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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四、反偷渡外逃，标本兼治 |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 |
作者：《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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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原因”。他说：“无论是从农民的觉悟来说，还是从农民直接受到的生活压力考虑，如果把偷渡的农民都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那就会把大批的农民都推到我们的对立面上去。这是不对的，要教育嘛。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更重要的是要怪我们在主持农村工作中没有制定好的政策来维护他们的利益。”这次会议给我的启发很大，作为高层领导，如何听取意见、统一思想，习仲勋给我作了很好的榜样。这件事后，他得到了我们很多人的好感。37
习仲勋在讲话中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强调正确执行对待抓到的大量外逃者的政策；强调准确地严惩组织偷渡的团伙和引渡之首恶；还强调要注意到偷渡在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习仲勋说：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反偷渡工作，依靠群众，这是根本的。因为多数人民群众是不赞成铤而走险去闯边境、搞外逃的。偷渡的是少数，反偷渡的是多数。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习仲勋在反偷渡工作会议上最后说，要造革命声势，我们从来就是反对偷渡的。我们希望港澳的经济继续发展，我们并不去干扰港澳的经济生活。偷渡问题，目前已成为破坏安定团结的因素，所以，我们要坚决做好工作，相信偷渡的这种现象是能够制止的。38
习仲勋对深圳一带地区外逃深感忧虑，他于是又从珠海乘船经伶仃洋再回深圳。1979年，深圳的偷渡外逃形势十分严峻。1至5月，深圳逃出人数依次为：285人，1565人，1855人，1894人，5458人。39结果造成田园荒芜，人心不稳，干部情绪低落。
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在一起学习。习仲勋听说党支部书记们在党校集中学习，就找了20多个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座谈，了解情况。习仲勋问他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他们说不行，留不住。40会议上有三位党支部书记发言。习仲勋询问福永公社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为什么那么多人外逃？”文富祥回答：“香港那边比我们好。”习仲勋一听他这么说，就问：“好在哪？”文富祥说：“第一，我们这里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一辈子都是当农民，不仅如此，子子孙孙都还只能做农民。香港那边不一样，能从事很多职业，东家不做做西家，还能当工人。第二，那边东西多，什么都有得买。我们这边买什么东西都要证，而且有证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第三，那边挣钱多，买东西便宜。我们这里分配低，又买不到东西。所以老百姓都说那边好。”习仲勋对社会主义充满感情，听到文富祥这么说，非常难以接受。他认为文富祥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上思想有偏差，就发了火，连连责问他：“你怎么有这样的思想？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你是什么出身？当了多少年干部？你的公余粮任务完成没有？”文富祥回答：“我家代代贫农。我在土地改革时就出来了，公余粮任务年年超额完成。”这时，方苞赶紧插话向习仲勋解释：“文书记是一个好书记。每年开全年大会时我们都给他授奖的，他是我们县里最好的支部书记之一。”习仲勋听了逐渐平静下来，气氛也缓和了。于是他就向支部书记们重申了要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虽然现在还有很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努力，最终会战胜这些困难的。41这次视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亲身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缩小与香港差距的紧迫性。
习仲勋认为，反偷渡光是堵，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不是治本，治本还得靠发展生产力。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众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这样边境就安定了，人就不会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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