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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 |
作者：《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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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状况，细心倾听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省农委领导杜瑞芝在亲赴“分田单干”重灾区紫金县进行调查和工作，并同省赴惠阳、河源、和平县调查组及地县委的领导交换意见后，于1980年6月、7月给省委写了两份报告，反映了农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情况。其中的一些例子集中反映了基层和农村干部、群众的心声。报告中说到紫金县有个王坑排生产队，13户，住在海拔600公尺的深山，东南西北头尾七华里，三五户居住在山顶和山沟里。跑到一起口都干了，一天做工做不到五小时。在打大捞的年代，群众说：不是做死，而是拖死，户户要靠砍树买高价粮过日子。1974年底，他们偷偷分给每人一分番薯地，亩产从700斤增至3000斤。到1976年春节又将全队65亩农田，40亩分到户种，25亩作公田。这一年粮食亩产从500斤增至1000斤，口粮从304斤增到520斤，户户缺粮变余粮，超支的不超支了，还第一次买单车、大板车。口粮解决了，树也砍少了。因此，他们说搞包上交比打大捞74好多了。调查组的同志都深深体会到，二十多年来体制多变，在分配上搞打大捞，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群众不相信党的政策。官僚主义，不从实际出发害死群众，经济管理形式决不能一刀切。根据调查的情况，杜瑞芝向省委提出了如何对待包产到户问题的一系列建议。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在阅读完报告后，感觉写得很好，很能反映问题，于是印发给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委书记，让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的清醒的认识，切实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75邓小平这一谈话，更加坚定了省委和习仲勋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的决心。
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习仲勋根据调查组在农村实地调查所反映的具体情况，联系广东的实际指出：“一些生产队一时找不到克服困难的其他办法，搞了包产到户，我们应当允许,不要因此去指责基层干部和党员，不要去硬扭。各级党委的主要责任在于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已经分田单干或者正在闹分田单干的，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用包产到户的办法去取代它，是可以的。边远山区、深山老林的单家独户，硬要合在一起大排工，费时误事，对生产不利，由这些农户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还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办法。对那些已分田单干的地方，也不允许单干户完全脱离生产队集体，他们还要对集体承担一定的责任。”76省委领导对包产到户问题的看法，正在随着实践慢慢转变，决策也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
在中央和省委提出允许试验，允许等待的情况下，广东“便形成了粤东粤西试验，粤中粤北看一两年的‘中间不动两头包’的情况”。77
1980年9月，习仲勋来到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湛江视察，在徐闻县，习仲勋在县、社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他说：
事物是变化的，一成不变不可能。三中全会讨论过的两个农业文件，规定过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规定了不能不执行，但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提高，也发生了变化。允许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单干还是不准的。这就说明，经过实践，慢慢地人的认识更符合客观实际。不要骄傲自满。从总结经验教训来说，有些地方出现较多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主要是经营管理没有搞好，责任制没有搞好，生产力水平低，集体经济十分单薄，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造成很大的危害，从这点来说，有些地方搞单干，对我们是一种惩罚。我们搞几十年，搞了一个穷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花了很大的代价，花了许多钱财物质。现在粉碎“四人帮”已经四年了，要使自己的思想认识适应形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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