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白政委向上级写报告，说我不执行政治委员的命令，要求撤我的职。我到了粤赣军区司令部，向司令员龚楚反映了当时的战斗情形，龚楚未正面解答。次日召开了同志审判会，说我反对政委负责制，应当撤职查办，并给予我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会后还命人把我关押起来。不久，却听说司令员龚楚叛逃了。龚楚曾任红校第4期模范团团长，后来又到陈毅所属的江西军区担任过参谋长，他带领部队在广东与江西搭界处发展地方政权时，被任命为粤赣军区司令员。龚楚叛变革命后，为了向敌人邀功请赏，曾于1935年冬，带领一伙装扮成红军游击队的敌人，直扑陈毅的驻地。幸亏陈毅随机应变，才躲过了那一劫。后来，组织上另派他人到粤赣军区任司令员。新来的司令员了解情况后，命令把我释放出来，到粤赣军区教导营当军事教员。我请求到中革军委申诉，得到批准。

    1934年5月，我在中革军委见到了张云逸同志。他详细询问了我被撤职处分的前因后果，建议我到彭（湃）杨（殷）步兵学校当军事教员。张云逸说：“与其他同志相比，你还是比较有军事和战斗经验的，到彭杨步校当教员吧！至于上战场打仗嘛，将来有的是机会。”1934年6月，我前往瑞金九堡的彭（湃）杨（殷）步校（又称第一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员，时任彭杨步校校长的是陈赓同志。

    1934年8月，形势急转直下，我和彭杨步校的教员奉命去团部清理和发放物资，催促大家加紧制作棉衣棉被，为突围做准备。不久，彭杨步校奉命与公略步校、特科学校、红军大学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共1000余人。干部团团长由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担任，宋任穷任政委，钟纬剑任参谋长。按照原来4所学校的性质，彭杨步校与公略步校合编为3个步兵营，原红军大学编为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干部团随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归叶剑英同志直接指挥，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同时负责储备、培训部队干部，必要时也参加战斗。我当时在干部团2营当军事教员。

    撤离苏区 血染湘江

    1934年9月下旬，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同时向石城、兴国、龙冈、长汀发起攻击，南路军也向会昌逼进，中央苏区丧失了百分之九十的根据地，形势万分危急。

    10月初的一天夜晚，从前线突然传来消息：苏区的北大门石城失守，国民党军准备总攻瑞金、于都。上级指示，部队准备转移，每人需携带10天以上的粮食、4双草鞋和背包、毛巾、饭缸、手电筒、衣服等。我们干部团互相帮忙，早早就把这些东西备齐。

    10月9日，干部团和红军总部、中革军委机关等被编为第1纵队，代号为“红安纵队”，下辖4个梯队，由叶剑英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纬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机关、中央政府机关、后勤机关、卫生部门等被编为第2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整编完毕，即奉命向瑞金西部的于都方向转移。随我们“红安纵队”一起行动的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和朱总司令。

    10月10日夜，月光把大地照得一片银亮。我们从瑞金的田心出发，向于都河北岸集结地开进。没走出几里地，队伍就凌乱了，因为携带了大批行李、辎重，包括修械所、印刷所、x光医疗器械，还有不能用的大炮等，笨重东西太多，肩扛人挑，马驮人抬还属其次，最要命的是道路狭窄，河流众多，所以很难快速行进。两天后，我们第1纵队和第2纵队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