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日，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伪“满洲帝国”政府设立伪间岛省，省府设在伪“间岛市”（今延吉市），伪间岛省省长为蔡润生，管辖延吉、汪清、珲春、和龙以及原属奉天省的安图等5个县。12月3日，伪满洲国政府发布“集团部落”建设公告，在东北抗日游击区域全面推行法西斯“集团部落”政策，实行“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

    敌人采取重兵“围剿”，修筑堡垒和大量修建“集团部落”，使游击区的人民革命军和拥护抗日的人民群众被迫割裂开来，使人民革命军逐渐丧失了依靠群众进行斗争的优势，军需供给主要依靠作战缴获，陷入了战事频仍、缺粮少弹的困境。

    在党的领导下，英雄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在困境中主动出击，寻机歼敌，多次取得胜利。据统计，仅独立师第一团1934年末至1935年3月，5个月间记载的战斗就有40余次。1934年11月4日，第一团80余人在京图铁路苇子沟站拐弯处北段，袭击了京（长春）图（图们）货运列车和当地伪警察署。12月14日，第一团190余人袭击明月沟南柳树河子（今安图石门南柳村），烧毁了伪自卫团驻所。

    王德泰面对肃反斗争扩大化带来的危险，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为了保存实力，粉碎日寇的冬季大“讨伐”，立即向各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团注意转移驻地，变更活动方式，有效打击敌人，严防敌人突袭。独立师各部相继撤离王隅沟、八道沟、三道湾、渔浪村、小汪清、大荒沟等根据地，先后转移到安图县车厂子、汪清县腰营沟、大甸子、金仓等地，开辟新的游击区。王德泰采取的应对措施，避免了东满党和军队遭到更大的损失。为指挥全局，王德泰率独立师师部由延吉县三道湾秘密转移到汪清县大荒崴。

    东满党和军队出现的严重状况，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的高度重视，于1934年末，决定指派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即赴东满了解情况，整顿党团组织，妥善处理暴露出的各种矛盾和问题。1934年12月，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亲自找魏拯民谈话，派他作为省委全权代表去东满巡视工作，处理反“民生团”事件。

    1935年2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以党团省委名义向东满党团特委发出指示信，针对东满地区今后如何贯彻反日统一战线政策，如何进一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以及反“民生团”的斗争方针等作了具体部署。

    第一，关于反日统一战线问题。指示信强调了坚持反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批评了东满地区在反日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错误。明确指出：东北两年来的反日救国斗争证明，党领导人民军队“以联合军、同盟军或联合指挥部的形式”，与各抗日救国军、义勇军结成反日统一战线“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只有与救国军、义勇军“结成上层的统一战线”，“才能团结更多的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在自己的周围，才能顺利击破日帝残酷的‘讨伐’，才能迅速地扩大反日游击战争，才能把自己形成全东北反日游击战争中的中心领导者和组织者”。

    指示信批评东满实行收缴山林队枪支的三个条件“是极有害的，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应当立即纠正。”

    第二，关于人民革命军的建设问题。指示信要求：要“把人民革命军造成东满一带反日救国游击战争中的中心领导者和组织者。”为此，要加强人民革命军的自身建设，建立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机关，动员最好的党、团员参加人民革命军，不断扩大人民革命军部队的数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巩固与加强人民革命军。“人民革命军应当站在主动的地位积极号召一切救国军、山林队”，“结成广泛的具体的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其形式可以采取共同指挥部的形式。”

    第三、关于游击战争发展方向和根据地问题。指示信指出：人民革命军应当“扩大游击活动范围”，“避免固守缺乏给养和群众的山沟”，这是冲破日军包围“讨伐”的有力措施之一。满洲省委同意二军独立师提出“一部分到安图，一部分到大甸子，一部分在游击区附近活动”的行动计划。

    指示信提出：目前的策略是“不放弃原有的反日游击区，在游击区周围发展广大游击战争”。今后游击运动的方向应该是：第一，向安图、额穆发展，实现与该地反日队伍及东边道反日队伍的联合；第二，向宁安、东宁发展，与该地反日队伍打通联络。

    指示信还指出：“必须将游击区内的反日会或农民委员会健全起来，使它成为民众实际的政权机关。”

    12月中旬，魏拯民离开哈尔滨前往延边。他首先来到宁安游击区，见到了中共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来的巡视员吴平，同他交换了对东满特委开展反“民生团”扩大化一些问题的看法，取得了一致意见。