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八路军一二九师经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诞生于1939年的《黄河大合唱》，以象征性的手法将中华儿女奋勇抵抗侵略者的情感，写进雄浑、坚定的乐曲中。而中国共产党人则是以身躯血肉担负起“保护黄河、保卫全中国”的责任。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凭借黄河天堑，在沿黄两岸复杂艰苦的环境中，仅靠有限火力，浴血奋战，力挽狂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黄河抗战，应当为后人所牢记。

    八路军凭借黄河天堑和山地高原，创建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9月，八路军在陕西召开誓师大会，从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踏上战火纷纭的山西前线。山西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第一站，在华北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打开地图，黄河至内蒙古托克托县，受吕梁山脉的阻隔，急转南下，形成了一条南北走向的天然鸿沟，将山西与陕西分开。对于山西的地理位置，叶剑英早有论断：“山西的存亡，关系于抗战的前途极大……保障山西不仅可以屏障西北，掩护河南，并且北进平绥，东出平汉，东北出涞源，均能给敌军以极大打击，直接威胁平津。因此山西阵地为我方必须坚持，同时也是敌人亟图攻取的。”八路军进入山西后，配合国民党部队在平型关、忻口、娘子关、太原展开激战，取得了局部胜利。太原失守后，败退的国民党部队退守山西南部，以临汾为中心进行整编。经土门会议商议，八路军肩负起山西东部、东南部的敌后阻击任务，并由朱德担任东路军总指挥。

    占领太原的日军，经休整后开始南下，由北面和东面向晋南进军。毛泽东与朱德反复研究，认为日军进攻动向意在夺取临汾。临汾如失，可压迫中国军队退守黄河南岸和西岸，并可向潼关、西安进攻，也将严重影响延安的安危。东面的日军逼近临汾东侧的安泽县府城镇，而朱德正在附近。1938年2月25日，毛泽东电告朱德：“晋南之敌既进府城，离临汾已甚近，其目的在袭占临汾，如不能给以歼灭的打击，势必将牵动大局。必须使用全力歼灭之”，并通知阎锡山必须全力歼灭敌军，不可动摇整个战局。毛泽东和任弼时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国民党军队要“为保卫潼关及西安而战”，并告诫黄河以北部队即便在最坏情况下也不应渡河，应坚持在晋西晋南作战或转入外线作战。朱德亲率警卫部队和决死队一部，节节阻击日军进攻，为临汾军民转移赢得了时间。

    至2月28日，临汾城内中国军民安全转移后，日军才得以占领，朱德则已率部队转入外线作战。但日军很快向军渡、碛口等黄河渡口进军，有渡河西犯、进攻边区的企图。位于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部队早已做好准备。这支部队坚守于边区黄河西岸，与河东的八路军相互依援，肩负起巩固千里河防的重任。之后，八路军与国民党友军相互合作，数度击退日军西侵计划，使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始终未能跨越黄河。

    由于国民党正面部队已无力阻止日军，蒋介石虽然严令华北部队一兵一卒不得过黄河，但已遏制不住国民党部队溃退于黄河西岸和南岸。坚守在黄河北岸，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的战略方针。早在1937年11月，刘少奇、杨尚昆就提出：“我们目前一切工作布置，应以争取华北游击战的胜利，红军不致被逼退过黄河为出发点”，“如果红军被逼退过黄河，将使我党与红军在各方面感受极大困难，影响华北人民对游击战争的信心。”阎锡山在临汾失守后，避往黄河西岸。那么，八路军是留守河东，还是退至河西，成为中共中央必须立即明确的战略方向。毛泽东于1938年3月向朱德、彭德怀表示：“在目前阶段，在不被日军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的抗日运动。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朱德和彭德怀明确表示“此时我们决不能离开此地”。八路军坚持山西抗战，稳定了留守山西国民党部队的军心，也稳定了全国上下抗日的决心。之后，朱德、彭德怀东进太行，八路军成为山西敌后抗战的主力军。在黄河之东、之北，八路军凭借黄河天堑和山地高原，创建了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担任起保卫黄河、抵御日军西窜的艰巨责任。

    黄河沙区为中国共产党抗日力量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天然通道

    东流的黄河在郑州桃花峪进入平缓的下游阶段。由于黄河频繁改道，泥沙沉积，使得黄河中下游流域呈现出复杂的地形特征。

    平津失陷后，日军沿平汉路南犯，于1937年10月推进至漳河北岸，轰炸安阳县城，侵犯至河南境内。国民党部队于1938年2月17日炸毁新乡与郑州间黄河铁桥，退守黄河南岸，而黄河北岸则陆续被日军攻占。

    在日寇的残酷统治下，八路军和当地党组织、游击队逐步发展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这一区域号称“天下之中”，是连接太行、山东与华中，沟通南北交通的纽带。

    在这片根据地上，不得不提到“沙区”这一特殊的地理区域。沙区主要位于豫北地区，是在濮阳、内黄、清丰等县之间的长近百里，宽数十里的大片沙地。根据地很快发现沙区可以开辟为一条地下交通线，能够沟通太行与冀鲁豫、冀南、山东、苏北等抗日根据地。沙区内沙丘起伏，沟壑密布，可以阻碍依赖机械化的日军行动；沙区枣槐密集、荆棘丛生，荫蔽遮日，也使日军难以侦察；沙区为冀鲁豫交界地带，日伪指挥不相统一，无法到达，正可为我军利用。

    1941年5月，卫河东岸的内黄县井店一带设立了第一个沙区办事处。1942年夏，北路地下交通线形成。这条交通线在近一年时间内，护送党政军过往人员近千人。延安整风开始后，冀鲁豫、山东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大批党政军干部和青年学生，络绎不绝地由这条交通线前往太行，转送延安。同时，大量棉花、药品、煤油、弹药等重要物资，以及货币、书籍报刊、文件等重要物品，通过经商等隐蔽方式，经沙区交通线交换到各抗日根据地。

    由于过往人员日益频繁，北路交通线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日伪破坏，一度造成冀鲁豫至太行交通中断。1943年8月，沙区办事处又开辟了南路地下交通线。根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后，南路交通线护送过往党政军干部和青年学生达4000余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重要领导人。

    黄河沙区为中国共产党抗日力量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天然通道，但也遭受到日军的疯狂“清剿”。日军对沙区一带，进行反复“扫荡”，采取梳篱式“清剿”，实行“三光”政策，妄图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交通线，但始终未能得逞。

    充分挖掘黄泛区的战略价值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指派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南岸的郑州花园口。黄河水喷涌而出，漫过已被日军占领的豫东多县，一度冲毁日军物资，破坏津浦和陇海铁路线。但泛滥的黄河水，也带给黄河南岸的百姓无尽灾难，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导致44个县受淹，1250万人口受灾，4400平方公里土地饥荒连年。黄泛区遍布着河流、沼泽、密林、沙地和盐碱地，水系紊乱、风沙肆虐，水患、旱灾、蝗灾接连发生。

    面对如此复杂的水文和地质条件，日军不得不放弃原有的进攻计划。国民党军将兵力集中于郑州和豫西、豫南，借助黄河与日军隔岸对峙，但也远离黄泛区。

    然而，正是这片满目疮痍的黄泛区，在共产党人眼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正所谓“敌之所惧，我之所倚”。如果打开地图，我们就会发现黄泛区贯穿于华北和华中之间，可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新的抗战基地。它可以使坚守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在必要时刻向南转移，也可以在敌伪、国民党控制薄弱的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1938年9月30日，彭雪枫率领300人的队伍向豫东进军，与当地党组织、游击部队会合后，成立了新四军游击支队。10月24日，新四军游击支队跨过新黄河，在敌伪匪、会道门、国民党残部盘衡交错的黄泛区开启了抗战之路。到了1940年7月，这支部队已经发展为19500余人，创建了东到皖东北，西抵睢杞太、北依陇海路、南跨涡河直至淮上，辖10个县级政权，活动范围涉及50余县的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除了要应对军事斗争外，中国共产党还致力于解决黄泛区的民生问题。1942年至1943年间，河南发生了严重饥荒，日伪军和国民党部队以掠夺性的方式控制粮食，并试图削弱中国共产党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地方联防、地方组织，保护当地居民，形成互助小组，和农民建立了长远联系。

    苏北地区，水系发达，是黄泛区中相对富裕的区域，适合新四军休养生息与积聚力量。为了迅速解决苏北问题，经中共中央决定，从山西经冀鲁豫边的八路军115师黄克诚部，南下来到新兴集与彭雪枫部会合。黄克诚部又与从山东南进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一起，东进至盐阜地区，在白驹镇与新四军陈毅部会师，开辟了拥有4.2万平方公里，800多万人口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由此成立的新四军三师，部队由2万人发展为7万余人，日后成为解放战争的主力部队之一。

    中国共产党以坚毅不拔之精神，在条件恶劣的黄河下游区域建立根据地，充分挖掘黄泛区的战略价值，发展壮大了一支伟大的抗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