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名义亲自指挥东路军发起漳州战役，董振堂率部参战，此役歼敌第四十九师主力的大部，这一胜利，使红军筹到了大量的物资和现款，同时也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漳州战役后，红军声势浩大。广东军阀陈济棠、余汉谋在蒋介石挑动下，纠集20个团的兵力，从江西南部向中央根据地扑来。1932年6月底，中央红军一、三、五军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到达南康、信丰、大余地区，准备打击进犯赣南的敌人。此时，董振堂已继季振同之后，任红五军团军团长。这一次，他带领红五军团开到前线后，首先命令侦察科长、作战科长和下属各级干部了解敌情。他听完汇报之后，又找老百姓座谈，询问敌军是从哪里来的，带了什么武器等。经过周密调查之后，才部署了这次作战。7月8日，他率领红五军团在南雄、水口吁附近与敌接战，打成对峙，敌进入水口吁固守待援。9日，余汉谋以两个师又一个旅向水口吁增援。红一、五军团和红十二军与敌展开激战，董振堂亲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红军战士奋勇拼杀，敌人抵挡不住，溃退下去，伤亡3000多人。

　　8月，董振堂又率部参加了北线的宜黄、东安战役。同年冬，进军赣东、闽西的黎川、建宁、泰宁。每次战役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因指挥作战有功，12月中旬，在中央苏区军民隆重纪念宁都起义胜利一周年时，毛泽东主席亲自将红旗勋章别在董振堂的胸前，并称赞他是卓越的指挥员、常胜将军。

　　在红军队伍里，董振堂对毛泽东在运动中歼灭敌人、避其主力、各个击破的军事指导思想很是佩服，他利用游击战术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在边打击敌人边学习红军经验中提高自己，越战越猛，功勋卓著。1933年春，董振堂又带领红五军团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在黄陂、东陂战役中，红五军团与红一、三军团密切配合，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和十一师等部，击毙敌师长李明，生俘敌师长陈师骥。这一辉煌战绩更使董振堂和红五军团声威大震。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中革军委命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在黎川东北的间口打击进入苏区的敌军。他与三军团紧密配合，英勇作战，一举歼灭敌人3个团，俘敌旅长以下官兵1100多人。“左”倾领导人被这次胜利冲昏了头脑，李德命令五军团和三军团立即在黎川以北建立阻击阵地，坚决阻击进攻的国民党军，同优势敌军展开“堡垒阵地战”。虽然红五军团以打阻击战著称，但所赖以阻击敌人的阵地堡垒也不过是一些临时的掩体，根本经不起敌军炮火的轰击，加之后方弹药供应不上，五军团的弹药奇缺，全部轻重机枪、自动步枪俱因无弹停用，步枪每支平均子弹不过5发。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凭着对党的一片忠诚，率领五军团的红军战士，与敌军进行了殊死奋战，节节迟滞敌人的进攻。广昌失守后，董振堂又将部队撤到地势险要的建宁，继续执行对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阻击任务。 　建宁是中央苏区阻挡敌军进犯的重要屏障，蒋介石为了打开通向中央苏区的大门，将其嫡系精锐陈诚调来。但是，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配合一、九军团，依托建宁一带险要的地势，顽强地阻击敌人达半年之久。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五军团自始至终都是在死死地抵制着敌军的进攻，更打出了五军团的威风。

长征路上 坚固后卫

　　1934年10月，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长征。

　　长征一开始，红五军团就奉命担任后卫，掩护全军安全转移。在董振堂接受担任全军后卫重任的同时，他也迎来了一向为自己所敬重的中央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刘伯承。刘伯承本来是红军总部的参谋长，因得罪了军事顾问李德，被贬到五军团当了参谋长。这对刘伯承来说是一种委屈，但对董振堂来说，在最困难的时候能有一位享誉全军的军事家来助阵，是求之不得的。

　　11月27日，担任前卫的一、三军团到达湘江，在湘江两岸建立了宽30公里的渡江地带，但是，因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负重太多，贻误了战机。而这时蒋介石为了堵住这一缺口，调动了中央军、湘军、桂军、粤军和黔军共几十个师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中央红军压迫过来，为了确保军委纵队有充足的时间强渡湘江．红五军团必须在后面阻止国民党正规军的追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