3小时，张辉瓒被擒，其部9000余人遭全歼。随后，刘亚楼和毕占云率部参加追歼敌谭道源的战斗，取得东韶歼灭五十师一半的胜利。祝捷会上，毛泽东说：刘亚楼敢输敢赢，敢在阵地上活捉敌首，非智不能诱敌，非勇不能擒敌，将才难得！毛泽东特地把张辉瓒的手表作为战利品奖给刘亚楼。

    1965年 10月4日，中国和老挝两党正式会谈，邓小平在会见从抗美斗争第一线来到北京的老挝代表凯山•丰威汉时，介绍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情况和一些高级干部，指出：我们军队的组成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所以干部要从这里出来，政策也要靠他们去执行。他特地提到刘亚楼，说：我们的干部是从当兵、当班长、排长、连长这么上来的。有当兵三年就当师长的，如原空军司令刘亚楼同志，1928年当兵，1931年就当师政委。

    刘亚楼19岁以小学教员身份参加红军，22岁便成了师政委，纵观同时代的红军将士，在同一时期像他这样迅速提升的人并不多见。刘亚楼是位走阶梯登高式成长的将帅，从班长到兵团司令，除跳过军长这一级阶梯外，一步未漏。可以说，是毛泽东指挥的战争这所大学，把刘亚楼这样一个铁匠的儿子，逐步培养成统率千军万马的一代名将，使他的军事才干如豪雨瓢泼般潇洒倾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刘亚楼担任师政委的红二师成为全军的开路先锋。逢城攻城，遇隘夺隘，在枪林弹雨中硬是为全军“趟”开一条血路。

    过草地前夕，中革军委任命刘亚楼改任红一师师长，政委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

◆红军时期的刘亚楼。

    进占甘肃省的小镇哈达铺后，中央决定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陕甘支队下编三个纵队。刘亚楼没想到毛泽东会宣布自己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一些老资格的领导人还在自己之下，心感不安，会后专门找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你刘亚楼一路敢打敢冲，战功卓著嘛！

    刘亚楼和第二纵队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翻越六盘山，向北疾进到陕北保安县吴起镇后，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和毛炳文的骑兵紧追而来。毛泽东认为，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今后不利。他给刘亚楼等将领交代任务：必须砍掉这条尾巴！

    1935年10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亚楼率二纵队为左翼，林彪率一纵队在正面，向正迂回吴起镇西北部的2000多敌骑兵出击。由于战术得法，指挥有方，不到2小时就取得了长征最后一仗的胜利。

    刘亚楼骑上了从敌人手中夺过的高头大马，下令挑选一些好马，立刻送给中央首长，“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漫漫长征路，进一步奠定了这位年轻师长“能征”、“善战”的名将声威。

    从抗大到伏龙芝军事学院

    1936年5月，毛泽东决定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高潮培养一批独当一面的优秀军政人才。刘亚楼和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彭雪枫、杨成武等38人编为第一科。第一科主要训练红军师以上高级干部，人数虽少，质量较高，平均年龄27岁，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每人身上平均有3处伤疤。一科学员分6个组，刘亚楼是第一组组长。

    年底，红大第一期学员毕业后，中央任命林彪为红大校长，刘伯承为副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刘亚楼也被留在红大，担任训练部长。毛泽东亲自找一直希望上前线的刘亚楼谈话，说：我知道你能打仗，又懂政治，还读过省立中学，正是这样，才叫你负责领导新学员的训练工作嘛。亚楼啊，办校是一项根本建设，培养干部的干部我们是认真挑选的，你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红大也有广阔的天地，有你的用武之地。

    刘亚楼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霍地站起，向毛泽东表示：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安心工作，完成自己的职责。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1月，红大随中央从保安迁到延安，并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1938年1月28日，抗大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念运动大会。毛泽东亲作报告，并宣布罗瑞卿升任副校长，刘亚楼接替罗瑞卿升任教育长，许光达接替刘亚楼任训练部部长，张际春接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刘亚楼分管全校的教育领导工作后，为贯彻毛泽东制定的抗大教育方针，培养优秀的军政人才，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国际友人斯诺来“窑洞大学”参观访问时，得知刘亚楼是长征先锋师政委、师长，很是好奇地问起刘亚楼从战场来到课堂从教的感受。

    任教育长期间，刘亚楼帮助筹办了“抗大同学会”和“抗大同学劝募会”。毛泽东为之题词时，重申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强调“这三者是造就一个革命军人所不可缺少的”。

    刘亚楼遵照毛泽东的题词精神，号召大家把抗大的优良传统作风带到各条战线，向广大群众宣传抗大，以期“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这时的抗大，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在国恨家仇的激发下，纷纷投奔延安，投奔抗大。

    一天，毛泽东突然要刘亚楼搬家，到凤凰山下他隔壁的窑洞里住，正常时间到抗大工作，早晚协助他整理战役理论、研究抗日战争等一系列战略战术问题。刘亚楼十分珍惜这个“美差”。除了完成任务，他还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学习党的历史，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学习战略战术。

    毛泽东为了写作《论持久战》，特地请刘亚楼和罗瑞卿、萧劲光、郭化若等高参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1938年7月，由毛泽东、陈昌浩、刘亚楼、萧劲光、郭化若集体写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作为抗日游击战争丛书第一种出版。

    抗大第4学期开学典礼不久，毛泽东忽然亲自约见刘亚楼，派他到苏联，进素有“红军大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此前，刘伯承、左权曾就学伏龙芝。

    在抗战形势日趋紧张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选派刘亚楼等一批高级将领赴苏学习，足见高瞻远瞩。但刘亚楼赴苏学军事外还负有另一使命，毛泽东嘱他到苏后设法和共产国际沟通，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情况和现实状况，还让他带上《矛盾论》等一些反映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文著，当面交给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刘亚楼的这条使命，有的党史专家称之为“沟通共产国际的第三条途径”。

    1938年5月下旬，刘亚楼离开抗大，告别延河水和宝塔山，和卢冬生、杨至成、谭家述、钟赤兵等经新疆出境，踏上了负笈求学的行程。1939年初，中国共产党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将领，正式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生。

    横空出世，和军政主官相提并论的东野参谋长

    1945年8月，刘亚楼随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驻中国东北关东军发起攻击。随后留在解放后的大连担任中苏两党两军的联络官。

    1946年2月，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到大连休养时，接见了刘亚楼。他对这位老部下的军事才能是相当了解的，认为现在开辟东北亟需能人，刘亚楼有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又喝过“洋墨水”，是个难得的将才，应回到我军工作。

    经东北局与远东苏军当局交涉，苏方同意放回刘亚楼。1946年五六月间，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刘亚楼赶赴哈尔滨上任，林彪打破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相迎，握着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漾起了笑意，不经意蹦出句让刘亚楼无形“树敌”的话来：你刘亚楼来当参谋长，一顶仨。

    刘亚楼就任“东总”参谋长一职，当年的“东总”老人说起这事，都喜欢用“横空出世”这字眼。

    这四个字颇有意趣，至少能说明两点：一是刘亚楼在国内战场消失了近10年之久；二是一回来就跻身于东北民主联军的最高层。这四个字表达的当然包含了拥护、赞赏之意。

    四平血战后，东北民主联军损失严重，刘亚楼的到任，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本来就满腹经纶，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经国际著名军事院校的打造，安上理论的翅膀，更是踌躇满志，决心为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弄出点名堂。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刘亚楼的到来，为林彪，也为这支准备在历史上建奇功的英雄部队，解决了许多实际难题。当年在“东总”工作过的老人，有过这样的说法：“林彪的几任参谋长中，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刘亚楼的。”“刘亚楼不但有第一流的头脑，具备卓越的军事谋略才能，而且还有很高的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他是解放军第一流的参谋长……”

    此时的东北，共产党精英云集，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委有20来位，民主联军阵营战将林立，除司令政委外，光副司令员副政委就有五六位之多。但军事上，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刘亚楼，很快就力拔群雄，成为响当当的第三号核心人物，和林彪、罗荣桓并称“林罗刘”。

    刘亚楼协助林彪部署和指挥历时3个月的“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战役后，针对东北敌我兵力已基本相等的变化，在1947年4月总部高级作战会议上，向林彪建议：为执行军委打通南满北满联系的指示，从根本上改变东北战场的形势，应于适宜时机发起一次攻势。

    林彪同意刘亚楼的意见，旋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报告作战计划，即获同意。当年的东总老人都说：刘亚楼很有军事天才，他提出的建议，林彪几乎没有不采纳的。从1947年夏季攻势开始，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的每次胜利，都有刘亚楼的智慧闪光。

    打仗讲战术的林彪，对刘亚楼在四平战斗后总结出来的“四组一队”战术非常欣赏。后来，“四组一队”和“一点两面”一样，成为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之一，部队在攻坚战中广泛使用。国民党军界高层认为，在解放战争中，东北解放军的战术水平最高。东北解放军在黑土地上由弱变强，越打越精明，与这些战术原则分不开。

    原二纵司令员、解放后被授衔上将的刘震将军回忆说：“解放战争时期，亚楼同志担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那时我在纵队工作，深深感到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林彪的作战指示、战术原则，有精心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在他参与策划和指挥的战役战斗中，充分表现了他领会林彪意图最深刻，贯彻执行的最坚决，处理问题最得当。”

    刘亚楼敬重林彪，但并非无原则地事事迁就。辽沈战役前打锦州时的争议姑且不说，辽沈战役结束后也有一场争议。当时“林罗刘”签发的上报中央、毛泽东的《关于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电文中，写进了“在攻打锦州问题上，我们曾一度犹豫，后来又纠正了的话”。对这段文字，林彪极为不满，由于罗荣桓和刘亚楼的坚持与说服，才只好照此签发。从中可以看出刘亚楼高度的政治原则和坚强的组织纪律性。

    高招迭出战辽沈

    1948年夏，东北野战军由准备打长春，转变为南下北宁线打锦州。即将发起的辽沈战役，无疑是一场“关门打狗”的空前规模的大歼灭战，这样大的战役行动，完全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不被敌人发觉，当然难以企及。但刘亚楼认为，战役初期，对全战役有一定影响和最容易引起敌人警觉的几个行动，争取出敌不意，使其措手不及，则是可以做到的。

    林彪对此设想颇有兴趣，认真倾听“鬼点子”：

    首先展开大规模的战役佯动，摆出攻打长春、沈阳的态势，迷惑敌人，隐蔽东野主力南下作战的行动企图。具体做法是：临时抽调几个独立师，白天编成大部队，由四平附近向长春的方向开进，并开放各级电台，收发电报，下达作战任务，夜间则乘火车返回原地。连续数日，在长春、沈阳间浩浩荡荡地大调动，作出要攻打长春、沈阳的假象，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致长春、沈阳守敌不致轻举妄动，而我主力则声东击西，金蝉脱壳，沿四平、郑家屯、阜新西线暗度陈仓，迅速南下锦州；

    其次，隐蔽下达部队的行动命令。所有行动命令，由司令部派参谋人员到有关部队口头传达、秘密组织实施；攻锦部队路过的村庄，要严格控制，不准村民离村，以防走漏消息；

    再次，无线电台全面佯动。师以上的无线电台，在部队开始行动后一周内，仍留原驻地，照常和野司电台保持联络。在部队开进过程中，除原在锦沈附近活动的部队外，一段时间内实行静默，暂不和野司联络；

    第四，为迷惑敌机白天的空中侦察，部队夜行晓宿，一旦遇有空情，立即原地向后转，以示北进，兵不厌诈。

    站在作战地图前，刘亚楼最后说：为了实现快速机动，北线部队南下采取火车运输的方式，粮草运输亦主要靠铁路。

    林、罗、谭（政）的赞同，并没有使刘亚楼心头轻松，相反更感觉这场战役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这次作战，非比寻常，方案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否则将是不可饶恕的大罪。

    晚上，他近似挑剔地重新审视了一下初定的作战方案，觉得应是可行的。只不过，除此之外，还能不能再开辟一条渠道，既能避免蒋军阻我南下，又可更有力地保障计划的顺利进行呢？如果在我大军声东击西的动作中，能派出一部电台编造假情报，隐真示假，造成敌人判断和指挥上的失误，以此来配合我攻锦行动，那就更好了！他连夜找到东北局社会部部长汪金祥、副部长陈龙“借东风”，利用他们不久前破获逆用尚未被敌发觉的敌“长春站”电台提供假情报做文章。

辽沈战役前线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东野佯动开始后，被我逆用的“二五七组”电台立即发出情报，称共军大部队正在四平、吉林至沈阳间运动。随后又发电报告了东野的出发时间、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点。敌人经过空中侦察、地面特务报告以及其他方面的查证，果然证实吉林、沈阳间有共军大部队运动。“二五七组”电台所供情报“属实”，无疑是出自共军内部接触上层机密的人员之手，其电台台长马上被擢升为上校，提供情报有功的“王展玉”也因此受到嘉奖。如此这般，使东北“剿总”最终作出了共军打长春、沈阳的错误判断。

    在电波的往来周旋和敌方的分析辨别中，东野主力正争分夺秒地通过千里运输线向南挺进。当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发现苗头不对，频向卫立煌告急时，东野几路主力均按时箭一般逼近锦州。紧接着，在黑土地上咣当了几夜的火车闷罐，载着后续大军源源开到。

    9月12日，震惊中外的战略大决战的枪声，划破了北宁路山海关至唐山段天空的沉寂。

    “林罗刘”指挥的堪称神来之笔的锦州战役结束后，东野攻锦大军取消了毛泽东“休整15天即行作战”的电示，提前10天出动。他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公开宣称南进扫荡北宁线，却在夜幕掩护下，像一股股钢铁巨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辽西战场开进，协同黑山阻击部队及隐蔽的机动纵队，与号称东北蒋军实力最强、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展开大会战。

    如果说，锦州之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性初战，那么辽西歼灭战就是辽沈战役的最后决战。直到此时，刘亚楼战前布置、遥控指挥的电子情报斗法还在有声有色地进行。

    对部队特点了如指掌的刘亚楼，指挥起部队来也驾轻就熟。他协助林彪指挥部队全线出击，把敌人围困于辽西的几十个“窝棚”内，廖耀湘兵团乱套了！真是绝妙的打法。

    在作战室，刘亚楼指示各部队：廖耀湘搞的是立体滚筒式撤退，我们也来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围堵，都滚到一块去，不要怕乱，大胆渗透、穿插，以乱对乱，“乱而取之”！

    林彪将指挥权适时下放到各纵和独立师：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往哪里冲。我不管什么纵队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找得到廖耀湘就行！

    一时间，辽西平原尤其是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枪炮声分不出个数，天地间的一切都被各种爆炸、火光、烟尘充塞了。这是一场空前规模的鏖战，双方都倾其全力，数十万人纠缠扭打在一起，枪管赤热，刺刀滴血，战线纵横交叉，犬牙交错。起伏不平的大地上，烟尘滚滚，看不到尽头的钢盔忽而消失在地平线上，忽而冒出地平线，构成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神奇效果。

    当东野攻锦大军向东返回，向廖耀湘兵团展开攻击时，廖耀湘还自负地说：共产党的胃口真有那么大，敢吃我远征军兵团吗？就在他吹牛之际，素有“旋风纵队”之称的韩先楚三纵，在黄永胜的六纵和梁兴初的十纵配合下，从他指挥所的中间冲进，第一棒就打碎了廖兵团的“脑袋”——兵团指挥部。

    东野在“乱中取胜”中，几乎同时铲除了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两大主力——新一军、新六军的首脑机关，打得敌四十九军、七十一军亦失去联系。

    指挥所瘫痪了，群龙无首的廖兵团，阵脚彻底地乱了，成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廖耀湘这才慌了神，于26日下午窜逃到他发家的“老本”——新二十二师师部，见战场指挥全部中断，无法与各军、各师联络，紧迫时刻他以仅有的一线希望，拿起无线报话机，半明半暗地呼叫所属部队，妄图恢复指挥。

    刘亚楼在前指无线电信号中多次听到廖耀湘反复呼叫“二道岗子”，认定这是个十分有价值的情报。这个“二道岗子”肯定是个地名，可在哪里呢？刘亚楼和参谋人员在上千平方公里的战场范围内依次查找，终于找到了3个“二道岗子”，可哪个才是敌人企图恢复指挥之地呢？

    刘亚楼根据战场形势分析，判断肯定是锦沈公路附近的那个，随即命令部队猛扑这个“二道岗子”。敌人大部集结还没来得及恢复指挥，就又再次被东野打乱，溃不成军。

    廖耀湘虽然已经不惜一切代价要和共军“拼了”，但突围还是无望，而且包围圈越来越小，直惊得他目瞪口呆。这位当年在缅甸曾同日军打过仗，日本投降后受过南京人民“万人空巷”热烈欢迎的国军名将，在这场内战中走投无路，不过几天就输光了手上的十万精兵，他丧魂失魄地张着充满浑浊泪水的迷惘双眼，向着被硝烟遮掩的夕阳仰天长叹：“老天！”

    廖耀湘在仰天长叹，刘亚楼却在哈哈大笑，因为几个纵队司令都问他：新二十二师究竟是谁消灭的？

    新二十二师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六军的主力，廖耀湘就是从新二十二师师长的位置上提拔上来的。公正地说，这是个有点令人“谈虎色变”的虎师。打了3年，东野各纵大都和它交过手，都没占多少便宜。林彪曾几次准备集中10个主力师，消灭中央军这个“王牌”中的“王牌”，可由于该师能打又善溜，让林彪这“黑土地之狐”始终未能如愿。新二十二师这次向新民撤逃时，被东野几个纵队分头咬住，几头枪炮猛打之后，才唏哩哗啦“散花”了。

    几位纵队司令为争功提的这个有趣问题，引得刘亚楼一阵大笑：我也说不清是哪个纵队消灭的，反正是解放军消灭的！二十二师不是自称“虎师”嘛，我看他们犯了忌，在打（大）虎山被消灭了！

    11月3日拂晓，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发来贺电，热烈祝贺“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   

    逐鹿华北，力陈己见变更军委计划，挂帅津门

    辽沈战役甫一结束，中央军委指示东野：除四纵、十一纵即行南下进关外，其余部队应休整1个月左右，约于12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协同华北部队歼灭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主力，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

    11月17日，中央军委根据华北敌情，改变既定计划，提出东野停止休整，提前于11月25日左右入关的行动方案。翌日又正式下达东野尽速入关，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之敌的指示，并专门指出：“林罗刘你们几位……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

    11月30日，“林罗刘”率轻便指挥机构从长城要隘喜峰口进关。傅作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东野突然入关。他几乎天天派侦察机在东野可能入关的线路上来回巡逻，当他终于发现蛛丝马迹时，东野已很快就来到他的眼皮子底下了。

    12月7日，“林罗刘”乘汽车来到河北省蓟县孟家楼村。此地距北平、天津、唐山各约90公里，平津前线司令部乃于此驻营。从这天起，刘亚楼就组织指挥着东野大军的行军、接敌、展开、战斗等各项任务的完成；中央军委的部署及林、罗首长的决心，也都通过他去付诸实施。在他身上，再次明显地表明了参谋长繁重的工作：大到兵团、纵队行动方案，作战部署的拟定，战斗总结，请示报告的起草与定稿，小到属下请示的批阅与答复，以及吃喝拉撒睡，包罗万象。

    12月11日9时，毛泽东给“林罗刘”发去一份长长的“详告”，详细地对平津战役的重心和兵力的部署及歼敌先后顺序做了明确具体的指示，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刘亚楼认真地逐字逐句读着，越看越激动，忍不住开颜大笑，连声叫道：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继完成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即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互不连接的5个军事孤岛后，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开始了战役的第二阶段——即各个歼敌阶段。

    12月22日，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王牌、被人捧得神乎其神的三十五军在新保安消失，“骁将”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24日发起的张家口战役，除敌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化装成伙夫带几个随从逃窜外，6万余人遭全歼。片刻之间，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主力丧失殆尽。

    中央军委提出的平津战役总战略是“先打两头后打中间”，即：西（北）面打新保安、绥远、大同，东（南）面打塘沽、大沽、芦台，然后再对北平、天津之敌包围歼灭，“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沽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按此部署，东面先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西面拿下新保安，是关系全局的两着棋，“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了，就全局皆活了”。

    刘亚楼细细琢磨着，决心亲自往塘沽实地勘察，听取前线指战员的意见。通过实地审议，刘亚楼又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积雪察看地形，更坚定了“不打塘沽转而夺取天津”的决心。

    在战斗就要打响的时候，却要求改变作战计划，何况这还是出自军委的计划，确非寻常之事。首先，这种建议很可能招来“不好打而不打”、“不执行命令”之嫌。塘沽、天津两地之敌，军委都要求在短时间内彻底歼灭，这是含糊不得，也是不允许含糊的，但是第一枪打向哪里，军委的电令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几乎没有给前方指挥员留任何商量的余地。

指挥天津战役的刘亚楼。

    但刘亚楼却没有这么多“小九九”，打塘沽还是打天津，这个先后顺序不弄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大战。他向林彪陈述意见，得到林彪首肯后，又连夜起草一份紧急电报，以林彪和他的名义发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建议先不打塘沽这头而打中间，“拟以五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

    毛泽东看了这份对中央所定计划作了重大调整的建议电后，一点即通，马上改变“先打塘沽”的主意，当时就对周恩来说：我不知道塘沽的作战条件会那么恶劣，部队的试攻吃了亏，真是“知之非难，行之惟难”哪！周恩来也很有感触地说：前线指挥员很聪明，对塘沽先试攻一下，没打莽撞仗，不然损失就更大了；林彪、刘亚楼提出先打天津，我看是着妙棋，一步就“将死”了傅作义，弄得傅作义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了。

    12月29日23时，也就是电报发出12小时后，毛泽东为军委起草致林彪、刘亚楼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天津这一仗非同小可。如果拖延战事，无益于北平作战，也不便大军挥师南下，5月入夏后，长江水位暴涨，不利于渡江作战，而蒋介石的江南防线则有了巩固的时间。刘亚楼挂帅津门之役后，在制订作战计划时，特别注意突出一个“快”字。打天津，要起到解决华北战争的关键作用。

    1949年1月4日，刘亚楼在天津杨柳青召开攻津部队高级将领会议。东野6个步兵纵队及特种兵纵队的司令员、政委都出席了会议。以战区参谋长兼任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对各纵、各师领导的带兵方法和指挥艺术，可谓了如指掌。就在这次会上，刘亚楼拿出了蓄谋多时、闪耀智慧的作战方针：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在刘亚楼帐前听令的，有5个主力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另加六纵、十二纵的3个师，总计34万大军。名将林立，虎虎生威，其中，邓华、李天佑、萧华、刘震等，莫不是响当当的开国上将。可以不争地说，刘亚楼是解放战争中指挥兵力最多的上将。

    刘亚楼攻津计划的最大亮点之一，是在第一主攻方向，放了两只老虎，让一纵和二纵并肩突破。这是刘亚楼的一个创举。一纵和二纵都是敢打硬仗不服输的英雄部队，刘亚楼认为，一支部队正因为有这种不服输的劲头，才有生龙活虎的作风和性格，用两只“老虎”并肩突破，可以调动部队的争强好胜的心理因素，为夺得集体荣誉而不甘心落后，这就像两个人赛跑一样，彼此都想超过对方，始终是在竞争中前进。

    攻津计划的最大亮点之二，是这次作战，解放军参战的炮兵和坦克，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多，工兵则是首次参加攻坚作战。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是解放军有史以来攻坚作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

    搞好特种兵与步兵的协同动作，成为能否充分发挥特种兵作用实施突破的关键。这也是刘亚楼最放心不下的问题，于是短短几天跑遍了所有参战纵队，检查战前准备和战前练兵情况。鉴于很多部队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刘亚楼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高效写就《关于天津攻坚战的协同计划》，下发给连以上指挥员。这份“计划”，在解放军协同作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腹有良谋、长于战术的刘亚楼设计：如果能将敌军主力调到城北，造成中心地带兵力空虚，然后从东西方向攻打城中心，把天津拦腰斩断，不仅容易得多，还可避免部队的重大伤亡。他先设一个“迷魂阵”，将大口径火炮、坦克和装甲车北调佯攻，做出一个将从城北强攻的姿态，故意将这个“重要情报”泄露给天津守军，然后又利用接见敌人派出城的谈判团之机，让他们“摸”到解放军指挥部在城北。天津守将陈长捷事前虽然已通过侦察，怀疑刘亚楼指挥部在杨柳青，解放军主攻方向在西南面。但刘亚楼如此这般，却使他思维混乱，认为从天津地形看，解放军的主攻方向，确应在天津北面宜兴埠、丁字沽方向，因为那里没有河流，大兵团容易接近，而且共军又一向以贴近指挥著称，因此赶忙调整守城部署，将摆在市区中心最精锐的一五一师全部调往城北防御，对城北又是加固工事，又是重点布防，而金汤桥核心地区就显得空虚了。这样也就有了他被俘前的跌足长叹：我上了刘亚楼的圈套，上了刘亚楼的圈套！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一根在天津城四周冰冻的大地上连接着解放军10个攻城地段的电线，传出了刘亚楼响亮的命令：总攻开始！

    天津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考虑用3天时间解决天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在谈判桌上得知，略带嘲讽地对林彪、聂荣臻说：恕我直言，这只能是神话，莫说3天，30天也未必！天津嘛，你们最好不要打。林彪说：我看也许用不了3天，你在这里休息休息，就可和陈长捷见面。

    15日下午3时，天津战役结束，歼俘陈长捷及将级军官以下13万人。毛泽东接到攻克天津的电报后，高兴地说：华北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他电令刘亚楼用汽车送陈长捷到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见面。陈长捷对他的上级邓宝珊说：快回北平告诉傅总司令，天津的滋味儿不好受，北平守不住，无论如何不要守了！

    天津战役打开了北平和谈的大门，对中国的战局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赏，大为嘉勉，称：“在整个平津战役中，天津战役对傅作义集团的最后解决具有决定性作用。”平津战役结束不久，在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把刘亚楼和麾下将士们在津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拒不投降的反动军队，从而又促成和产生了另两种有名的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作出历史的交代。

    天津战役是平津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克敌致胜的最关键一仗。它还是解放战争中最重要、规模最大、打得最漂亮的城市攻坚战，是解放军炮兵、工兵、坦克兵等特种兵参战最多的一次战役，以铁杵捣卵般的威猛展示了解放军的成长和强大。从战役的决心部署到战役的准备和实施，都取得了新的作战经验。这些经验，对后来愈来愈大的大城市攻坚战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此仗是刘亚楼回国后离开林彪、罗荣桓独自指挥的精彩一仗、巅峰之作，给他在陆地纵横驰骋的军事生涯写上了一个圆满句号，此后，他的战场便直上万里长空而去。

    组建人民空军，跻身为“世界十大空军人物”

    1949年7月，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受命组建空军以来，强烈的使命感、紧迫感，催促着他勤于收集资料、研究筹划、探讨建立空军的最佳方案。这些方案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运筹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1949年8月，刘亚楼受命率精干代表团访问苏联，和苏方进行三场谈判后，双方草签了苏方向中方出售434架飞机、派遣878名专家和顾问、帮助开办6所航校等项内容的协议书。协议既签，刘亚楼马上向中央电告会谈详情，建议按协议加速筹建工作，同时建议军委“准备组织伞兵”，为渡海解放台湾创造条件，并准备今后作战之需。中央于19日电复“原则同意”，刘亚楼随即与苏方进行磋商。

    10月18日，刘亚楼从苏联回到北京，毛泽东立即停下其他工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单独召见了他。

    航校和机关的工作有了头绪，为筹建空军战斗部队创造了条件。1950年4月11日，刘亚楼向中央军委递交了建议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方案。5月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正式批准此方案，决定以航校速成班第一期学员为主，由歼击、轰炸、强击航空兵团队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4混成旅”。

    新中国年轻空军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建立不久，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猝然爆发。彭德怀受命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后，刘亚楼奉命紧急组建志愿军空军，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刘震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接着又为中国空军战前准备和参战等问题与志愿军领导人及斯大林的代表、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进行反复磋商。

    12月3日，志愿军部队向美第八集团军猛烈攻势结束的第二天，刘亚楼把空军入朝的作战方针正式提交中央军委。毛泽东对《关于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方针的报告》甚表满意，翌日亲笔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

    刘亚楼既勇敢大胆又谨慎求实的作战方针奠定了决战胜利的基础。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军方对中国空军的作战计划作出高度评价，美国军界由衷地称中国空军司令刘亚楼是“一个优秀的军事计划制订者”。

    刘亚楼从无到有建空军，人们戏称有“三板斧”。前两板是在国内舞的：办航校大刀阔斧，建部队只争朝夕。这第三板斧，他是要放到国际舞台上舞的，主题是：在抗美援朝中成长壮大！

    是朝鲜战争，让骄傲的美国空军真正了解了中国空军，迫使他们承认此后独霸天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战后20多年，美国空军还认真研究、分析刘亚楼为中国空军制定的“一域多层四四制”等战术。

    抗美援朝一战，刘亚楼带领空军广大指战员实现了“边打边建”、“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的预期目的。从1950年10月底组建第一支部队起，到战争结束，已发展到拥有25万人、27个师、3000多架飞机的强大空军，一举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第三大空军强国，其中有好几个师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5比斯型飞机。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在世界空军建设史上绝无仅有。

    朝鲜战争的胜利，不仅让中国“打”出国际声望，拥有真正能进行国家建设的一个外部环境，而且奠定了中国空军在强手如林的世界空军中的地位。刘亚楼“三板斧”建空军，实现了以战斗胜利来回答党中央和毛泽东信任和期望的承诺，在蓝天白云间留下一座无形的丰碑，将作为千古美谈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