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接到任务后，指挥红五军团在土城至赤水之间建立了数道防线，坚决阻止国民党军从后面的追击，确保了中央红军主力安全渡过赤水河。待中央红军渡过赤水后，红五军团立即掉转头，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了与敌人的接触，架浮桥渡过了赤水河，然后毁掉浮桥，将敌军主力丢在赤水河以东。

　　2月，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回师黔东北，再占娄山关和遵义，消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期间，红五军团一直在后面牵制敌军。为了确保部队充分得到休息，董振堂采取疑兵之计，以一个团的兵力成功地牵制了敌军9个团达七天七夜。

　　随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进逼贵阳，调出了云南的滇军，乘云南防务空虚之机，突人云南，抢占了金沙江的皎平渡，由于渡船少，每次中央红军只能渡数百人，要让全军有充足的时间渡过金沙江，必须在后面阻挡住国民党军的追击，这一重任又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后卫董振堂的肩上。

　　董振堂领命后，率领红五军团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带阻击尾追之敌。他亲自察看地形，研究作战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每个山头上都配置了10至20人。这样，既有效地削弱了敌人炮火的杀伤力，又可以不断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打得敌人始终不敢与红军靠得太近。战斗到第五天，敌人两个纵队麇集山下，准备冲向红军占领的山头。恰在这时，中央军委传来命令：红五军团必须在石板河一线坚守九天九夜，保证红军主力胜利渡江。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董振堂严肃地说：“北面就是金沙江，南面就是敌人，我们背水作战，任务完成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军的安危。红军是整个组织，各军团如手足不可分离，本军团无论如何要完成任务，即令全军无论如何也要掩护一、三军团和党中央安全渡江!”

　　敌人开始向前沿阵地打炮了，董振堂指挥战土们躲到山背后休息，待敌人炮火一停，他又命令指战员一起跑到山头进入工事，阻击冲锋的敌人。这样一次又一次，直到第9天傍晚，接到中央军委要红五军团撤退的命令，董振堂才指挥全军团人员连夜渡过金沙江。敌人的尾追又一次宣告破产。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之后，红军进入草地。8月，中央在毛尔盖召开会议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红五军团被分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中。此时红五军团奉命担任前卫，在雪山草地上，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收缴了红五军团同党中央毛主席联系的电台，并对红五军团进行所谓的“改造”，又安插自己的亲信在红五军团中。

　　1936年1月，红五军团奉命同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7月1日，红五军在阿坝地区与贺龙、肖克等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由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影响，红五军指战员历尽艰辛，三过雪山草地，经包座，出腊子口，最后于1936年10月8日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血染河西 壮烈牺牲

　　主力红军会师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并打通国际路线，作出了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部署。

　　1936年10月底，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依次渡黄河西进。11月11日，过河部队正式组成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建立河西根据地，适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董振堂所率领的红五军仍然担任后卫。12月，西路军占据永昌、山丹之后，红五军调任前卫，进驻山丹。

　　为了对付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红五军临时组成一个骑兵团，吕仁礼任骑兵团团长。董振堂亲自抓新建骑兵团的训练工作，并和骑兵团一起从山丹出发，行军西进。他带着十几个人的警卫班和一个司号长走在前面，骑兵团在后面。

　　12月7日，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23人组成。董振堂被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更坚定了他为革命战斗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