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北京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即使是1928年首都南迁、成为北平之后，依然吸引着大量欧美知识分子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他们为中华文明着迷，也同情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以笔为枪，为中国的正义事业发声，更难能可贵的是北平沦陷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进步学生、为抗日根据地运送医药物资，为古都北京留下了患难与共的动人故事，为世界和平事业谱写了正义必胜的壮丽诗篇。

    两位外国记者为中国抗战鼓与呼

    有两位外国记者，努力向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他们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和把新闻人生献给中国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斯诺1928年从美国来到中国，在华13年，北平是他工作、生活最久的地方。1933年初，斯诺携妻子海伦来到北平，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师。1935年夏，斯诺被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聘为投稿记者，便辞去燕大教职，从海淀搬到了北平城里。12月初，斯诺得知蒋介石同意宋哲元成立对日妥协的冀东政务委员会，立即告诉燕大学子，与他们商量游行请愿方案，并主动邀请外国记者一起报道。

    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斯诺夫妇和外国记者一起拍照、采访，记录下珍贵的历史场景。当晚，斯诺赶写长篇通讯《中国又一次五四运动》，向《太阳报》发送专电，成为独家新闻。此后，斯诺又连续写出《中国的贞德被捕了》等报道，在英美报刊头版以醒目标题刊出。在斯诺建议下，12月12日，燕大学子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介绍学生运动情况。通过中英文各大报纸的积极报道，一二·九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国内外，爱国游行席卷全国。

    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大肆搜捕抗日爱国人士，斯诺挺身而出，庇护被列入黑名单的人。他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为方便进步人士开展工作，斯诺甚至允许他们在家里安装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斯诺曾帮助一些抗日人士离开北平，其中就有邓颖超。1937年5月，邓颖超化名“李知凡太太”，在北平的西山疗养院治疗肺结核。北平沦陷后，为了安全离开，她辗转找到斯诺。斯诺毫不犹豫地答应，买了两张去天津的火车票。为应付沿途日军盘查，他让邓颖超化装成女佣，顺利通过层层检查。到达天津英租界后，斯诺将邓颖超托付给一位好友，请他将邓颖超带过封锁线。

    斯诺托付的好友，便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爱泼斯坦两岁时跟随父母移居中国，1920年定居天津。1933年，爱泼斯坦来到北平，成为斯诺主办的《民主》刊物的编委和撰稿人，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斯诺从陕北回北平后，爱泼斯坦最早看到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初稿及照片，对他此后的新闻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邓颖超来天津之前，爱泼斯坦已帮助30多名平津大学生逃出日占区。爱泼斯坦并不知道邓颖超的身份，仍然慨然应允，买了船票，将邓颖超送到了烟台。邓颖超下船后，辗转回到延安。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后来到上海、南京等地采访，还曾赴前线采访台儿庄战役。1944年夏，爱泼斯坦随中外记者西北采访团访问延安，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认为“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抗战后期，他曾在英、美两国，积极为中国抗战发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

    四位燕京大学老师竭力帮助中国抗战

    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学校，许多英美学者在这里任教。他们中有不少人冒险帮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如进步学生的良师益友夏仁德，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的赖朴吾，为中国共产党培养第一批无线电人才的林迈可和班威廉。

    夏仁德，原名冉道夫·塞勒，1923年从美国来到燕大执教。一二·九运动爆发时，夏仁德积极参与，还与雷洁琼等老师乘坐学校大卡车到西直门，给学生们送去食物。此后，燕大学生会的骨干黄华、陈翰伯等人，一时找不到秘密活动地点，夏仁德就把自家小院后门的钥匙给他们，让他们晚上来客厅开会。中共西郊区委书记蒋南翔把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两个支部的活动放到了夏仁德的客厅进行。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在这里给燕大和清华的几位党员连着上了两晚的党课。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在城内找不到开会的地方，也几次到这里集会。

    北平沦陷后，一些燕大学子想离开北平，投身抗战事业。在征得校长司徒雷登同意后，夏仁德资助这些学生走两条路线，一是绕道上海，进入大后方成都，参加工业合作社运动；二是穿过西山，直达平西抗日根据地，再到晋察冀或者延安。从1940年冬到1941年夏，他们送走了3批学生。1941年年底，夏仁德被日本宪兵逮捕，关进山东潍县日军集中营。直到1943年9月，美日交换战俘，他才回到美国。1945年夏仁德辗转到成都的燕大任教，抗战胜利后随燕大复校回北平。

    赖朴吾，原名拉尔夫·拉普伍德，1932年自英国来华，1936年执教于燕大数学系。受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邀请，1939年7月，赖朴吾在八路军护送下，跨越层层封锁线，到成都领导工业合作社运动。他不辞劳苦，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和精确的统计数据，客观公正地向世界反映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争取国际社会捐赠起到了积极作用。

    美日宣战后，燕大有些教师被捕，有些继续任教于迁到成都的燕大，英籍教师林迈可和班威廉则与根据地军民战斗在一起。1941年12月8日早晨，在日军闯进燕大校园前10分钟，林迈可带着妻子李效黎、燕大物理系主任班威廉及其夫人，踏上了去往根据地的惊险旅途。几经辗转，12月31日，林迈可、班威廉等人到达平西。不久，林迈可、班威廉受邀到平西通讯部电台组工作，1942年5月，两人被聘为晋察冀军区通讯部技术顾问，不仅冒险到前线为部队改装升级上百部电台，还在日军“扫荡”的战火中坚持为晋察冀军区培养无线电专业人才。1943年8月，班威廉夫妇由于健康原因离开晋察冀去了延安。林迈可一直坚持教学到学员全部结业。1944年5月，林迈可到达延安，成为八路军通讯部顾问，设计建造大功率发报机和高灵敏度定向天线，使新华社英文广播于当年9月1日顺利开播，让世界第一次听到了延安的声音。

    两位外国医生无私救助中国人民

    在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中，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知名度比较高。与北平抗战有关的两位外国医生，也逐渐被更多人关注，他们是法国医生贝熙叶和奥地利共产党员傅莱。

    贝熙叶，1913年来到中国，曾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医官、法国医院大夫，积极推动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筹建北京中法大学。七七事变后，贝熙叶目睹日军暴行，对中国人民非常同情。他代表法国驻北平领事馆医官，致函中国红十字会，表示愿意为红十字会服务，还在自家位于西山的贝家花园设立红十字救助站，收治往来的伤病员。

    1939年初，为了突破日军对医药物资的层层封锁，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黄浩登门拜访贝熙叶，希望贝熙叶帮忙往“山那边”运点药品。贝熙叶心领神会，爽快答应。此后，贝熙叶常常开着他的雪铁龙轿车出城，到达贝家花园后，药品通过地下交通员接力棒式的转运，被送到平西、晋察冀，乃至延安，挽救了许多抗战将士的生命。当白求恩拿到这些稀缺药品时，不禁赞叹：“真了不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严格管控汽油等军用物资，贝熙叶只得骑自行车运送。从城里到贝家花园，有三四十公里路程，60多岁的贝熙叶，就这样驮着药品，一次次艰难地骑行在崎岖的山路上。这条由贝熙叶开辟、用自行车为根据地运送药品的秘密通道，被誉为自行车“驼峰航线”。

    贝家花园是妙峰山秘密交通线的一个联络点，不仅运送了许多急需物资，还掩护了一批批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爱国青年以及地下工作者。林迈可、班威廉、傅莱等，就是从妙峰山这条线进入的根据地。

    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1937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为了逃脱“盖世太保”的追杀，1938年12月，傅莱前往无需签证的上海。他曾到天津寻找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才与黄浩在北平建立联系，开始为根据地源源不断地运送医药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保护国际友人安全撤退，在北平地下党安排下，傅莱经妙峰山于1942年1月抵达平西。不久，傅莱到晋察冀边区的白求恩卫生学校教书，为晋察冀培养医护人员。1944年，傅莱到达延安，在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他中西结合医治疟疾，成功试制粗制青霉素，为根据地医学作出突出贡献，极大缓解了八路军战士的用药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