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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 |
作者：《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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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以及12月中旬召开的省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对于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都是作为“歪风邪气”和“破坏集体经济，破坏生产力，是历史的倒退”的方向性问题加以批判。但同时强调在工作中要切实帮助这些地方克服困难，不能粗暴指责，更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批判。1980年3月，省委、省政府组织春耕生产大检查。检查组到了农村深入社队了解情况，农民大都反映实行联产到人、包产到户之后，粮田大幅增产，解决了吃饭问题。如湛江海康县东里公社一直是远近闻名的“三靠社”，每年都有大批人逃荒，1978年冬种公社党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番薯地搞了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结果粮食大增产，社员们都吃饱了肚子，也就没有人逃荒了。群众高兴地说：“这种政策好，这样搞吃饭问题就解决了。” 这样，在上级领导和农民之间就出现了认识不一致的状况。一段时期内，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使政府和农民形成一种“拉锯”状态。
据1979年10月中旬不完全统计，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惠阳地区分别占总队数的4.3％和4.8％，户数占总户数2.5％和4％；海南区占总队数8.3％和19.9％。湛江地区9月底统计，分田单干的20986户，占总户数1.1％。到了1980年5月中旬统计，全省包产到户的生产队25972个，占总队数6.8％，户数有56万多户，占总户数的6.1％。69实际上，包产到户的社队数还远远不只此数，这些星星之火，已经逐步发展成燎原之势。
习仲勋和省委领导干部在广东实行包产到户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思想解放、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面对农村出现的经营管理体制的问题，省委于1980年4月25日、28日召开常委会议对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在这之前，国家农委于1980年3月印发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中提出：“极少数集体经济办得不好，群众生活很困难，自发包产到户的，应当热情帮助搞好生产。积极引导他们努力保持，并且逐渐增加统一经营的因素。”因此，省委常委根据《纪要》的精神以及对实际情况的考察，改变了对包产到户采取的一概反对的态度。这次常委会议认为，一些穷困地区部分“三靠队”社队集体经济的基础很薄弱，生产长期搞不好。在这类社队，目前群众对集体生产失去信心，要求实行或者已经实行“包产到户”。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解决这些社队的暂时困难，可以允许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但是要向干部说清楚，这是对特殊困难的社队的临时措施，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同时，要坚决制止分田单干。70
根据这次常委会议的精神，省委于1980年5月16日至27日在广州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13个县的县委书记，以及省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50余人。
会议期间，省委常委听取了地委负责人和县委书记的详细汇报，并同他们进行了座谈。会议由习仲勋作总结，省委书记刘田夫、王德和省委常委薛光军在会上讲了话。
与会者对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县委书记认为，实行包产到户能达到增产的效果，让群众吃饱肚子，可以支持。有的则坚决反对，认为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小农经济，已经实践了几千年，事实证明不行才实行合作化。两种意见争论得很激烈。反对实行包产到户的干部又有这么三种原因：有的是在60年代的时候支持过农民搞包产到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一提到这个问题就心有余悸；有的是受极左路线影响较深，“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对联产责任制抵触情绪很大，因而不能正确看待问题；有的没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联产责任制心中没数，对于工作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不能很好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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