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磕磕绊绊来到了集结地。不久,红军其他各军团也全部集结到了于都河北,总兵力达8万6千人,对外号称10万。当天下午,中革军委在于都城中的一个大祠堂里召集各军团负责人开会,随即下达命令:一、九军团为左翼,三、八军团为右翼,五军团为后卫,中间是庞大的中央机关和军委的两个纵队,然后分别从于都、花桥、潭头圩、赖公庙等10多个渡口南渡于都河,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攻击前进。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夕阳的余辉斜照在碧波荡漾的于都河上,好似一幅水光潋滟、色彩绚丽的图画。但是战士们谁都无心欣赏这幅大自然的杰作,搬家式的大转移使中央纵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人人心头都是沉甸甸的。上级没有明确的指示,大伙儿也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就连当晚在何处宿营也无从知晓,部队只是疲惫不堪地机械地缓缓向南挪动。当时,谁都未曾想到,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我们跋山涉水、艰难地由于都出发,经重石、新田、古陂到了信丰,又沿大庾岭进入广东地界后,才得到上级通知:部队准备向湘西方向前进,与贺龙的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带我比较熟,我在江西军区独立6师任参谋长和在粤赣军区独立六团任团长时曾经在这一带活动,现在成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地盘。部队要通过此地,先头部队不得不与广东部队交火。我军以优势兵力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俘敌一个营,后将他们教育一番并当场释放,迫使陈济棠既不敢轻举妄动,贸然向红军发起攻击,又好借助枪炮声对蒋介石有个交代。双方最终达成井水不犯河水的协议,各行其事。我们继续向西转移,但总的情形仍未改变,前有堵击,后有追兵,左右还有侧击。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形成了一张移动的大网,但上级仍是命令不顾一切西进。万般无奈,红军战士只得凭借血肉之躯顽强冲过敌人的道道封锁线。11月下旬的一天,红军全部从湖南的道县至水口间强行渡过了湘江的支流潇水。当天下午,博古和李德又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下达了强渡湘江,向全州和兴安西北进军的命令,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后,向北与二、六军团会合。
折戟沉沙、血流漂橹的悲剧在湘江上游的界首段揭开了大幕。
11月底的一天,红一军团主力在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的带领下,首先渡过了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用船只和木板在江上架起了浮桥,随即与国民党部刘建绪带领的湘军4个师展开了激战,一时硝烟弥漫,血流成河。此时,又听说红三军团主力在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的带领下,正在湘江西岸拼死阻击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心腹部队。由于敌人对红军西进的意图一清二楚,调兵谴将围追堵截异常迅速,当发现红军主力准备渡过湘江时,敌人40余架飞机轮番俯冲轰炸,庞大而笨拙的中央纵队带着各种各样的杂物,密密麻麻的人群在40多天的连续奔波中已经处于麻木的失控状态,一见敌机来了,蚕蛹蠕动般挤上浮桥,火光起处,血肉横飞。为了保证大部队按秩序顺利通过,周恩来在岸边声嘶力竭地指挥着,干部团工兵连的上百名红军战士一起跳入齐腰深冰凉刺骨的水中,舍身抢修浮桥。嘈杂声中,桥上桥下的许多战士不幸被弹片击伤后落水,转眼就被江水吞没,滔滔浪花泛起一股又一股血沫……
除工兵连外,干部团4个营和上干队的干部战士快速过河。之后又迅速在河岸寻找有利地形,掩护中央机关大队人马通过。我拿着手枪,指挥战士们尽量利用地势隐蔽还击。激战竟日,中央机关的同志才全部通过浮桥,但担负掩护任务的五、八军团还未赶到,于是我们又承担起中央机关的后卫任务,边战边撤。
湘江一战,军委和中央两个纵队损失惨重,红一、三军团也伤亡过半。两天后我们到广西的资源县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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