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之师 北过草地

    1935年7月底，中央机关和中、左路军部分队伍进抵毛儿盖，准备北出松潘草地。我们新组建的红军大学也从四川的卓克基，经马尔康、梭磨、马塘、打鼓到达毛儿盖。一路所经之地都是藏民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欺骗乃至驱逐，藏民们背井离乡、四散逃走。红军所到之处，仿佛到了无人区，粮食补给异常困难，战士们只好饿着肚子住进喇嘛寺。7月天里，当地的麦子正进入灌浆期，还没有成熟，我们常常是每人每天只吃二、三两青稞面，实在饥饿难忍，就靠挖野菜和豌豆苗充饥。长征途中，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领着一小队人马负责在前面“打粮”，我经常与他联系。干部团2营领回的粮食基本上由我分配。所谓“打粮”，即红军进入藏区筹粮的一种办法。我们在毛儿盖休息时，毛泽民带领的“打粮队”四下里找粮，仍然难以为继。部队断了粮，难免有人要嘀咕，我自告奋勇带领一小队人马再去“打粮”。得到上级批准后，我对一同前去“打粮”的战士们说，近处的藏民肯定被毛泽民动员过了，咱们走远点，越远越好。我们一行10多人从宿营地出发，一下子走出20多里地，终于发现了一处藏族牧民的帐篷。那家牧民远远看到我们向他们走来，急忙拖儿带女逃往山区，任凭我们喊破嗓子也不止步。我们在他们的帐篷里找到了一些青稞麦，一个战士问我，是否全部拿回。考虑到这一家藏民的生活，我吩咐给他们留下三分之一，然后写下借据，特别注明红军是不得已而为之，将来一定加倍奉还。在后来的征途中，为了生存，红军不得不抢割当地群众的庄稼，然后再通过翻译付钱。为了避免不良影响，“打粮”多在夜间进行。行军途中遇到当地的老百姓，我们就反复宣传，想方设法解除他们对红军的疑虑。这样取得了很大成效，当我们离开那些藏民区时，当地的藏民对我们依依不舍，不仅愿意卖给我们粮食，还组织运粮队为红军送粮，并义务担任向导。

    北出松潘过草地，完全是由于张国焘从中作梗，贻误战机造成的。尽管如此，张国焘仍然感觉心愿未遂。8月初，党中央在距离毛儿盖20余里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再次肯定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正确性。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对张国焘进行了说服教育。同时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带队。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我们红军大学也编在右路。8月下旬，右路军首先抵达四川松潘，又北行40余里，便进入渺无人烟、禽兽罕见的松潘大草地。这里少山少树少遮掩，却多风多雨多泥潭。极目远望，荒草遍野，茫茫天际，雾锁烟笼。由于空气湿润，大草地几乎每天都要落雨，气候也一日三变，忽而迷雾重重，忽而大雨倾盆，忽而骄阳似火，忽而电闪雷鸣，神秘莫测。河沟交错处，积水成洼，淤泥与腐草相融，积年累月，便形成散发出一股股腐臭的泥潭，一不小心陷进去，若无他人援手，便会越陷越深，直至湮没。上级命令人人要准备半个月的干粮，政治大队的干粮就是在我的指导下做成的，我们把青稞磨成面，加水调成稀糊，再加入一些无毒的野菜，然后用脸盆把面糊摊成煎饼，每人领取了35张。但超强的负荷需足够的能量补充，粮食吃光了，我们就挖野菜，杀战马。

    如果说食物奇缺是威胁红军战士生命安全的第一杀手的话，那么，水无疑就成为第二杀手。草地沟洼处的积水，看似清澈，实则蕴含毒素。许多同志渴了只得喝马尿。前面部队走过的路旁，隆起了一座又一座的小土包，土包的顶部或罩着一顶军帽，或插着一根刻了番号和姓名的小木棍。后面部队走过去后，又增添了一些这样的“景观”，真是令人肝肠寸断、不忍回头。相比之下，我们一方面军在过草地时牺牲的人员还远远少于四方面军，因为他们与我们一过草地后，又在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指引下掉头南下，二过草地，后因战斗失利不得不再次北上，三过草地与我们会师。沿途哪里还能找到食物呢？据四方面军长征结束后的老同志讲，他们三过草地时境况更惨，粮食吃完后，只好挖野菜、杀战马，吃完了马肉，啃光了马骨头仍然难以为继，最后只得把皮带、皮鞋下锅，有人甚至在马粪里寻找可吃的东西。四方面军许多战士由于误食毒花毒草和不干净的水而死，又有许多人因为腹胀而亡。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董必武被分配到我们政治大队，其安全由我负责。当时条件异常艰苦，有些战士意志消沉，我与董老等就想方设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坚定革命信念。休息时，我给战士们上军事课，讲战略战术；宿营时，我认真地安排好伙食，布置好警戒；作战时，我又带队冲锋在前。一天，我们宿营在一棵足足生长了百年的大塔松下，它高大挺拔，松叶又严又密，树下的落叶又厚又软，足有半米厚。松枝是房子，落叶作床垫。董老到过法国，他说这比席梦丝床还舒服。还夸我们在庙里找的陈年贡果比法国大餐还香。董老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我们每个人。我说，只有我们红军才能享受这座大自然赋与的天然公寓，许多人脸上绽出了笑容。我布置好警戒，把战士们安排好，又特意把董必武同志夹在成仿吾、陈明和我中间就寝。一天的疲劳向我们袭来，加之饥饿劳顿，在松软的“床垫”一躺下我就香甜的入睡了。夜里发生的事情一点儿也不知道。参加红军以来，我练就了极高的军事警觉，没情况时一躺就睡，一有风吹草动马上会被惊醒，然后迅速带领部队迎接战斗或转移，警惕性不可谓不高，可那一夜睡得实在是太沉了，夜里，狂风夹杂着暴雨袭击了我们的“天然别墅”，却未惊醒疲惫万分的红军战士，我们四个人和大伙都泡在冰凉的雨水里，酣然梦乡。迷迷懵懵之中，我感觉冰凉刺骨，猛然惊醒后忙唤叫身边的同志，大家只应声，不动身。我想爬起来，却浑身僵硬，于是立即活动上肢，勉强挣扎着坐起来，一摸身边的董必武同志，他浑身冰凉，已经僵硬得不能动弹，我立即给他按摩全身。这时，成仿吾和陈明同志也活动开了，我们3个人又一起给董老做按摩，良久，董老才缓过来，四肢也能够活动了。我们叫战士们靠拢在大树下，活动身骨。随后继续赶路。我们这支被国民党蒋介石称为“死亡之旅”的红军队伍，在大草地上一连走了7天7夜，终于走出了死神的禁地，于8月底到达了四川西北部的巴西地区。

    不久，左路军也进至四川的阿坝地区。张国焘顽固地认为南下天全、芦山县一带建立根据地革命才有出路，因此，到阿坝后他按兵不动，并且以总政委的名义给中革军委发电报，要求右路军重新过草地南下。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几次复电，向他反复陈明利害关系，但张国焘置若罔闻，一意孤行。9月初，他发报给陈昌浩，电令右路军全部南下，企图分裂党，分裂中央。陈昌浩随即召开了政工干部会议，准备挟持中央南下。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叶剑英及时将这一情况上报中央。毛主席与其他中央领导商议后，为了避免右路军中一、四方面军的冲突，决定以“打粮”为名，走为上计。

    那天凌晨，中央机关先行，第3军殿后，静悄悄地离开了驻地，向北疾行。我们红大特科团是凌晨3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的，宋任穷和韦国清马上集合全体同志，简要讲了当前面临的情况，明确告诉大家，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继续北上，向甘肃、陕北进发，这是中央的方针；另一条是回过头去南下，再过一次草地。两条路任凭大家选择。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随后就出发了。红军大学里有四方面军许多干部，他们也随我们一起北上。我们一口气急行军20多里，天光大亮。红军大学的政委何畏和教育长李特都是四方面军的，何畏曾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的军长，他俩都是张国焘的追随者。何畏急向陈昌浩报告我们的动向，李特则带队在一个山口追上我们，并在马上远远地喊道：“四方面军的学员不要走，我们要南下，不要跟毛泽东北上，他们是苏联的走狗”等。追到跟前，他翻身下马，又重复喊了一遍，有些学员就不走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和我们随行，他个子大，一把揪住小个子的李特不放，用俄语大声吼道：“李特同志，你这是极端错误的行为！”并一定要抓他去见毛主席。李特会讲俄语，但此时他不吭声。俩人就这样拉拉扯扯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跟前走。陈明在苏联留过学，懂俄语，他向我们翻译了李德的话，我感到这是一件大事，就和陈明等一同来到毛主席的跟前，李特的警卫员也跟在我们后面。

    在半山坡的一小块平地上，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领导都停了下来，等李德揪着李特到了跟前，许多战士也围了上去。李特的警卫员气势汹汹手提驳壳枪，好象在给李特壮胆。我和陈明也挤在人群中，看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如何处理这件事。但我明显感觉到一方面军还是有准备的，如果四方面军动武，一方面军的战士们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中央领导。双方一时剑拔弩张。李特恶狠狠地问毛主席：“总政委张国焘现在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要北上？”面对李特的无理要挟，主席从容不迫地回答：“这件事情可以商量。南边国民党集结了重兵，而北边的陕西、甘肃一带，敌人的兵力部署却很薄弱，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了，这是其一；第二嘛，我们北上还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这样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毛主席的这段话把李特批驳得哑口无言，接下来毛主席又正告李特：“你们仔细考虑考虑吧！我们都是共产党，都是红军，以前就是分开作战，现在你们不去没关系，以后还可以见面，还可以联合作战嘛！”接着，毛主席又恳切地对李特说：“请你转告张国焘同志，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再过一次草地向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只有北上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你们不出一年，一定会北上的。现在你们要南下，我们不阻拦；我们在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主席最后一句话，一连说了三遍。李特看到威胁无望，悻悻地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大学的四方面军学员要南下。”毛主席说：“可以！红军学校的四方面军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四方面军的学员一走，特科团就只剩下我们几十个干部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骑马先行，我们随后跟进。行军一整天，大家都闷闷不乐，晚上宿营时，战士们议论纷纷，说张国焘野心太大，两河口会议开了很长时间才勉强通过他当总政治委员，现在还想当总司令，那怎么行？第二天，毛主席把中央纵队的人集合起来讲话，主席说：“现在我们还有8千人，比井冈山初创时期的人还多，这些人是经过内战，经过苏区五次反‘围剿’，经过长征的人，只要我们早日离开草地，离开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就能发展壮大。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他们还会回来的。”主席的话，安定了大家的心，我们带领部队很快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一个叫俄界的小山村。翌日，又从俄界出发，直逼长征途中最后一个要隘———腊子口。

    敌人派了一个师的兵力在腊子口的山头上扼守。中革军委命令红4团攻克腊子口。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红4团一连攻了五、六次仍未攻克。当天午夜，红4团分三路人马潜伏到敌军阵地前沿，一路悄悄从正面的悬崖峭壁爬上，另一路从侧面攀上悬崖，迂回到敌人后面，第三路在敌人的阵地下面埋伏。次日凌晨同时向敌发起攻击，终于一举攻克了腊子口。随后，他们又迅速东进，挥师哈达铺。驻守在哈达铺的国民党军满以为红军打不开腊子口，一听说腊子口被攻破，狼狈逃窜。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们和中央机关一起到达哈达铺进行休整。

    陕北会师 驻守陇东

    高原小镇哈达铺由于红军的到来而异常热闹，这里物富民殷，民风淳厚，正好成为我们的“加油站”。休整时，从缴获敌人的《晋阳日报》上得知，我们已与陕北根据地近在咫尺，大家兴奋不已。中央领导很快商定，到陕北去会合红25军、26军，发展和扩大陕北根据地。中央决定把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陕甘支队下辖3个纵队。我们特科团改为随营学校，由陈奇涵任校长，宋任穷任政委，归属3纵。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一部向东，佯攻天水，主力则向西北进发，渡过渭水，抵达渭县的榜罗镇。10月初，我们来到六盘山麓，踏上了我久别的黄土高原。许多战士是南方人，从未见过这一望无际的绵绵黄土，战士们边走边说，想不到这里的山、水、田、路、屋皆为黄色，就连风也被染成了黄色。更令他们称奇的是，这里的群众大都居住在倚山而挖的窑洞中，好一道别致的风景。

    随后，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进入回民地区，突破西（安）兰（州）公路后，翻越六盘山，在宁夏的固原县青石嘴一带设伏，消灭了东北军何国柱属下的两个骑兵连。

    六盘山山势险峻，加之红军刚刚打了胜仗，毛主席又一次逸兴瑞飞，诗兴大作，写下了《十六字令三首》：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10月中旬，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陕北保安县革命根据地吴起镇。吴起镇不大，但名气却不小，相传战国时期名将吴起曾在此屯兵，故而得名。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谁曾想到，两千多年后，我们红军又会到达这里呢？我们在那里休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了全军干部大会，一天早上，曙光初照，战士们掌声雷动，毛主席用浓重的湘音，开始了震古烁今的演说：

    “同志们，辛苦了！……从离开瑞金算起，至今已是12个月零两天，共367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省，根据第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25000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在此起彼伏“长征万岁”的口号声中，主席喝了一口水，继续演讲：“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又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我们长征胜利了，但损失也是巨大的，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10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1万人了。人数虽然少了些，但留下来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今后我们要更好地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中国革命！”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不久，我们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会师，并奉命与他们一起攻打瓦窑堡。就是在那次战斗中，我才发现自己的眼睛近视了。当时，战士们向我报告说，发现敌人尾随在我们身后，问我如何迎敌。我扭头望了一阵，说没有发现敌情啊？一个战士递过来一副眼镜，我试戴了一下，果然发现了敌人，于是迅速指挥大家借助于山势迎战，敌人一触即溃，我又指挥大家追击了一阵。自那时起，我就戴上了近视眼镜。

    1935年10月，我们进驻瓦窑堡后，与刘志丹率领的驻瓦窑堡永平镇的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下辖步兵营、地方干部营和特科营。学校的主要领导人是：校长周昆，政治委员开始由宋任穷担任，后由袁国平担任，政治处主任莫文骅，训练处处长郭化若。我当时在一营（即步兵营）当主任教员。

    红校教学的内容和课程，除按照在江西根据地时期的军事、政治、文化进行教学外，又增加了4门课程：1、加强与陕北红军和由大别山长征到陕北的红25军（后扩大为第15军团）的团结和并肩战斗的教育；2、加强与陕北苏区人民群众团结的教育；3、加强与陕北地方党政人员的团结教育；4、加紧向东北军、西北军和与陕北苏区临近驻扎的国民党杂牌军队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

    1936年春，红校在保安县（即志丹县）洛河川下寺湾红军医院招收了一批经过长征的伤病员，学校即以这批学员为基础，组成步兵第2营。不久，调我到2营担任主任教员。

    为贯彻抗日救亡主张，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和杨尚昆等同志，率领由红一方面军新组建的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在山西的几十个县撒下了革命的种子。由于国民党的重兵阻拦，去河北、东北打日本的壮志难酬，东征军于5月初班师回陕北，并从山西带回一批愿意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和阎锡山部追求革命的军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了红校学习。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的安定县瓦窑堡创立，简称红大。毛泽东主席兼任红大的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党总支书记。

    红大设有3个科。第1科为高级指挥科，学员均为师以上的军事和政治干部，由学员陈光、罗荣桓分别兼任科长、政委；第2科为上级干部科，学员大部分为团、营级的军事和政治干部，学员周士第兼任科长；第3科是附设步兵学校，由原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改编，学员全部是连、排军事和政治干部。

    6月中旬，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反动派高双城所属第86师一个姓张的营长，率领一个营突然袭击了瓦窑堡。当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以及红军大学都在瓦窑堡，警卫工作全靠我们红军大学的附属步兵学校。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之情况不明，仓促应战，又缺乏充足的弹药，地方干部营和步兵第1营只好交替着边打边撤，谭震林、韦国清等许多同志负了伤，但我们勇敢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为掩护党、政、军机关和毛主席向保安县安全转移立了一大功。之后，我们红军大学也放弃了瓦窑堡，撤守保安。

    7月下旬，红大附设步兵学校由保安地区奉命开往甘肃省陇东的环县木钵镇。当时在环县境内驻有张学良的东北军第106师、107师、108师、129师和骑兵第3师。我们在那里，除配合主力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军事部（萧劲光任军事部部长）所领导的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政权之外，主要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另外我们也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过黄河。

    再说红四方面军。1935年9月，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在阿坝地区发生严重分歧后，率部二过草地，在南下途中屡屡受挫，最后不得不向西康东北方向转移。1936年6月，贺龙率红二军团、任弼时率红六军团由湖南桑植出发，长途跋涉到了四川西部的甘孜地区，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二、六军团奉中共中央的命令改为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经过同张国焘错误路线作斗争，最终决定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8月，两军到了甘南，张国焘还带人到我们红大参观。不久，中共中央派彭德怀、聂荣臻、左权等率红一方面军西征，迎接他们北上。1936年10中旬，红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分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历时两年之久的长征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圆满结束。当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还与我们一方面军的同志一起合影。之后，张国焘仍然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又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2万余人，组成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12月，西路军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打击，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1936年11月，刘伯承率二、四方面军的两个随营学校也来到环县木钵镇，与我们会合，共2000余人，合编成一个战斗师，即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师，下辖2个步兵团和1个特科团。我们这个教导师实际上就成为红军在甘肃陇东地区抗击敌人的主要力量。教导师师长由刘伯承兼任，袁国平任政委，郭化若任参谋长。步兵2团团长由皮定均担任，黄欧东任政委，我当时任步兵2团副团长。在那里，我与郭化若成为最好的战友。郭化若的军事素质极高，解放后他不仅担任了军事科学院的院长，还出版了研究《孙子兵法》的专著，在我军享有崇高的威望。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停止内战，与共产党联合抗日。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国、共两党终于建立了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北军也把庆阳交给了我们。不久，刘伯承调回中革军委，我们教导师在袁国平、郭化若的带领下，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步兵学校，奉命进驻陇东的重镇庆阳。当时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对外也称教导师，直接受中革军委领导。鉴于青年学生增多，学校在原来3个团的基础上，又增编了1个团。我主要抓教育，搞训练。教学内容则恢复了红大附设步校的军事、政治和文化课，在军事课上增加了抗日游击战战术。我们天天写教材，但没有白纸，只能在敌人散发的花花绿绿的传单背面写提纲，开准备会，认真备课讲学。

    1937年1月中旬，红大迁址延安，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任抗大的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副校长。

    长征胜利结束后，生活相对安定。中央领导考虑到许多同志的年龄都不小了，希望年龄较大的团以上干部成家，好有人照顾。1937年，我已年满32周岁，是年春天，经组织介绍，我认识了红四方面军20岁的女战士冯玉莲。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与交流后，双方都有好感，于是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冯玉莲是四川省巴中县（即今巴中市）人，出生于1917年，14岁就参加了革命。虽然她的文化水平有限，但无论干什么事都非常好强，曾担任红四方面军少工部部长。她在部队里非常活跃，经常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我们结婚后，红大改编为八路军随营学校，驻守在延安南部的洛川县，她随我也到了洛川。

    附：中央军委干部团成员名录（部分）（1934年10月9日---1935年11月5日）

    （注：此名单尚在整理与补充中，如有军委干部团后代欲提供增补名单的，请给《开国将士后代》或《总字子弟》号主留言）  

    一、在军队工作部分

    大 将

    陈  赓  干部团团长；
    萧劲光 干部团上级干部队队长；

    上 将

    宋任穷  干部团政治委员，红军大学特科团政治委员，陕甘支队随营学校政治委员；
    韦国清 干部团特科营营长、红军大学特科团代团长；
    陈奇涵   陕甘支队随营学校校长；
    周  桓  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政治委员；
    周士第  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指挥科科长，上级干部队队长；
    宋时轮  干部团主任军事教员；
    郭林祥  干部团第二营四连政治指导员（1955年少将，1988年上将）；

    中 将

    莫文骅  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政治委员，干部团政治处主任；
    方  强   干部团党总支书记；
    韩振纪  干部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后为参谋长；陕甘支队随营学校参谋长；
    孙  毅   干部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郭化若  干部团司令部作战科参谋；
    邱创成  红军大学特科团骑兵科政委（1935年8月初—1935年9月上旬）；
    张国华  干部团上级干部队；
    陈仁麒  干部团干部团政治教员，特科营政治委员；
    丁秋生  干部团一营政治委员；
    刘道生  干部团第二营政治委员；
    谭希林  干部团工兵主任，特科学校工兵营营长；
    康志强  干部团政治教员兼指导员；
    温玉成  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学员；

    少 将

    汪东兴  干部团第一营连政治指导员，红军大学特科团大队教导员；
    苏  进  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政治科科长；
    苏启胜  干部团第二营政治委员；
    龙   潜   干部团特派员；
    林接标  干部团特派员；
    徐国珍  干部团侦察参谋；
    梁玉振  干部团供给处三科（军需科）科长；
    张正光  干部团政治处青年干事；
    王平水  干部团第三营九连政治指导员，团卫生队指导员；
    况开田  干部团供给科会计；
    戴润生  干部团俱乐部主任，连政治指导员；
    黎有章  干部团特务连连长；
    王智涛  干部团主任军事教员；
    洪   水  干部团军事教员；
    刘清明  干部团军事教员；
    阎捷三  干部团第二营军事教员，营教导员；
    欧阳平  干部团第一营连政治教员；
    卢仁灿  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政治科科员；
    段德彰  干部团连政治教员；
    萧应棠  干部团第二营五连长；
    张平凯  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政治协理员；
    陈坊仁  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支部委员；
    何能彬  干部团连级干部；
    黄朝天  干部团特科营连长；
    刘少卿  干部团（陕甘支队）一连副连长；
    黄胜明  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区队长；
    丁   盛  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学员；
    梁仁芥  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学员；
    曾克林  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学员；
    刘   昌  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学员；
    魏洪亮  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学员；
    黎同新  干部团指挥科第三队支部书记，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
    胡   炜  先后任周恩来、李维汉、张浩的警卫员跟随干部团行动，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
    熊梦飞  干部团管理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马  龙    干部团特科营（？）
    张书祥  干部团上干队排长。曾任39军副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