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春，饱受严重冲击和摧残的习仲勋否极泰来，人生历程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中共河南省委，速将被“流放”在河南省的习仲勋护送回京。

    被叶剑英提名“把守南大门”

习仲勋与叶剑英委员长

    1978年2月24日—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在北京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见到习仲勋，不禁愣住了：“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

    后来，很多人都知道了习仲勋用“特殊方法锻炼身体”的故事。在河南洛阳，习仲勋被关在一间小房子里。但他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时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1。习仲勋常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很多人听了习仲勋的故事，都被他为党为人民准备继续工作而表现出的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深深打动。

    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特别令习仲勋感动的是，这次会议期间，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接见了他。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日夜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还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在北京的工作繁忙，广东的工作实在无暇兼顾。而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广东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因此，经叶剑英提议，中央决定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习仲勋谦逊地向中央提出，继续保留韦国清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自请担任第二书记。后来习仲勋回忆此事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

    反“偷渡外逃”

1978年4月3日，习仲勋离京赴广东上任时在机场与送行人员合影

    1978年的4月5日，65岁的习仲勋辞别家人，仅带着大女儿齐桥桥到广东赴任。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党费交给广东省委办公厅的党组织。中央派习仲勋这样一位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长达十年的重量级政治家来坐镇广东，用意极为深远。其安排立刻引起中外媒体的猜测，也让广东人面上有光，当时广州的街谈巷议也颇为有趣:哗！好“大粒”！(广州人对大人物的谐称)广东有得发达啦。历史证明，中央把受极左错误迫害深重而且在人民群众中很有声望的领军人物派到广东这样一个南方大省工作，是极有战略眼光的点将。这是后来邓小平断然以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区的“预备动作”。

    上任初始，习仲勋就遇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边境地区汹涌的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风潮。当时，广东省偷渡外逃人数在高峰时期能达到每月两三万人。在全国上下正由乱转治、一派经济复苏景象之际，广东省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对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来说，是个重大考验。

    上任3个月后，习仲勋前往逃港问题严重的宝安县（现在的深圳市）视察。在沙头角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非常难受。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他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宝安县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这次考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在处理大量偷渡外逃人员的事件上，当时还存在很多问题。如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逃跑、群众抢人乃至抢夺押运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押运人员也存在方式上简单粗暴的现象，造成了不良影响。习仲勋及时察觉到了这些问题。他立即召开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严肃地指出，“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他还专程跑到收容站，带头对偷渡者做宣传教育工作。

    由于反“偷渡外逃”工作抓得紧、力度大，到了当年11月份，全省外逃人数已控制在了百人以内。

    平反“李一哲”案

    “文革”后，广东省和全国一样，面临着大量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习仲勋和随后到广东省任省委书记的杨尚昆被寄予厚望，因为他俩本身就曾是受害者，而且“资格老，压得住阵”。在平反错案问题上，习仲勋下了极大的决心。有一次，被陷害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问习仲勋：“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活动搞成。”

    习仲勋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要依靠省纪委进行复查，对这些冤假错案逐一加以解决。首先得到平反的是大批华侨、归侨和侨眷、侨属，他们因为“海外关系”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平反后，侨乡人民的积极性高涨，引来巨额外资，为广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为曾震惊中外的“李一哲”案平反的过程中，更突出了习仲勋持重细致、深谋远虑的工作特点。

    1974年11月，广州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闹市区张贴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矛头直指林彪集团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极左活动。此事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和争论。李正天等人被判刑。习仲勋亲自抓这个重点案件的平反工作。1978年年底，省委决定，“李一哲”案件应予平反，并于12月30日释放了李正天等人。此后，已被中央任命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连续4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诚恳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并听取意见。习仲勋语重心长地劝说并主动承担责任，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但到了1979年的3月15日，波澜再起。李正天等人再次使用“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街头贴出《启事》，决定在广州春交会期间举行“理论讨论会”。他们还给香港有关杂志寄去了《启事》，要求刊登，欢迎港澳及海外人士到会。第二天，李正天等人还致信习仲勋，表示希望能够得到省委的支持。习仲勋等省委领导马上约见了李正天等人，严肃地指出他们这种做法将会影响到安定团结。习仲勋恳切地说：“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却把广州市搞乱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经习仲勋做工作，李正天等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接受了批评，也接受了意见，最后取消了这次讨论会。

    向中央要政策

1978年8月，习仲勋（左三）在广东惠阳农村调研

    面对“文革”后的严重局面，习仲勋考虑的一个重点问题是如何解放思想，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深切地感受到，搞活地方经济的唯一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对外开放。这也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想法。1978年四五月间，国务院选派了3个代表团（组），分别出国和到港澳地区考察经济发展情况。赴港澳考察组回来时路经广州，向习仲勋等广东省领导介绍了他们实地考察的情况，大家听后都极为震动。在交换意见时，考察组建议把宝安和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建成商品出口基地，这与广东省委的想法不谋而合。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同意将宝安和珠海两县改设为市。

    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其间，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广东的情况，并提出让中央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搞出口特区。当时，习仲勋他们的想法立即引来两种不同的态度。支持者认为要改革开放，就要有这样的力度。反对者则大泼冷水，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的几个省隔离开来。虽然有反对意见，但这个构想还是得到邓小平等许多中央领导的支持。

    4月8日下午，在会议间隙邓小平接见了习仲勋，倾听了他关于广东先行一步、加快发展的设想。邓小平赞扬了习仲勋敢于创新的大胆想法，然后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东南沿海的改革开放，得先从广东、福建搞起，广东的改革开放，也得抓一个突破口，搞一个试验场，放开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这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这次谈话中，小平还对习仲勋说了一番值得载入史册的话:“过去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嘛，你不是陕甘宁特委的代理书记吗？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接着他又说了一番名言:“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