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荒崴会议结束后，魏拯民立即动身前往绥芬大甸子（今汪清县罗子沟镇）。他急着和救国军首领吴义成、柴世荣、史忠恒和李三侠等进行交流，调查清楚人民革命军和救国军余部联合作战的真实状况，商讨成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确定指挥部总指挥人选。

    由于错误的执行收缴山林队枪支的三个条件，导致义勇军“明山好”部联合几支义勇军部队，要和独立师第一团火拼，这使魏拯民对统一战线工作格外重视。联合抗日，贵在信任，上下同欲者胜。要联合抗日，急迫的任务是重新建立互信协作的同盟关系，让各个反日部队聚集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真心实意的做朋友、做兄弟。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为了不辱使命，魏拯民让王润成和他一道前往。做为新当选的特委委员、第四团政委，王润成是独立师将领中有名的统战工作专家。王润成在王德林的救国军里工作过，后来又做过东满特委驻大甸子办事处主任，负责同救国军的联络工作，和吴义成、柴世荣、史忠恒、李三侠等救国军将领都有很深的友情。

    魏拯民赶到绥芬大甸子，顾不上休息，由王润成领路，直接去拜访吴义成。俩人走进吴义成指挥部的院子，一位瘦削精干的中年人迎了出来。中年人见到王润成十分高兴，笑呵呵和王润成紧紧握手，开口道：“王大脑袋哎，无事不登三宝殿，不会是到这儿命令我交枪的吧？”

    王润成笑呵呵的回答道：“我王大脑袋嘴馋你是知道的，这不是惦着吃你做的鲶鱼炖茄子嘛。”

    “好你个王大脑袋，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你这是调着方的咒我死呀。”

    王润成这时点点头，神情严肃起来，指着身边的魏拯民介绍道：“吴兄啊，此次前来有大事相商，这是我们新来的魏拯民书记，刚刚落脚，就奔你来了，真心实意想和你交个朋友。”

    魏拯民忙上前一步，主动和吴义成握手，语气恭敬地打招呼：“吴司令好，幸会，久闻吴司令大名。”吴义成哈哈大笑道：“魏书记客气，老吴就是个粗人，做小买卖的。今日得见魏书记，器宇轩昂，英气逼人，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老吴佩服佩服。”

    魏拯民一路上和王润成仔细了解了吴义成的情况。吴义成原是东北陆军第二十七旅六七七团三营营长王德林的下属，曾任连长，后解甲归田，在敦化县城开饭店谋生。王德林营长原是为俄国人修筑铁路的劳工，不堪欺压，揭竿而起，带领弟兄们起兵反俄。1917年，时任吉林督军孟恩远招抚王德林，任命为吉林省防军第一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并将他的原名王林改为王德林。第三营几次改编，都是第三营，军中称王德林部为“老三营”。

    1931年12月7日，因日本敦图铁路测量队武装闯入老三营在明月沟瓮声砬子上的炮台，执勤班长史忠恒下令开枪，当即打死两名日本技术员。这一事件成为王德林毅然举旗抗日的导火索，史称“瓮声砬子事件”。1932年2月8日，王德林在延吉县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镇）以“挽救危亡 收复东北”为宗旨，宣告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吴义成再度从军，任救国军前敌司令部司令。

    吴义成能打仗，讲义气，对王德林忠心耿耿，率部取得了“墙缝”伏击战、镜泊湖连环战的胜利。他虽然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但有爱国之心、救国之志。谁真心打击日寇，他就愿意和谁联合作战，对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的战斗能力和战斗意志十分钦佩。

    会谈是诚恳而热烈的。魏拯民表示对“山林队收缴枪支的三个条件”是错误的，对不住朋友，现已纠正。今后，人民革命军和救国军更要同心协力联合作战，拧成一股绳，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吴义成表示自从王德林总司令退入苏联之后，救国军余部大多和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联合抗日，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战果，联合越打越强，闹矛盾越闹越乱，各路英豪其实都盼着联合起来，抱团取暖。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我吴傻子都明白这个理儿，那些比猴子少身毛的大当家的更明白这个理儿。

    当天晚上，吴义成亲自下厨款待魏拯民。他做了几道拿手菜，又拿出了苏联出产的虎骨酒，嚷嚷一醉方休，喝醉了啥都忘了，明天早起只记着哥们感情。为了表达诚意，魏拯民不顾患有严重的胃病，开戒喝了几杯。王润成替魏拯民挡酒，和吴义成斗酒，喝得酩酊大醉，和吴义成一起醉倒在大炕上呼呼酣睡。

    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和救国军冰释前嫌，带动了各反日山林队、义勇军各部和人民革命军的团结，联合抗日再度深入人心，重新形成了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局面。

    在局势稳定后，魏拯民开始纠正反“民生团”斗争中出现的错误做法，使东满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革命军的将领逐渐认识到“肃反扩大化”的危害性。到1935年6月，反“民生团”斗争已基本停了下来。1935年5月末，特委书记魏拯民去苏联，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全面汇报了东满的情况，听取代表团对东满工作的指示。魏拯民返回东满后，于1936年3月上旬召开了东满党组织和第二军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纠正反“民生团”中的错误的指示，决定解除对查无实据的“民生团”人员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