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民革命军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身在江西的毛泽东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时刻牵挂着处在抗日最前线的东北抗日军民。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以“二苏大”主席的名义，起草了给杨靖宇等人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抗日义勇军电。在慰问电开头，毛泽东使用了“东北人民革命军、义勇军，亲爱的同胞们”的称呼，慰问电指出：“大会向你们英勇抗日的战士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大会对你们坚持进行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表示无限的同情。”杨靖宇尽管未能参加大会，仍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周保中说：“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听到消息的广大抗日军民群众，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拥护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2月5日宣言和坚决抗日救国、收复东北失地的主张，并深以靖宇同志及另一东北工人代表当选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为荣。”

    1933年9月25日起，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步步蚕食根据地。这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工农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9月，由于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被迫中断。从10月下旬起，中共东北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电台联系也中断了。

    自1932年以来，中共满洲省委即受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双重领导。1934年4月，由于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和书记先后被捕叛变，使满洲党、团省委遭到严重破坏。1934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直接领导东北工作。1935年以后，魏拯民多次派交通员带着联络信件、工作报告去苏联找党组织，可是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抗联部队官兵每天都面对强敌、饥饿，忍受严寒、病痛，但魏拯民和战士们无所畏惧。最让他感到痛苦和不安的是失去和党中央的联系，得不到党中央的指示。

    1935年初，中共满洲省委和上海中共中央局失去联系。4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临时通知》，要求各地党团组织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按照满洲省委《临时通知》的指示，王德泰率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自主的开展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坚持军队的政治工作，以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和钢铁意志转战东满、南满、吉东等地，创建游击区，不断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935年2月，周保中派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参谋长张建中赴上海，联系中共中央局。1936年4月10日，周保中致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派抗日联军第二军二师政委王润成赴苏联与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可是没能成功。

    为了和党中央取得联系，杨靖宇于1936年5月，在本溪县草河口山区的汤池沟，举行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做出了向西挺进、打通与党中央和红军联系的决定。7月8日，西征部队决定化整为零，分三路返回，第一次西征失利。

    1936年11月，杨靖宇率部来到桓仁县外三堡，召开会议，决定把第三师部队改编为骑兵，趁敌人不备，突向铁岭、法库一带，在冬季利用辽河封冻之际，冲到热河，进而找到党中央和红军。不料，12月下旬的辽河不但没有结冰，反而河水暴涨，水面增宽，奔流不止。第三师强渡辽河失败，于1937年春返回清原、兴京、西丰抗日游击区。第二次西征失败。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依然牵挂着东北抗日军民。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举行，受党中央委托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报告了东北抗日斗争的情况，对杨靖宇的贡献和能力做了高度评价。中央政治局组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25人七大准备委员会，杨靖宇被党中央指定为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1938年1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致东北抗日联军的致敬电。在致敬电开头，使用了“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靖宇”的称谓，称赞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41年10月26日至31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提议组建核心组织机构——名誉主席团，并提名了33位名誉主席团委员人选，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杨靖宇是与毛泽东、朱德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全体代表选举产生担任这一职务的。1941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公开公布了这一消息。此时，杨靖宇已经牺牲两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