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日，满洲省委发出《给东满特委与人民革命军及全体同志的信》，强调指出：“由于东满日帝奸细民生团的积极活动，省委认为反民生团奸细的斗争，是东满党目前工作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求“把反奸细的斗争看作执行党的总的任务的组成部分，进行有系统的顽强的日常群众的反奸细的斗争”。指示东满特委建立“肃反委员会”和“革命法庭”，以便“无情地镇压”一切“派争民生团”，“彻底改造人民革命军的一切工作”，“进行农民委员会和民众政府的改造”。

    指示信认为：“过去东满的主要干部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多数是混在党内的地主、富农、知识分子，甚至到今天人民革命军党团里的干部还以派争分子为主体。”

    1934年10月，共青团满洲省委巡视员钟子云来到东满。他年纪轻，缺乏革命斗争经验，仅凭听取汇报就臆断“民生团在党和革命队伍中有大量发展”。

    钟子云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越权要求东满“改组”各县委，认为民生团在“和龙县占十分之九，珲春县占十分之八，延吉县占十分之七，汪清县占十分之六。”要彻底肃清“民生团”。

    12月中旬，钟子云主持召开东满特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三年来的反民生团斗争”，认为“全东满逮捕的总数在五百之上”，“没得到可观的成绩”。“直到现在的三年过程中，民生团不但没有减少消灭，而且还有了不少的新的发展。”

    会议认为：“现在的民生团非常多”，“占据一切领导机关”，“青年义勇军大部分是民生团”。

    会议决定：“组织肃反委员会”，“人民革命军和地方专门进行这一工作，镇压民生团和反革命分子”。

    东满的肃反，一开始就采取“一律严刑拷打与枪决”的政策，只要口供、不容申辩，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谁不说假话，不承认自己是“民生团”，谁就被打成“顽固狡猾的民生团分子”，立即处决。

    为了取得口供，规定“下层民生团分子”表示“自服”就给出路，但必须交代“同伙”，否则不算“自服”。交代“同伙”，真正“自服”，会被开除党籍，驱逐出游击队，不会枪决。

    敌人从外部“讨伐”、离间我抗日军民，肃反斗争在内部进行逼供信，“结果到处弥漫了恐怖和动摇情绪，士气低落，群众不断脱离革命而下山。”

    东满肃反斗争出现的严重错误，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名义派到东北指导抗日工作的吴平的高度重视。吴平于2月10日给中共东满特委发出指示信，批评了对“民生团”敌情的过分估计，指出估计东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这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指示信进一步指出：“在游击区群众中和人民革命军中有少数民生团分子，但是基本群众是站在反日战线方面的。”因而“把犯了一些错误的一些党团员，不分青红皂白的一概作为民生团看待，这是极有害的思想”。同时还指出：“一定要重事实，反对轻信口供。”

    1935年2月27日，魏拯民主持召开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尽可能地不用严刑拷打的方法”，开始纠正肃反斗争中的逼供信问题。
由于党政军及群团的大批干部与骨干相继在“反民生团斗争”中因为有嫌疑而遭到处决，1930年中共东满特委建立以来原有的县、区两级干部，基本上都被杀害。

    延吉、和龙两县原有近百名县、区两级干部。1935年3月，党政及群团转移到安图县车厂子根据地时，只剩下两名区级干部，而其中的一人又在车厂子被当做“民生团”分子杀害。

    由于肃反斗争中许多领导干部和党团员被杀，造成党组织无人可用的危险，“不能把原有的各地党组织恢复建立起来，甚至出现地方党组织陷入停绝不能继续的状态、无党的状态”。1933年12月，延吉、珲春、汪清三县中共党员，由1299名减少到181名，减少百分之86.1；三县团员，由1165名减少到202名，减少百分之82. 7。

    珲春县在1933年下半年的6次“肃反”中，杀害160余人，绝大多数是指挥员和老战士。在反“讨伐”战斗中，由于缺乏有经验的指挥员和老兵，与敌死打硬拼，两个月内牺牲了700余名战士。到1933年末，根据地群众由5000余人锐减到1000余人。1934年，由于“肃反”和敌人的“讨伐”，游击区群众又从1000余人减少到300余人。

    1934年，部队改组，团长、副团长、参谋长都由原“山林队”官兵来担任，政治及军事素质都有下降。在此情况下，珲春县委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游击根据地，向汪清县金仓游击区转移。

    1981年10月22日，回顾东满特委的肃反斗争扩大化，钟子云沉痛地说：“他们都是党的好干部，是意志坚强的共产党员，打仗非常勇敢。”

    面对反“民生团”斗争扩大化，王德泰是困惑的，1932年7月14日，“民生团”已经被迫宣告解散，为什么我们内部还有这么多的“民生团”分子呢？

    王德泰服从和执行了东满特委肃反委员会的决定，但是觉得严刑拷打、动辄处决的做法可能造成冤案，重口供而不能提供有利证据，是对审查工作的不负责任。面对肃反斗争的逼供信，他对一些错误的做法进行了抵制。

    1934年11月，第一团五连连长崔贤因从瓦解伪军策略出发，没有主动攻打一个与其有联系的伪自卫团，而被怀疑为民生团分子，撤销连长职务，没收手枪，并派人押送到师部。王德泰当场撕毁这份报告书，十分气愤地说：“对崔贤这样坚定的同志，都随便定性为民生团，那么我们的队伍里还有几名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