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岭情深——试述新四军对泾县地方群众的支持 |
2008-06-17 08:5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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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甘桐文、甘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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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工作队到泾县汀潭地区开展民运工作。该工作队也是当时影响较大、工作开展较活跃的民运工作队之一，他们在汀潭及其周围地区组织了各种抗敌协会。
各群众团体建立后，立即参加了1938年秋季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运动中，群众深切感到，要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要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于是在新四军的帮助下，各农抗会开始建立自卫队。章家渡成立了五乡自卫总队，马文波任总队长，队员约50人，20——30支枪，2箱手榴弹，40把大刀。云岭各保成立农抗会自卫队后不久，又成立四保联合自卫队，队员达100余人，长枪24支，短枪2支。汤村一个村的农抗自卫队就有40余人。泾县的工抗会一般不单纯组织自卫队，工抗会员可参加农抗自卫队，只有极个别的（章家渡）工抗会组织了工抗自卫队。江天辉在《皖南特委工作报告》中说，这个工抗自卫队有25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有7支枪。在一些新四军势力难及的边远地区，虽然新四军民运工作人员去帮助建立了各种抗敌协会，但当地的国民党政权不允许成立群众自卫武装，农抗会即利用当地群众打猎的习惯，组织了猎户队，范围涉及12个村，人数一般在130人左右，除鸟枪外还有19支步枪。
面对共产党领导的蓬勃兴起的群众抗日团体，国民党很是害怕，想方设法加以限制、破坏，其主要办法是：（1）成立空架子的群众组织，企图阻止新四军再成立类似组织，并规定，各地成立农会等组织必须通过保甲长，层层上报，由上级批准；（2）在国民党军队驻区，则争取对群众组织领导权，在新四军驻区，则利用政权在手在的有利条件，找借口查封；（3）限制群众组织和新四军的来往，对与新四军有联系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往往寻找借口进行打击，施加压力；（4）用行政权力限制群众组织的活动，规定农抗会等开会必须通过保甲长批准；（5）收买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或调他们到保甲长中任职，然后强迫其加入国民党，以所谓的“党纪”来约束他们；（6）收买一般会员群众，让他们宣布退会，以打击群众组织的威信；（7）派一些流氓加入到群众团体中，从中捣乱；（8）从群众团体中抽壮丁，尤其是从负责人中抽取壮丁。
对于国民党的这些办法，新四军和地方党委非常重视，指示各县委派人到下面收集材料，调查研究，分析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态度，然后通过基层党组织向群众宣传揭露国民党限制、打击，进而取消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的目的，说明取消群众抗日团体的危害性，并及时把国民党使用的卑鄙手段揭露出来，但最主要的还是发动群众和国民党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1938年下半年，农抗会成立不久，泾县的一些顽固地主向国民党泾县县政府诬告某些农抗会负责人，县政府派人将农抗会负责人逮捕，党组织就发动有关农抗会会员，群起反对，县政府最后不得不放人。
在当时斗争最激烈的，要数华盘保事件。华盘保是当时泾县第一区的一个保，保长施秀亭，是个顽固反共的家伙，他利用手中掌握保甲政权之便，对共产党领导的农、工、妇等抗敌协会多方刁难、限制，农、工抗敌协会早就想将施秀亭赶下保长的位子。经过准备，华盘保农抗会和工抗会的负责人陈熙祥、郎长连、郎炳祥等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人员的支持下，于1940年3月20日，召集本保民众200余人（主要为农、工抗会的会员）开会，强迫施秀亭交出保公所图记，选举郎文炳为新的保长。事后，施秀亭立即将情况上报，泾县县长胡钟吾下令县侦缉队派员拘捕有关农、工抗会负责人。县侦缉队员前去逮捕有关人员时，公然开枪伤人，引起公愤，群众们将二名开枪的侦缉队员拿获。县政府又派兵前来弹压，企图强行抓人，新四军得知这一情况后，抢先派了两个连的兵力，开到华盘保给群众组织以保护，农、工抗会召集了2000人的群众抗议大会。泾县县政府无奈，只好致函新四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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